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梁启超“人学”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精选资料

新论梁启超“人学”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七十年，在列强的侵略中，晚清先进的知识分子与有识之士以启蒙救亡为核心，先后发起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三次图强变革的运动，但都未能如愿，尽管这时的“中国作为应付西方殖民挑战而被迫实现现代化的民族，中国在工业文明的意义上，属于‘被现代化的国家’”，[4]356但从洋务运动“学器”，到戊戌维新“学政”，再到清末新政“革政”，都以向列强学习为手段，探索国家的现代化，寻求“以夷制夷”的成功之道，此时，由于其核心“国民”没有实现“现代化”，致使三次探索都未获成功。一次次的失败，激励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新的思考，梁启超首先把启蒙的视向转向了“新民”路向的探求，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1]655从而使之成为中国近、现代呼吁“人”的启蒙的重要人物。

一、梁启超时代“人学”启蒙之音

“人学”之声，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在晚清时代，事实上曾被许多有识之士所关注：甲午一役，中国军事失利，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就上书陈事，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在人不在器”；[3]274而晚清的思想家冯桂芬则指出大中华不若外夷之因：“屈于四国（俄、美、法、英）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

如也。……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3]887但在致力于军事强国的晚清，这些微弱的“人”的启蒙之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晚清思想的变化与变革呼声的高涨，“人的启蒙”与“新民”思想开始在梁启超的意识里孕育演变

成一种重要的理念，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1900年）一文中直接关注“人的问题”，他说：“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1]412认为不识不知中国之积弱、不思救国之人为无脑筋，无血性之人，由此寓含了他对当下社会中麻木不仁的“国民性”的批判，开启了他的“启蒙人学”之声。检索中国近、现代“人的启蒙”之路，从梁启超阶段启蒙“嗤嗤酣睡者”，[1]298到鲁迅时代启蒙“铁屋子”里酣睡之人，国民事实上还在延续两千多年的“奴隶梦”，即只知朝廷不知有国，只知有皇帝不知有国，更不知有屈辱、有国耻，不知变革。正如曾国藩所说：“今日之中国，遂成一不痛不痒之世界”。泰西之人也说中国人“彼人无爱国之性质”。[1]270缺乏爱国之心使得中国人思想难以振作，精神无所归依，“国”与“民”无法链接，以致国将不国，几于灭亡。面对国家之危难，梁启超把救国的原动力确认为“国民”，他指出：“不信之人而信之己，国民自信其兴则国兴，国民自信其亡则国亡”。[1]713将“国”与“民”对应起来，确立了“保民救亡”的启蒙基调，启迪国民的信心与信念，鼓励国民树立中国不亡、中国自兴的精神，在中国内忧外

患日益加剧，国将不国的历史关头，梁启超基于国家意识特别关注“民智”、“民性”问题，以民族救亡为人生大义，启动了其在晚清时代最为人侧目的“人的启蒙”的大幕。

二、梁启超对新“人学”思想的把脉

“梁启超是在传统崩溃，新学未立的关头，试图重建中国人的价值体系，解决人生困惑和信仰危机”之人。[2]6他通过对时代的把脉，首先提出“新的国家观”，其次指出爱国心的重要性，他说：“夫爱国心，国家之成立维持所最必要者也”，[1]1615他把爱国心作为立国之本，为时代树起了新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的旗帜，从国家观念和国民的爱国精神开启了他的“人的启蒙”之路。晚清，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直至清末新政，朝廷利用“社会动员”探索着改革富强之路，?但始终没能凝聚起国民之力量，其失败的深层原因是国民缺乏国家意识与国家概念，其思想中存在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一己不知有国家的昏庸理念，其“奴性”精神与被支配的奴隶思想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戊戌之后，梁启超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与反思，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以‘新民说’为中心，他对中国的历史、国民性、社会现实提出了丰富的真知灼见。”[2]3他流亡日本期间，开始创办《新民丛报》，在该报上发文对国人以及国民性进行深入剖析，他以清醒的思想总结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思想麻木，无爱国心，无国家意识，无公益心，不团结，没有责任心，没有权利思想，没有义务思想，封闭落后，自私自利

等等。在《德育鉴?辩术第一》中，梁启超提出：“吾辈今日之最急者，宜莫如爱国。顾所贵乎有爱国之士者，惟其真爱国而已。”[1]1489他把爱国心确定为开启民智之“最急者”，这是对时代的准确把脉。同时也确定了自己“人的启蒙”的路线，他认为，要团结全民族，要拯救国家，首先要启蒙国民重新认识“国家”的意义，他说：“故吾以为苟自知其为国，则未有不爱国者”，[1]270由“知国”开启了其爱国教育。在《社会主义论序》中，梁启超指出：“国家者，人类最高之社会也”，[1]1702又说：“国也者，积民而成也”，[1]273他详细论述了国家由人民构成的新概念，并以新的国家观念针刺国民麻木的神经，刺其腹心，揭其痛痒，启蒙国民。“腹心者何？我四万万同胞之爱国心团结之力是也，有之则生，无之则死。生死之间，系兹一发”，[1]298他的启蒙从“心”改造国民，改造国民的爱国精神，增强国民的爱国心，明确指出：“人苟以国为他人之国，则爱之之心必减，虽欲强饰而不能，人苟以国为吾国，则爱之之心必生，虽欲强制而亦不能也”。[1]272这样，他以爱国心为纽带，启蒙“嗤嗤酣睡者”，唤起真爱国者团结起来保民救亡，对于鼓舞民气，凝聚民力，拯救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启蒙意义。

梁启超为国民树立了新的国家思想，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启蒙国民真正改变旧有的国家观念进而建立新的国家意识很难，他说：“所最难变者，则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之一弊，深中於人心也”。[1]666这里，梁启超首先要改变的是国民对于国家

的无知，不知国家是国民所共有的麻木思想，启蒙民众认识到“国”与“己”的关系，他说：“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1]410梁启超进一步明确爱国的具体内容，即国家包括土地，包括人民，包括国民对于国家的所有权等，这是对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以一家一姓之私产占有国家，占有人民，剥夺人民权利的巨大冲击。他这种新的国家观念和权利思想，把爱国精神从思想层面推向权利层面，并以此激励国民公益心，激发国民的爱国心，激起国民救国的信心，启蒙国民把救国与争取权利结合起来。这种启蒙思想，不仅是反封建专制的，也是反殖民侵略的，是国民得以自由独立，国家得以自由独立的时代新思想。

三、梁启超“人学”思想中的爱国启蒙

梁启超说中国人“爱国心之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1]413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一盘散沙的深层原因，他诊断了民病所在，为时代中国开出了救国“药方”，他说：“今日欲改造我国家，终不得不于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养”，[1]974

他明确指出了以培养“新国民”来改造国家，只有具有时代新思想，新人格的国民才能改造国家，这种“民”和“国家”的关系是前所未有的，是全新的人民观，这种“新民”具有不同于奴隶的新道德：具有了合群之德，自由之德，独立之德，爱国之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