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漂流民_与德川时代日本的_世界_认知

史　学　月　刊 ２０１２年 第６期“漂流民”与德川时代日本的“世界”认知

朱海燕

［关键词］漂流民；德川时代；锁国令；幕府；南蛮学；兰学

［摘　要］海洋、气候、地理、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及世界历史的转向等诸多因素共同催生了处于“锁国”

状态下日本的“漂流民”现象频发，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扩展了日本对“世界”范畴的认识，更为“锁国”下的日本管窥海外及调整“世界”认知提供了情报信息，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世界意识的形成进程。漂至日本沿岸的海外“漂流民”则扩大、充实、纠正了日本人原有的地理知识，同时，新的知识元素还冲击甚至摧毁了日本原有的“二元”世界观，促使“一元”世界观逐渐形成；此外，日本国内“漂流民”的海外体验所提供的情报验证了南蛮学、兰学提倡的一些世界地理知识，为日本在“世界”认知方面由“中国＝世界”向“中国＜世界”观念的转换提供了实践性论证支撑。

“漂流民”是日本德川时代的一个社会现象，这一群体为后世研究者观察德川时代及之前日本社会的全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同时，从“漂流民”成为“海禁”时期日本获取海外信息的渠道之一这个角度来看，它又成为促成日本近世后期“世界”观转向的助推力之一。因此，无论从重新认识日本“锁国”政策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研究近代日本“世界”观形成的立场来看，“漂流民”现象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在日本，特殊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其国内学术研究的偏好，即注重对海洋文化的研究，并形成了专门的“漂流学”研究，无论在资料收集，还是在深度剖析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①。为引起各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早稻田大学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２日至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６日特别举办了有关“漂流民”的图书展览会，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如潮的好评。而中国大陆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尚不多见，集中探讨这一问题的仅有孟晓旭的几篇文章②及王明星在《日本问题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期）上发表的《锁国时代日本漂民的中国观》；从内容上看，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在中国的“漂流民”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可见，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来看都还远远不够。本文力图就日本国内外“漂流民”对日本“世界”意识的影响做一简单评析，以期起抛砖引玉之效。

一　“漂流民”的产生

“漂流”是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时代特定的历史概念，意指该时代的日本渔民、商人及乘船出行的乘客在近海遭遇风暴袭击，无意识地越过国境，破坏禁海令，漂流到非目的地的被动行为，而这一行动的主体行为者在日本史料中被称做“漂流民”。在本文中，“漂流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除被遣送回国的日本人外，也包括在近世时期因海难事故漂流到日本的其他国家的船员。

首先，日本“漂流民”是德川幕府“锁国令”下的历史产物。德川时代的“锁国”是逐步完成的，是其禁教政策不断强化的最终结果。禁教政策是日本在继对外来宗教文化即佛教的主动选择之后，再一次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之一。虽然这种政府层面的、倾向于暴力的强制性执行手段在用于文化意识形态的管理方面具有非常规的性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强力政策似乎也是一种所能够选择的方式之一。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正是在这种有意识

①

②

京都大学共搜集到有关漂流史料的研究著作４１１种，

包括：《东洋世界漂流史料研究集》、《校订漂流奇谈全

集》、《日本人漂流记》、《日本人漂流记文献目録》、《漂

民の记録》、《漂流船物语の研究》、《近世漂流记集》、

《漂流记録と漂流体験》等，形成了有关漂流研究、日本

漂流民、漂流史等一系列相关研究专题。

孟晓旭：《１６４４年日本越前国人的“鞑靼漂流”与清初

中日关系》，《历史教学》２００８年第１期；《江户时代日

本人的中国认识———以“漂流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０８年第１期；《日本漂流民（１６４４～

１８７１）与清代中日关系》，《上海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

第２期。

地对外来文化中能够与其本土文化相切合的因子进行选择过程中形成的。

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培养了日本现实主义的民族特性，其各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取决于政策的现实效果如何。在面对西方传教势力时，处于战乱中的日本各地大名最初出于现实的考虑，在矛盾的心态下采取了宽容甚至鼓励的政策。最先登上日本领土的是“受诏于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奔赴东亚”的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等人，“他不但有圣职者的身份，还用商人的语言，并请求在堺建立商馆”①。直观的、形而下的物质力量与间接的、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及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的关系。因此，当１６世纪中叶以葡萄牙政府为后盾的天主教势力进入处于战国时代的日本时，随之而来的还有象征西方文明的火药、枪炮、战舰等，而后者正是战乱中的各地大名所急需的商品，这与传教士的“商教一体”策略一拍即合，从而为传教士在日本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自１５４９年耶稣会传教士到日本，短短三十年内就发展到高潮，信徒最多时达到７５万人②。天主教信徒的增多及其所倡导的教义与幕府的统治基础是相矛盾的。如天主教主张上帝是最高权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和以将军为最高主宰、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的幕藩体制完全相异。天主教排斥异教，否定神佛信仰，认为上帝是天地万物之主，应该服从上帝，而不应该服从父母、主人、君主等，这与德川家康努力在日本建立统一大业所需的意识形态基础相背离。为建立对全国的绝对统治，幕府在统一日本后，开始统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大量引进中国新儒家典籍，教化以战争为职业的武士，使其由战乱时期以“武”为业的力量向和平时期以“文”为主的社会管理者的角色转变，即从“武士道”转向“士道”。与此同时，幕府还于１６３３年、１６３４年、１６３５年、１６３６年、１６３９年五次发布涉外禁令，每一新的禁令都严格于前次的规定，如１６３３年规定“除特许船以外，严禁其他船只驶往外国”；“除特许船以外，不得派遣日本人至外国。如有偷渡，应处死罪。偷渡船及其船主一并扣留”。１６３６年进一步取消特许权，“严禁派遣日本船驶往外国，也不得派遣日本人至外国”；已经旅居海外的日本人，“若返抵日本，应即处以死罪”③。１６３９年岛原起义后，颁布最后一道禁令，除允许中国和荷兰商人在长崎通商外，完全禁绝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前往日本。１６４０年，葡萄牙使节来日本请求重开贸易，幕府杀害使节等共６１人，并烧毁其船只以表决心。

“锁国”政策对“漂流民”现象产生的影响是：其一，“锁国”政策的执行使日本在航海方面所必需的航海与造船技术因为没有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碰撞而停滞不前，从而造成广大渔民及商人在出海捕鱼及航海贸易的途中更易于被海风及巨浪推离其原定航向而漂至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二，为绝对严格地执行“锁国令”，幕府严格限制日本国民造船的规模，如在《武家诸法度》中即明确规定大名不准建造载重超过５００石的海船。对造船规模的限制与当时日本国内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对大规模航运需求之间产生极大矛盾，以沿日本海岸航运贸易为生的商人不得不在小型的近海驳船上超限运载大量的粮食等货物，这就造成海难事故频发。

其次，“漂流民”的产生也与日本列岛所处的地理及海洋、气候等自然条件有关。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其周边海洋气象环境变化多端，十分复杂。尤其在“农历十月到翌年正月，包括日本近海在内的北太平洋海域盛行西北季风，太平洋黑潮也在这时流经本州、四国、九州海岸。因此，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漂流事件最多”④。显然，恶劣的海洋气候使航行于日本内海或者列岛沿海的船只常常会被动地冲破锁国禁令，漂离日本列岛，到达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时，“黑潮”⑤的巨大威力也常常将行至这一海域的他国海船推至日本沿岸，或者直接摧毁船只，造成“漂流”现象。

再次，德川幕府实行的“参觐交代”制在加强对大名控制的同时，也客观上极大地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本内河航运及陆路运输不发达但却拥有诸多优良港湾的特殊地理条件，催生了

①

②

③

④

⑤

河野纯德：《圣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全书简》（上

卷），东京：平凡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页。

福尾猛市郎监修：《日本史史料集成》，东京：第一学习

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４９页。

《锁国令》，张荫桐选译：《１６００～１９１４年的日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０～１１页。

鹤见和子著，詹天兴等译：《好奇心与日本人》，西安交

通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关于“黑潮”的感官描述，可参见贾保良：《西太平洋“黑

潮”考察散记》，《新闻记者》１９８７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