“80后”成长小说的得与失

“８０后”成长小说的得与失
“80后”的成长小说以它特有的风姿闯进当代文坛，引发褒贬不一的反响。

从我国成长小说的创作实践来看，“80后”的成长写作与其它成长小说确有不同之处。

首先，以往的成长小说大多用成人视角来回忆或者看取一个人的成长历史，“80后”的成长小说是成长者写正在成长中的人物和故事。

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过去时写作，那么“80后”的写作则是一种现在进行时写作。

过去时写作使得小说人物的主导性格的形成、成长方向的演进和小说的叙述轨迹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行进。

现在进行时写作则更多带有及时感发的意味，对人物未来的发展路径未必有清楚明晰的先见之明，对过去发生的人和事除了抒发真诚的怀旧和自省外，
很少有方向感的规约，因而整个写作多是呈现状态的直观，具有很强的情景化色彩和生命现场感。

这也决定了“80后”成长小说自己独特的叙事语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引导类型上的伙伴情谊。

作为中国前所未有的独生一代，又生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语境之中，他们既不可能按照传统的方式被引导成长（像十七年小说中普遍存在精神父亲），又不能获得足够的力量自我引导（像新生代从西方现代物质和思想获得力量来激活自我引导），他们只能凭依同龄人的伙伴情意在彼此安慰彼此同情中摸索。

对此，我们不妨称为同伴引导型。

在“80后”写手笔下，小说主人公普遍没有了长辈和兄长角色，或者说大人角色很是模糊，代之以小姐妹和同伴。

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以主人公林岚为圆心，建构了一个兄弟姐妹的团体――文婧、白
松、顾小北、微微、火柴和陆叙；张悦然的《逃之夭夭》中的小沐和杜宛宛是一对心灵天然相通的姐妹；小俏和可可形影不离（周嘉宁的《夏天在倒塌》），小午是“我”最忠实的听话者（张悦然《这些，那些》）；王海燕和吉吉是同桌好友（许佳《我爱阳光》）“我”和老枪则是“死党”（韩寒《像少年啦飞驰》）。

他们有心事、遇到烦恼、发泄不快、解决麻烦、谋划行动，总是彼此交流，想点子，出主意。

他们可以为对方做任何一切。

他们爱过、怨过，却不曾恨过，彼此有过失、有误解，但更多的是宽容和谅解。

维持这份弥足珍贵的人际关系的纽带不是传统的泛道德主义，也不是利益与利益的交换，也没有正义和理性之类的准则，而是靠感觉，靠情绪，甚至是靠对对方的崇拜来支撑。

同伴引导类型的精神肌理在于一种特殊的“单向情感消费”。

所谓“单向情感消费”是避免人与人之间平
等、双向的交流的单面感情支出方式。

之所以说是消费，是因为行为者做这些事情都是付出，是通过付出来获得内心的满足，而不是通过交流来获得满足。

在他们眼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为自己做，而不是在为别人做，自己内心深处的快乐与安详才是最有价值的。

怎样认识这种单向情感消费的同伴情谊呢？我以为可以从这代人的成长背景来理解。

一是独生一代的情绪诉求。

其二是青少年正处在高中或大学求学阶段，过着和同伴们交往甚密的集体生活。

而这段时期又是他们的情感渴求期，是急切需要朋友或伙伴的年龄阶段。

和朋友在一起不仅是长大独立的表现，也是克服孤独感、找到归属感的需要。

主人公的“半成人”形象。

作为这种过渡性的人格状态是模糊的、不确定和难以名状的，也是尴尬的。

对于追求明晰和确定性的思维传统而言，这自然是不
好的，这就决定了作为“半成人”的尴尬。

但是，对于个人生命史而言，这种必然阶段有其合理性，几乎没有谁能从儿童一夜之间变成大人。

再者，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讲，这种过渡性在艺术人格场中留下巨大的空间，未定型人物身上的审美张力似乎更有艺术吸引力。

总体来说，这种过渡性是具有粘连性的，即它一头连着人的儿童性，另一头通往了人的成人性。

这样粘连状态就势必使得人格具有某种分裂性的特征。

具体而言，这种分裂性至少有如下三种表现：独立/依赖；坚强/脆弱；狂欢/孤独。

从小说来看，“80后”一代的成长，在现实上要比他们的前辈和兄长艰难得多。

首先，家长们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小皇帝来宠，给他们做了和外界绝缘的蚕茧，让他们永远在自己的怀抱中依赖自己。

其次，按福柯的说法，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重地，更是意识形态
规训的纪律环境。

学校作为一种纪律环境和“80后”的个体成长建立一种驯顺/功利的关系。

它对受教育者的人体和心灵的各种因素、姿态和行为进行理想的编排――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通过相应的技术，使得受教育者不仅在“做什么”，而且在“怎么做”上都符合它的愿望。

其三，消费主义则利用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迎合、加速了时代的欲望化和物质化，“80后”的成长在消费主义环境中，对金钱的热爱坦诚且自然。

有意味的是，“80后”作家们的作品有不少畅销书。

典型的例子就曾是郭敬明《幻城》的从出版到发行，甚至连作者本人的形象设计也是市场化的，有学者指出郭敬明本人在媒体和市场面前的卡通化形象。

“80后”近乎本能的自便性写作无意中冲击了当代成长小说的一些艺术陈规，一定程度上贡献了艺术新质。

但是，毋庸讳言，它仍是一种远未成熟的成长中
的小说。

这种不成熟不仅表现在艺术形式的不稳定性（小说内部缺乏有机性，不同艺术类型、艺术形式和元素未经转化的杂乱拼贴和生硬模仿），更重要的是艺术形式、叙述对象和表现内容之间失衡严重，缺乏整一性，即通常被称为形式层面的格律、结构和情调等和内容层面的主题和题材等未能协调好，以致于作为成长小说叙事语法的那些衡定因素、主要手法或核心场面（比如考验的情节、成长仪式和对主体性生成等）并不利于指向其服务于人的成长及其文化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上意义的呈现和探求，而这恰恰是成长小说在文学系统中的功用和意义所在。

“80后”果若能对此驻足反思，既遵守写作规范，又敢于突破艺术成规，那“80后”的成长小说将是新世纪文艺的重要生长点和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