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述评

陈新余

法币政策是南京国民政府继“废两改元”之后实施的又一项重要货币政策，同时也是我国货币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要变革。它对于我国现代信用货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三、四十年代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就其法币政策的实施背景、主要内容及其作用与影响等分别进行考察和分析，并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法币政策的实施背景

1933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确立了以银元为国币本位单位的新的银本位制，然而，“废两改元”仅仅是着重解决了银本位制下的货币本位单位问题，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仍未统一，市面上流通的银行兑换券五花八门，种类繁多。辅币的流通也不尽一致，银角与铜元并行，仍照其市价行用。因此，币制改革的任务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改进的必要，此其一。

其二，南京国民政府“废两改元”之前，世界主要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先后放弃了银本位制度，改行金本位制，因而白银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一种普通商品，其价格也伴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涨落不定。中国是用银国，却不是产银国，世界银价的波动，对于国内货币币值的稳定影响极大。以致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仍需要仰仗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要彻底摆脱世界银价的波动对于中国货币制度的冲击和影响，维护国内稳定的金融环境和货币流通秩序，顺应国际流行趋势和货币发展的客观规律，推行不兑现纸币、实现管理通货制度，不失为是一个好的办法。

其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在政治上确立了它在全国的统治地位，但是出于排斥异己和巩固其政权统治的目的和需要，仍连年发动内战，再加上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华北的疯狂人侵，导致其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急需要强有力的国家财政支持，从而给南京国民政府的年度财政预算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和压力。据在华美籍财经顾问杨格的统计：1929-1935年期间，仅南京国民政府的军费支出一项，均已占到其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1]。其中，1931年的年度军费支出为30400万元，占到了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44.5%。而1933年，更增至37300万元，所占比重竟高达48.5%。南京国民政府也希望通过发行不兑现纸币，以弥补财政赤字，挽救其左支右绌的财政危机。在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实施“法币政策”的文告中，其财政部长孔祥熙承诺，要在法币通行后的十八个月内平衡财政收支[2]。

其四，籍此进一步加强对于国家金融的控制和垄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即着手在上海组建新的中央银行和中央造币厂。并且在实施“法币政策”前夕通过各种措施和手段，控制了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在内的全国各级各类金融机构多达1971家，占到当时全国2566家金融机构总数的77%左右。但是，由于银本位制下的货币发行权问题尚未解决，市面上仍流通着12家银行机构所发行的纸币，其发行纸币的准备金也由各发行机构自行保管。推行“法币

政策”，实现白银国有，即等于取消了除中、中、交、农以外的国内其它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并接收其白银准备，进一步强化了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商业银行资本的控制和对国家金融的垄断，使中央银行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储备银行。

二、英美日在中国币改前后的明争暗斗

“法币政策”实施前的三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在华势力出现了一些此长彼消的新变化。即美、日两国崛起，英国日渐衰落，形成了英、美、日三国在中国角逐的新局面。以英、美、日三国在1934年对华出口贸易所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例为例，美货为26.16%，居第一位；日货占12.21%，英货则为12%。又比

如在华投资方面，尽管1931年英国仍在各国在华投资总额中占据第一位，为37%；但是日本已紧随其后，上升至35.1%，居第二位；美国虽然暂时落后，也已有后来居上之势[3]。为了维护其各自在华的既得利益，英、美、日三国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和热情，都企图施加其影响，以利于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贸易规模，进而插足中国的市场、金融和财政。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抵御和转嫁经济危机对于本国经济的冲击，资本主义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度，实行货币贬值。1933年12月至1934年6月，美国政府分别颁布了《银购入法》和《白银

法案》，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意在通过美元贬值的手段人为地促使国内的物价回升，从而刺激国内各经济部门的生产。同时，提高银本位制国家的货币购买力，便于美国抛售其过剩的商品。然而，过高的银价等于也抬高了银本位制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成本，使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用银国家，美国的目的就是要迫使中国货币向美元靠拢。结果，世界市场的白银价格迅速上扬。国际白银市场的市价已远远超过了中国国内的白银价格，造成了国内存银被大批私运出口。且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种种庇护，虽强征以关税也不可止。仅自1934年7月起的三个半月内，国内现银的流失即达2亿元以上[4]。而1934年的最后几个星期，又有价值达2000万元的白银走私出境[5]。由此大大动摇了我国银本位货币制度的基础，引发了国内严重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以上海为例，1935年1月至10月，就有1065家工商企业倒闭。同年，其商品的批发价指数较1926年还低90%。工人工资不

断下降，失业人数大量增加。面对如此严峻的金融和经济形势，南京国民政府却阮囊羞涩，唯有向列强寻求援助，革新币制，放弃银本位制。英国政府遂借机派遣其首席财经顾问李滋·罗斯来中国进行活动，动员中国实行“法币政策”，并以新货币必须与英镑相联系作为英国政府给予支持的条件，为南京国民政府所接受。经商定，双方以1930-1934年五年中中国货币对英镑的平均汇价为作价之基础，厘定法币对英镑的汇价为1元兑1先令2便士半。

新货币与英镑相挂钩，使美国政府希望中国货币加入美元集团的企图落了空。美国遂于1935年12月9日停止在伦敦市场收购白银，以打压银价，向中国政府施压，使中国用作外汇基金的白银储备于无形中严重缩水，迫使南京国民政府与之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双方于1936年5月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白银协定》。美国政府以每盎司50美分的价格，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的汇率。其售银款应作为法币准备金，储人在纽约的美国银行。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