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克俭：近年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思想史梳理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思想史梳理

摘自《中共中央编译局网》作者：鲁克俭

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行思想史梳理成为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先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史蒂夫•里格比在1987年出版（1998年第二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个批评性导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做了点评；2002年，英国桑德兰大学讲师马太•佩里（Matt Perry）博士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做了初步梳理；2006年，英国利兹城市大学高级讲师保罗•布莱克利奇（Paul Blackledge）博士出版了《反思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一步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思想史。本文主要介绍佩里和布莱克利奇的研究成果，相信会对中国学界了解国外马克思学最新动态，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轨迹有所助益。

一

佩里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第一章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一个全景式概览。佩里指出，他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表明马克思仍然存在于20世纪的历史学研究中。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常被指责为还原论和决定论，但实际上它比任何其他学派（大概年鉴学派可以与它相提并论）都体现出更宽广的研究方法和问题。二战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常与“新史学”联系起来，于是人们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拒绝传统的史学形式如传记体的、政治的、思想的和叙事史学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胜过惯常的史学形式，也胜过创新的史学形式。比如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斯大林》（1949年第1版）及其关于托洛茨基的多卷本著作就是传记体的。类似的传记体史学著作还有：保罗•弗罗利克（Paul Fr lich）的罗莎•卢森堡、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的列宁、克里斯托夫•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克伦威尔或米尔顿等。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拒绝传记。但马克思主义传记有别于其他历史学派传记的特征在于其对个人在历史上作用更理论化的澄清，而对个人在历史上作用之迷的解答是每个传记作者都需面对的难题。实际上，非马克思主义者伊恩•克肖在其所著的《希特勒》中就借用了马克思关于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观点即《雾月十八》开头的那句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至于传统史学所关心的叙事风格，不管是讲故事的艺术或是意味深长的文学展开，都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得到体现。如C.L.R.詹姆士的《黑色雅各宾》和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就不能被指责为因为术语而牺牲了文学性。除了叙事艺术和传记外，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包含研究高度政治和自上而下历史的杰出著作，如梅森（Mason）的《第三帝国的社会政策》、萨维尔（Saville）的《1848》。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常见指责是说它夸大了经济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史方面的著作确实很多，比如在关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生活标准的辩论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身影。除了不拒绝传统史学方法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也提供了许多方法论创新，如“自下而上的史学”，其代表性著作是鲁德（George Rude）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1959年）、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希尔的《颠倒的世界》（1972年）、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的《农奴争得自由》（1973年）等。这种研究对社会史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尽管女性主义者和黑人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激烈批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妇女史和黑人史研究的先驱。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的《隐瞒历史》（1973年）开辟了激进妇女史学的领域，而詹姆士、威廉姆斯、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关于黑人奴隶制度的著作以及弗赖尔(Peter Fryer)的《保持权力》关于英国黑人体验的著作也在黑人史上起到了类似的作用。马克思主

义史学家也在口述史的发展中起到了作用（其实口述史本身就是从“自下而上的史学”中产生出来的），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罗纳德•弗雷泽（Ronald Fraser）和卢萨•帕瑟琳妮（Luisa Passerini）就运用口述史给西班牙内战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传统认识注入了新气象和新见解。历史学中的文化维度（包括从艺术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益在历史学中占据中心位置，而其中也打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印记，其中包括汤普森和希尔。而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则致力于心态史学研究。总之，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证明能够创新并且可以与新史学方法开展创造性的对话。

如果说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转向了文化史和微观研究，那么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仍在继续关注长时间框架和长时段过程，两者的区别体现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分野。在后一种研究中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起了极具建设性的作用。杰夫里•克罗伊克斯1981年出版的《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安德森和居伊•布瓦（Guy Bois）在欧洲封建主义的起源方面也产生了重要著作。威克姆在20世纪90年代的“封建危机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布与斯威齐之间的论战，以及后来的“布伦纳辩论”都涉及的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彼得•克里特（Peter Kriedte）和汉斯•梅狄克（Hans Medick）对“原初工业化”理论有贡献，而沃勒斯坦则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上述学者的影响都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范围。在科学史方面，贝尔纳(J. D. Bernal)的《历史上的科学》和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

“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主导了20世纪大半期的历史学文献。关于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的主要实践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和艾伯特•索布尔（Albert Soboul）都是法共党员，自20世纪20年代之后他们发展出了关于法国革命权威的“社会”解释，即强调统治者难以应付的危机、事件的阶级特征以及革命的深刻影响。这样，革命史就不再是简单地由大人物（罗伯斯庇尔、丹东、拿破伦）的行动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力量演化的平衡决定的。城市穷人、农民和群众就不再是“猪一样的群众”（柏克语），而是革命事件背后的真正力量。勒费弗尔的《法国革命》对法国革命所做的社会解释甚至几乎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引起争议，霍布斯鲍姆的《原始的叛乱》（1959年）是英语世界最先运用这种观点的历史学著作。霍布斯鲍姆还说勒费弗尔是“自下而上的史学”的先驱。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历史学弗朗索瓦•孚雷（Franois Furet）引发了“修正主义史学”潮流以对抗对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这种“修正主义史学”把革命解释为一系列偶然政治事件的结果。在英国，关于英国内战的社会解释也遭到了修正主义史学的批评。1990年霍布斯鲍姆出版《马赛曲的回响》，评价了法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并回应了修正主义史学家对这些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解释所做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史学充满着社会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生产方式和霸权等概念。但随着学术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线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到了60年代，甚至一些保守的历史学家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有用的工具来使用，特别是表现在他们对马克思概念的折中借用上。许多历史学家有选择地采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范畴以作为他们提出假设或用于解释历史的富有成效的工具。布瓦就指出，“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对年鉴学派中世纪史专家乔治•杜比(George Duby)、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产生了深刻影响。汤普森和布伦纳则强调阶级斗争概念的首要性，汤普森甚至说阶级斗争比阶级事实本身更重要。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试图澄清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贡献，如霍布斯鲍姆在1997年出版的《史学论》中就考察了从后现代主义到俄国革命这样宽泛的历史编纂学问题。对霍布斯鲍姆来说，马克思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根本基础”，因为马克思极其独特地试图“为历史整体提供方法论上的进路，并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演化的全过程”。

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遭到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激烈批评。从经验主义者到后现代主义者阵营，马克思主义被指责为经济还原论、决定论、图式论，甚至经验主义（后现代主义者的指责）。特别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1968年激情（即五月风暴）消退后左翼学术气候的改变，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遭到攻击。后现代主义、历史社会学以及经验主义都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提出了严肃挑战。当一些史学杂志推出诸如“社会史的危机”、“劳工史的终结”的专辑时，所挑战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佩里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