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思想对古代法律思想的影响

　试论儒家思想对古代法律思想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儒家思想　德治　法治
论文摘要：在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道德在归置人们行为的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道德对于法律的影响，在历史上也颇具渊源。特别是在经历了“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权体制的影响下，法律的文明化程度加强，儒家思想逐渐渗入法律的制定当中。在经历了儒法之争后，随着封建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中国封建法律受儒家文化影响日益深远，传统道德对于法制的规范越来越深入人心。

纵观历史，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也是封建法律逐步儒家化的过程。在奴隶社会期间，为了使人们的行为得到统一的规制，由此制定了统一的司法机构与惩处的刑罚，其中大部分的刑罚过于残酷，以破坏人的身体为主要手段，使人心生恐惧而不敢以身试法。但是社会的安定不光是依赖一系列的刑罚，史实得出夏商两代均是以自身的暴政灭亡。在暴政基础上的法律，并没有真正的帮助统治者作为良好统治的工具，反而成为了“恶法”的象征。
1 西周与汉朝时期的儒家思想在法律中的运用
在前朝的教训之下，西周的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将道德的理念提到了统治的过程中，在刑事原则上第一次提出了“矜老恤幼”“罪疑从赦”等宽松的刑事制度。从统治者的角度，以道德的准则制定法律，使百姓从内心感受到这种仁德，希望他们心存感恩，规行矩步。儒法之争时，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在理论上各占有自己的理论，儒家思想强调发挥人的作用，也看到了法对国家统治的有效性，提出了“任法”和“任人”的结合。在运用法律的过程中，儒法之争只是形式上的分歧，工具层面上的论争，根本目的是完全相同的，可谓是殊途同归。正因为如此，儒家思想的运用在春秋战国之后有了更大的提升。汉代开始，儒家思想就慢慢的开始向封建法制化开始渗透，就制度层面开始，虽然汉承袭秦朝的体制，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这么说，秦朝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提示着法家的重刑思想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人们在情感上与道德上的归置，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先由精神层面开始，而不是光从条例上进行。百姓祈求休养生息，而这与孔子所提倡的“仁”“礼”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重视仁与礼的培养，并不意味着否定法律的的作用，而是在冰冷的法制体系中加入更人性化的因素，仁德治国，赏罚分明，明其政伐，这种“放伐”思想以及“民贵君轻”的提出，不仅是对法家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迎头抨击，更是对儒

家忠君思想的重大修正，使儒家思想更加灵活的运用到法律制定的过程中去。
汉朝时期，儒家思想和法律的结合运用已经非常广泛，著名的思想家贾谊将这种礼法结合的思想制度，具体贯彻到实际的政治中去，礼法并重的思想开始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在实际的立法中有所体现。西汉时期最著名的儒学家，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全面论争了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创造了与先秦儒学不同的新儒学。在“五伦”关系上提出了后来作为封建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原则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为后来的封建法律的制定打下了一个总的基础。因为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作为基础，在汉初时，汉高祖刘邦为争取民心而设定了“约法三章”，目的就是为了废除秦代苛刻的严刑，将儒法的思想贯穿于汉初的立法之中。在汉文帝和景帝时期，肉刑的减少体现了刑罚制度的进步，也体现了儒家学说的仁德。到汉武帝时期，在贤良之中就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西汉后期，法律无大更张，统治者唯求宽平而已。
东汉之后，儒学日益成为了法制的指导思想。这一点是汉朝法律的重大发展，将阴阳学、儒家的学说以及商周以来的“君权神授”说糅合在一起的“天人感应”理论，作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的基础。以“阴阳说”论证的三纲作为立法原则，德主刑辅的感念进一步的加深。
而在行刑方面，秋冬行刑的法律规范在汉代已经是非常严格的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汉代最为著名的“春秋决狱”制度。所谓的春秋决狱，是指在汉朝中期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开始以儒家经典《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作为判案根据的司法活动。可以看出，儒学对于法律的影响在汉代的发展是非常巨大的。就拿春秋决狱这个点来说好了，其一春秋决狱所宣扬的“罪只其身”、“以功覆过”原则，利于缓和社会的矛盾，稳定统治秩序。其二“论心定罪”，从中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文意深奥的经书，一边更好的为统治者服务，同时对法制的不完备也是一种弥补。
魏晋南北朝的法律，是法学儒家化的渐进过程，在规范法律设立之后，法律内容的设置上也更注重人性化的设计，个人觉得在留养制度下的“存留养亲”更注重了人在法律中的地位，是中国法律的家族化和伦常化具体体现。这一内容也一直在我国古代法律中存续。
2 儒家思想对法律进程的深层次影响
自西汉中期开始的法律儒家化进程，经魏晋的发展至北魏，北齐，在内容上基本完成。正统儒家思想作为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也长期得到历朝统治者的认可

。就在隋初，统治者以恢复中原汉文化为己任。建国之初便确立了儒学在立法和司法中的指导地位。宽法轻刑的指导思想在隋唐有着进一步的发展。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隋朝的动荡之后，严密的法网使民众动辄犯禁，以至于手足无措；严酷的刑罚更使积怨加深，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自汉代统治者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规范社会的基本方针以来，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并成为人们用以评价君主与政府的基本准则。所以在唐代提出了一个更加严密的概念，那就是“慎罚”，确立了“明德慎罚”的理念，其中太宗提出了“以宽严治天下，而于刑法尤甚”使整个儒学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仁义治理国家的情况下，统治者仍然追求轻缓的刑罚政策，就其慎罚的指导思想而言，首推的是战国时期形成的孔孟“德治”“仁治”的儒家思想，以及经西汉董仲舒修正后的正统儒学。但是在唐代的法律发展中，道家的思想在法律确定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太宗多次强调，法律重在公平，法条应该简单，执法需一体对待。这些都归功于新加入的“无为之道”之理。正因为这样，唐代法律经历了一个趋于完备的过程，律学的进步为中华法系的发展贡献了不小的力量。
到了明朝时期，明太祖虽然推行重典治国，但是礼制的儒家思想仍然对明朝确定法律制度起来很大的作用，为了保证明王朝的长治久安，需要进一步推行“礼法并用”的指导思想，而有一点更为新颖的是，明太祖将立法工作和法制宣传工作放在同样的位置上，将预防犯罪与惩治犯罪相结合，这在稳定明朝社会秩序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对后世的治理有着很大的启示。
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清朝的封建法制达到了中国法制的完备形态，虽然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在“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上，形成了一套适宜当时环境的立法思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它秉承了儒家正统的法律思想。因为自西汉以来，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官学，清朝统治者将“正人心，厚学风”作为法律的终极目的，把“禁奸止暴，安全良善”作为立法的直接目的，根据“稽往宪，合适宜”的思想来创立和完善清朝的法律制度。
3 结论
经过几代的变更，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日渐走上正轨，各朝各代在司法立法的制度上都有所变化与创新，对于民事经济不断作出调整。也正因为有了正统思想的指导，法律更规范化，更具新颖性。儒家指导思想融合了道家、法家的理论知识，推动中国传统法律的

制定过程更加完备与生动，使大中华法系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也成为其他邻国相继学习的对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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