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国家主权原则与民族自决原则之间关系的演化

《世界民族》2001年第2期简论国家主权原则与民族自决原则之间关系的演化程人乾 内容提要　国家主权原则和民族自决原则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的,此后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化的复杂过程。

在当代,这两大原则都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显现出相对化的特征。

对于如何应对过度使用民族自决原则挑战国家主权原则的问题,本文也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国家主权原则　民族自决原则简要地说,国家主权原则是指作为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的任何国家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原则。

同样,简要地说,民族自决原则,亦称民族自决权原则,是指每个民族都有权自由地决定本民族的命运,包括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的原则。

国家主权原则和民族自决原则共同构成了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这两大原则,是民族国家得以产生和存在、国际关系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根本意义。

这两大原则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经历了产生、发展、演化的复杂过程。

在当代,这两大原则都遇到挑战,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一、国家主权原则和民族自决原则的产生与发展早在近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初,主权原则就已得到了确认。

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时,“全民主权”的理念就被载入了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891年的法国宪法。

从此,各国之间相互尊重主权和主权平等的观念逐步传播于世界,得到了愈来愈多的人们的认同,并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正是在上述历史文献中,在确认主权原则的同时,还提出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应是“独立“自由的”观念,从而产生了早期的民族自决理念。

“平等的”、的”、由上可知,国家主权原则和民族自决原则是结伴而生的,都是18世纪后期民族国家创建时的产物。

19世纪前期和中期,欧洲一批又一批民族,以这两大原则为武器和旗帜,创建了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形成了历史上民族自决的最初浪潮。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对外扩张的推行,欧洲大国的统治集团对国家主权原则和民族自决原则采取了实用主义的为我所用的双重标准。

尤其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大肆对外侵略扩张,把侵害别国主权、实施民族压迫从欧洲扩大到了亚洲、非洲、拉美,使之成为全球性现象。

帝国主义国家把世界上所有国家区分为两大类:帝国主义宗主国和附属国。

宗主国可以任意侵害和蹂躏附属国主权,为所欲为,干预别国内政,享有各种特权。

世界民族也随之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压迫民族可以君临一切,肆意宰割和奴役别的民族,甚至实行“炮舰政策”,以武力干预和控制别国。

这样,争取或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的要求,也随之越出欧洲,成为附属国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两大奋斗目标。

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毕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20世纪初,列宁针对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牢狱”的现实,为了增强各族人民共同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力量,并使各族人民真正从民族压迫的牢狱中解放出来,提出了“无条件地承认争取民族自决的自由的斗争”的主张,并力排众议,把民族自决权载入了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第9条:“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

①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在《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等文献中一再重申民族自决权原则并付诸实践,允许波兰和芬兰等国独立,从而使民族自决权原则在国际上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其“十四点原则”中大力倡导民族自决,尽管他并未直接使用这个词,但实际上,他认为赋予原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受压迫民族以自决权,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并把这一原则予以推广,有助于建立战后和平和成立国际联盟。

②正是在民族自决原则指引下,一战后在中、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出现了一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

列宁以及威尔逊的主张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民族自决理论,而且使之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实践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建立联合国时,在其宪章中正式确认了国家主权原则和民族自决原则,使这两大原则成为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石,并使这两个原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从理论上说,联合国于1952年、1960年和1970年先后通过的《关于人民与民族《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自决权》、《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之国际法原则宣言》等国际法文件,进一步确认、阐释和发展了这两大原则,使其更加明确化、具体化,为摧毁殖民体系提供了思想武器和国际法武器。

从实践上说,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先后有100多个国家高举这两大原则的旗帜,以革命或改良的方式,变革国际秩序,争取或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形成了新兴的第三世界。

二、国家主权原则与民族自决原则在当代遇到的挑战由上可知,从总体上说,国家主权原则和民族自决原则在历史上曾发挥过巨大的进步作用。

可是,在当代,这两大原则都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发生了深刻的变易。

具体来说,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进展以及外来干涉从上面(超国家层面)或外面形成了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侵蚀。

欧盟国家在一体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南联盟科索沃问题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另一方面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从下面以“民族自决”的名义对国家主权的完整性提出挑战,这有可能使国家陷入“碎片化”、“袖珍化”的险境,从而使国家主权原则与民族自决原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与冲突。

波黑境内三族的纷争与内战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

由此,在当代,国家主权原则与民族自决原则都显现出相对化的特征。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8页。

①②参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史部分,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11页。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和解决国家主权原则与民族自决原则的对立和冲突?这是摆在当代多数国家面前的无法回避的难题。

对于如何解决全球化和区域化对国家主权原则的侵蚀和挑战,欧盟国家进行了有益尝试。

对于是否实行和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推进政治联合,即以主权共享的方式来实行国家部分主权的让渡,欧盟各国普遍采取了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来表达民意,这是新形势下的“全民主权”原则的再现,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新的、创造性的“民族自决”原则的运用,而且取得了成功,推进了欧盟经济的发展与货币联盟的形成。

因此,可以认为,欧盟国家为当代世界各国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区域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作出了某种示范。

事实上,在世纪之交,各种形式的共同体、贸易联盟纷纷出现并正在发展。

这是因为,各国都深深懂得,优先发展经济是国家利益的最根本体现。

对中、小国家来说,为了发展经济,最佳方式是采取集团竞争的形式,可以优势互补,实现规模效益。

为此,许多中、小国家结成区域集团并以此形式参与国际竞争,以集体力量更有效地行使国家主权,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捍卫本国的民族利益。

这就是说,一些国家正在仿效欧盟国家的某些做法,只是其发展程度稍有逊色而已。

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依据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遭到某种侵蚀和上移现象,提出了“民族国家过时”即“主权过时”的论调。

例如,美国学者阿・托夫勒在其名著《第三次浪潮》中断言:“民族国家已遭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毁灭性打击。

”因为,“对于国家规模和经济来说,民族国家曾是必要的政治容器。

今天这些容器不仅已经有了漏洞,而且……过时了”。

因此,“民族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已成为一个危险的时代错误”。

由此,“我们不得不去发明,以全新的政治形式和‘容器’,把秩序的新装带给世界”。

①这里应该强调指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如果付诸实践是危险的。

因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产物,在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都没有任何“新的政治形式”或“容器”可以替代民族国家的职能,国家主权平等仍是国际关系得以正常运行的必备条件。

由此,国际社会要走向和平与发展,国家间必须遵照相互尊重主权和主权平等的原则行事,舍此别无他途。

主权的某种让渡仅是局部的,而且必须以自愿和互利的方式进行。

在当代,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另一种侵蚀形式是外来干涉。

一些国家,主要是西方大国,往往以民族冲突、宗教自由、人权侵害等为借口,破坏主权原则和主权平等原则,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甚至诉诸武力。

这种做法不仅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而且可能使矛盾更加激化,如南联盟的科索沃问题就是如此。

如果国家主权原则可以任意侵犯,国际秩序势必无法维持,天下大乱就是必然归宿。

三、关于民族自决原则挑战国家主权原则的问题对于如何应对过度使用“民族自决”原则从而挑战国家主权原则的问题,当代世界各国似乎尚无良策,但我们不妨从理论和理性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些分析。

首先,民族自决原则从来不是绝对的,“一族一国”并不是必然的。

当代世界现存的180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是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已足以证明这一点。

由此,不能允许以“一族一国”为借口随心所欲地搞民族分离活动。

其次,实践表明,民族自决原则在当代的运用应是有条件的:一是民族本身的条件,即该民①〔美〕阿・托夫勒著、朱志焱等译:《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第426、425、429页。

族的民族发育是否确已臻于成熟,是否确已具备了独立生存能力。

进一步说,即使民族发育确已臻于成熟,其民族自决的形式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独立建国,也可以以民族自治或区域自治等形式存在于联邦国家或其他政体的国家内,不能一说民族自决就必须独立建国。

独立建国是民族自决的最高形式,而不是唯一形式。

二是政治环境条件,即该民族所在国家的民族不平等的严重性是否确已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以和平调整的方法予以解决的可能性是否已不存在。

而且,判断该国民族矛盾究竟处于何种状态,理应由有关民族的多数民众以各种自由表达的方式来断定,而不应由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个别头目或外国干预者越俎代庖,作为代言人或代理人来表达。

第三,从当代的现实来看,许多地区和国家之所以出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引发的动乱,往往是外来势力插手和干预的结果。

本来,某些地区和国家确有一些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种族、部族、地方之间的积怨和仇恨,它们或潜伏或时隐时现;在世界格局转换、国际社会无序和动荡之际,美国和一些西方大国往往打出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想乘机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加紧输出和向他国渗透,以抢占意识形态和权力真空,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引爆”当地的历史积怨。

科索沃危影响,,于是,它们想方设法“点燃”、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黑非洲之所以出现大范围的、把40个国家卷入的动乱,也是西方鼓吹和煽动的“民主化”、“多元化”引发的。

由上可知,“民族自决原则”一旦成为西方大国影响、干涉和操纵他国内政的工具的时候,民族自决原则就变味了、变形了,丧失了其原有的意义而走向了它的反面,这就不再是探讨如何认识民族自决权原则本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