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学问意旨与学术人格

梁启超的学问意旨与学术人格

黄永健摘要：梁启超一生以政治家始，以一个纯粹的学术人终，这固然未必是其本愿，但是从他一生都注重学术思想的巨大社会功能，从其唯心主义的思想立场及其文化淑世主义的人文理念等方面来考察，这其间也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必然性。梁启超做人做学问有其根本的且一以贯之的根本命意，这就是他的人格主义理想和宇宙情怀，在这个根本意旨之上，梁启超卓然自成一家，并形成了自别于他人，且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学术人格品性。

关键词：梁启超；人格主义；学问意旨；人格品性

一、梁启超的学问意旨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精英，关于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和人格品性，历来有两种相反的判断，一者认为他的学术思想和人生面目前后不一，正如他自己所说“保守性与进取性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1]”一者认为他的学术思想和人格品性自有其内在的一贯性，如其文化思想中的爱国主义基调、文化调和主义倾向等[2]，笔者在研读梁启超全集尤其是梁晚年

[1]参见关健瑛：《试论梁启超文化思想的内在一贯性》，载《求是学刊》，1993年第3期，而16-20。

[2]参见关健瑛：《试论梁启超文化思想的内在一贯性》，载《求是学刊》，1993年第3期，而16-20。

[3]“人格主义”又称为“仁”的人生观，是一种自觉觉他，自渡渡人，自立立人，与人类全体和宇宙整体共同成就的人生观和实践观，梁启超谓“人格与宇宙无二无别”，“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人格主义的敢极目标在于“普遍人格之实现”，“要彼我交感成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达成这种大人格的途径在于知行合一，即第一，要认自然界和自己的生命为一体，第二，不靠冥

著述，考察其一生行事的个性特征之后，认为梁启超的学问人格，文化立场和行为风范自有其内在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不管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梁启超还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的梁启超，抑或作为一个父师的梁启超及一个艺术家的梁启超，其人格立场和学问态度因有其内在的哲学根基作为支撑点而前后一贯，独立不移，梁启超晚年所撰之《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1926年12月在北京学术讲演会及清华学校讲稿）及其所倡导的“人格主义”哲学立场[3]，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平生学问立场和为人处世的总结和阐发，纵观其一生，从早年英才俊发意无反顾参与戊戌维新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到其中年鼓动舆论雷霆万钧天下为之风动，再至晚年潜心学问著述精博无涯，衡而论之，可以说梁启超作为思想转型时代的文化巨人，儒佛并施共济，中西—炉共冶，耽思竭虑知行合一，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自成格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一生都忙碌于政治斡旋和社会人际应酬的文化名流，能做到日写数千言，学术探索领域遍及思想史、政治、法律、地理学、哲学、宗教、艺术、训诂、目录学、学术史、方志学以至债券、数理等等，且创作诗歌、散文、小说不辍，在中国学术史上实所罕见。人之精力有限，而其学术创造能力无穷，以梁启超多重身份、遭遇艰辛困顿的种种实际情形来看，其人的学术精神以及在此种学术精神策励之下所取的学术成果，实在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奇迹。

梁启超一生以政治家始，以一个纯粹的学术人终，这固然未必是

索，要有行为才有体验，第三，这种宇宙动相的体验，不是用来增加知识的，只是在这种直观中来领略自己的“真生命”，与知识的增减无关。参见王左峰：《梁启超后期哲学中的人格主义》，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11期，页54-80。

其本愿，但是从他一生都注重学术思想的巨大社会功能，从其唯心主义的思想立场及其文化淑世主义的人文理念等方面来考察，这其间也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在中国传统话语环境之下，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居首位，可是在梁看来，移风易俗，改变国家、社会、时代以及整个人类运命的最终的因素是学术思想和文化理念，在《国家运命论》（1910年）这篇文章中，梁启超以佛说为依据，指出学术思想的创造和传播所产生的作用甚且大过立德和立功二者：“孟吾侪自出胎托生于此社会，则无往而不受此社会之熏陶感化，束缚驰骤。近而家庭乡党，远而全国全世界，莫不与吾有关系，而吾生之苦乐荣粹，受其支配者不少。此即依报之义也[4]。而吾一生数十年间，所言所行的发意，又无在不播为种子，还以熏习此社会……若其人能力愈大，活动之范围愈广者，则数百年数千年，犹且继续化之，……其效力最久远者，尤莫如将一已之思想，腾诸口说，发为文章传于后，有若孔墨孟荀老庄申韩屈宋贾董马班郑王李杜韩欧周程朱张诸人，虽在百世之下，读其书则精神为其所摄而与之俱。”

一个人的事功成就再高，个人道德修炼再怎么完善，如果不能“立言”，创造思想影响当时及此后的人类社会，那么此人对于人类整体和宇宙的贡献毕竞有限可叹，相反一个人如果他并未取得伟大的事功成就，个人道德修炼平平，但是如果他“将一已之思想，腾诸口说，[4]依报，区别于正报。正报是个人所造之业将来所受之报，依报为全体众生所造之业散布于社会将来所受之报。因此，个人所造之业不仅影响个人，且及影响至将来及社会大众。参见梁启超：《国家运命论》载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页2030-2034。

发为文章传于后”，使后人依此共业而多得善报，那么他依然为人类和宇宙的大化衍生作出了伟大贡献，足令后人感念崇敬。试想梁启超所列举的孔墨孟荀等等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谁不是以立言为主，立德立功反例在其次，即以世界三大宗教教主而言，谁不是以立言称著，立德立功反例在其次。当然，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命来说，如果能在有生之年做到三者皆称显著，则最为完美，如果做不到三者俱善，那么立言——创造学术思想、文化理念依然是个体生命的伟大追求，原因是：符合历史运演规律促进宇宙创化新生的，具有独创性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理念流播于世，化为共业，必然产生它的依报——新的立德和立功，它们能产生一种特别的势力左右世界。《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年）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指出“亘万古，袤九垓，自天地初辟以迄今日，”威力甚大如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权术甚巧如梅特涅、拿破仑，一败之后其流风余绪亦随身名俱灭。梁启超举西方历史上十大学术原创者哥白尼、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富兰克林、瓦特、亚丹斯密、伯伦知理（Bluntsohili）、达尔文为例，说明人类社会重大变革皆由学术创新发其端绪。“吾敬告我国学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为倍根、笛卡儿、达尔文，岂不能为福禄特尔（伏尔泰）、托尔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吁嗟山兮，穆如高兮，吁嗟水兮，浩如长兮。吾闻足音之跫然兮，吾欲溯洄而从之兮，吾欲馨香而祝之兮’。[5]”

[5]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载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页557-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