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本对比看翻译标准动态性论文

从译本对比看翻译标准的动态性摘要：本文通过对同一原著不同译本的比较，分析了产生差异的各种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忠实、通顺”这一翻译标准进行了反思，得出“忠实、通顺”分为不同层次，只要不是过分，各种层次的“忠实、通顺”都有其价值的结论。评定译文优劣，除语言层面外，还要考虑其他各种非语言因素。

关键词：译本翻译标准动态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严肃的译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译文忠实、通顺。按理说，一部文学作品，在态度认真、汉外水平都合格的译家笔下，其译文应该不会相差太大。但比较同一原著的各译本，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这似乎不合常理。如何准确、公正地评论这些译作就成为一个难题。本文探讨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何看待“忠实、通顺”这一标准，希望以此加深对这一翻译标准的认识，以便更为准确、公正地评价译作。

一不同的理解

巴赫金认为，任何话语都只能发生在同他人话语的交往中，离开这种交往对话关系，任何话语无由产生也无由存在。翻译是译者与原作的对话，这一对话必然涉及译者这一特殊读者的人生阅历、知识结构、价值观、思维方式，乃至译书时的心境。由于这些因素因人而异，对于同一原作，就可能出现不同的理解，产生不同的译文。上述因素相差越大，其译文差异也就越大。接受美学也认为，

一部好的作品并非把所有信息都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是存在许多空白，而这些空白要靠读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填充，这样作品便在读者的理解中丰富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

如泰戈尔的stray birds有周策纵译本和郑振铎译本，两位译者将其分别译为《失群的鸟》和《迷途的鸟》。周策纵之所以用“失群”，是由于翻译该书时他处于丧父的悲哀中，读到stray birds 后，心情得到沉重的共鸣，译文自然选用了能够表达这种心境的“失群”。心境的影响在该书第六首诗翻译中也可看出：i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 miss the sun,you also miss the stars。周译为：如果你怀念太阳时便流泪，你也就怀念星星。郑译为：如果错过了太阳时你流了泪，那么你也要错过了群星。miss在两位译者笔下，分别成为完全不同的“怀念”和“错过”。朱肖晶认为，这是由于二人翻译目的不同所致。郑氏的目的是介绍此诗，周氏则是感情宣泄，译文中的某些差异正是由于这种接受目的的不同而产生。本文认为，译者翻译时候的心境也起着重要作用，看到miss，周策纵自然联想到去世的父亲，因此将其理解为“怀念”；郑振铎翻译该诗时心情愉悦，联想到的则是泰戈尔诗歌中的人生哲理，从而选用了带有哲理意味的“错过”。

意识形态是导致差异的另一因素。译者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之中，因此，不同的译者必然会受到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王洪涛指出，李霁野译本中出现大量的政治语

言，如“劳动人民、阶级”等，其原因是他“早在青少年时期便追求进步思想，赞成新文化，倾向共产主义思潮，后来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更是积极投入到文学革命和政治活动中，成为左联（北平左联）最早的成员之一。因此，作为左联成员，作为一个广泛参与革命斗争的进步文学翻译家，李在其译本中纳入政治语言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潜意识所致，都在情理中”。同样是翻译jane eyre，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黄源深译本却没有这类语言，因为此时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期，译者的译本中自然少了些政治语言。

《水浒传》这一书名有两种译法：赛珍珠译为all men are brothers，沙博理译为outlaws of the marsh。作为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其世界观是建立在基督教“博爱”的教义上的，与诺贝尔憧憬未来的目标和谐一致，译文用基督教意味很浓的“brother”本为情理之中的事。沙博理长期生活在红色中国，加之翻译该书时正处在“文革”时期，受其影响，译文更多表现的是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农民起义的元素。

将祝庆英译本与黄源深译本相比，也可看出这种影响的痕迹。祝译本中有许多“回击、反抗”一类的词语，让人想到“文革”用语，显然是因为该译文完成于“文革”结束不久后的80年代初，“文革”的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并未消失。相比之下，黄译本用词则平和得多，时代感较强，因为后者完成于90年代，比前者晚了十余年，译者受“文革”意识形态影响要少得多。

法译汉同样如此。许均将中国内地出版的《红与黑》几种译本

与台湾地区的黎烈文译本作了对比，发现内地各种译本用语政治色彩较浓，如原文“ah！monstres！monstres”一句，罗玉君译本为“啊！社会的蠹虫啊！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啊”；许渊冲译本为“啊！狠心的魔鬼！狠心的魔鬼”；闻家泗译本为”啊！这些吸血鬼！这些吸血鬼”。相比之下，台湾的黎烈文译本却是没有政治批评色彩的“啊！怪物！怪物”。

二不同的翻译观

不同的译者对翻译本质的理解不同，这就导致对什么是最佳译文有不同理解。标准不同，因而译文也不同。

《红楼梦》两种译本的差异可以归结为这一因素：如杨宪益认为，译文应该忠实于原文，不能有自己的诠释，不应有过多的创造性，因为翻译不同于改写。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的译文往往是直译多于意译，读起来有中国味。霍克斯持不同的翻译观，他认为译文就是要让读者与他一起分享阅读原著的乐趣，正如他所言：“假如读者能够稍稍感受到我读原著所感受到的快乐，我这一生也就没有白活了。”在这种翻译观的指导下，霍克斯追求的是译文的可读性，杨宪益却追求译文忠实。这种不同的追求在下列译文中一目了然：

“……‘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饭来’，叫我怎么样？”

霍克斯译本为：“…i don’t see what i am supposed to do without any capital.even the cleverest 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杨宪益译本为：“… even the cleverest 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what do you expect me to do?”

杨译本为直译，用的是中国人习惯的比喻；霍译本为意译，用的是地道的英语比喻。

再如下句：

宝钗笑道：“我说你‘得陇望蜀’呢。我劝你且缓一缓。”

杨宪益译本为：bao-chai laughed,“you are like the famous general:‘one conquest breeds appetite for another.’i advise you to take things more gently.”

霍克斯译本为：“the more you get,the more you want!”chuckled bao-chai.

杨译本出现了the general（岑彭将军）这一异化成分，而霍译本则未提及，只是译出了句子意思，读起来十分地道。因此可以说，译本其实是译者翻译观的体现。

三不同的翻译目的

依照菲米尔提出的目的论，译者可以依据翻译目的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不必受“对等”原则的束缚，前提是这些策略和方法有助于实现既定的翻译目的。如上文中“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饭来”一句的两种不同译法，朱耕分析后认为，杨宪益以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为翻译目的，因而采取了以异化为主的翻译手法；霍克斯则以愉悦读者为目的，采取的是以归化为主的手法。

老舍的《骆驼祥子》有伊文·金译本和施晓菁译本。伊译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