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绝望及其他——鲁迅的生命哲学探幽(校对稿)

第28卷 第2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科 学 版）
Vol. 28 No.2 2015年3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 （LIBERAL ARTS EDITION ） Ma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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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 - 11 -15
作者简介：：赵江滨，男，1960年生，江苏淮安人。

文学博士，宁波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城市文化。

反抗绝望及其他
——鲁迅的生命哲学探幽
赵江滨
（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本文对笼罩在鲁迅生命之上的两个互相关联的精神特征——反抗绝望、希望和绝望的交织——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细致剖析。

认为，根植于鲁迅思想中的深刻矛盾是造成其生命峻急风格的主要原因，由此导致了鲁迅特有的焦灼感和使命感于一体的生命哲学。

关键词：鲁迅；反抗绝望；生命哲学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124（2015）02 - 0000 - 00
一、“反抗绝望”的生命意涵
“反抗绝望”，这是鲁迅生命风格中最引人
注目的特征，它广泛渗透在鲁迅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几乎成为鲁迅生命的恒常基调。

这一风格以极为严峻的形式统摄了鲁迅的生命主体，显示了一种焦灼而狂放的生命状态。

或可说，鲁迅以其生命呈现的这一人生命题不但涉及他与社会现实的外部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其本人思想深刻的内部矛盾；它不但概括了鲁迅生命的运动形式，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其生命实践的自觉追求。

反抗绝望所散发的浓烈的生命气息实际上揭示了鲁迅人生思想的特殊情形：所谓绝望，是意志导向外部现实而激起的内在情状；所谓抗战，是由内在需要决定的外部表现方式。

但又不止于此，二者的结合还具有下列双重意义：绝望既是对应现实生活的主观态度，也显现为生命自身的一种非常状态；抗战既是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方式，同时表现为对生命非常状态的抑制企图。

概而言之，“反抗绝望”显示了鲁迅的生命陷于分裂而又希冀统一的倔强乃至偏执的狂放状态。

进一步思考，鲁迅生命的这种特征——绝望和抗战——都来自于同一生命的内在意愿，但如此不可调和，这种情形本身就是令人绝望的。

因此，这种内心撕扯的生命状态，实际上只能预示这样的结果：向绝望抗战其实是一种无望的努力。

这种结果当然是令人沮丧的，但却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无望的生命抗争恰恰透露了一种具有深刻诱惑的启示：纵然我们不能从与无望的抗战中获得什么，但让生命屈从自主意志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生命主体价值的一种肯定！这体现在鲁迅的启蒙主义理想与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冲突中，无论如何都具有积极的人生意义。

人们不禁要问，鲁迅的生命风格为什么会呈现为上述峻急焦灼的状态呢？我以为，这一方面与他坎坷的人生求索生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若干思想影响进一步强化和突出了他的这一生命症候。

稍加梳理即可醒目看到，在影响鲁迅的思想关系谱上，这样几个人的名字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是德国哲学家尼采、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尔志拔绥夫。

鲁迅生命的窘迫状态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这几个人的生命风格。

他们都曾活跃于十九世纪后叶，就其思想影响而言，却预示了二十世纪世界思想和文学思潮发展的趋势。

当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对一切价值重估”时，他把人的生命意义从对上帝的皈依里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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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把自由许诺给了人自己，与此同时，也把难题悬诸于人自身：生命的意义何在呢？自由造成了困惑。

而在上帝那里，这种意义是由超验的万能的上帝赋予的、毋庸置疑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尼采的哲学与其说解决了什么，不如说提出了什么。

只要沿着尼采的思路往前走，对人生意义的关注就是下一个起点。

毫无疑问，尼采的哲学对鲁迅的人生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的俄国作家中是以揭示“人的灵魂的深”而著称的。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阿塞贝尔·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许多主人公对生命意义发出的疑问，是“现代化”的。

萨特对此深表赞同，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应该成为存在主义思想的“起点”。

[1]鲁迅也由衷地赞叹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善于“在人中间发现人”，敢于揭示人的灵魂，“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

[2]
鲁迅与阿尔志拔绥夫思想的关系有些特别。

阿氏在俄国文学史上地位不高，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甚至将其视为反动作家，但鲁迅对其并不小看，他对阿氏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的热心与赞赏表明，他与阿氏的思想有其惊人相通的地方。

②绥惠略夫是个革命者，后来受到沙皇政府的通缉，下层群众也对他的革命行为存在误解，甚至成为沙皇政府追捕他的帮凶。

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绥惠略夫公然向整个社会采取了报复行为。

小说流露的这种因绝望而产生的极端暴力倾向自然为鲁迅所反对，他声称：“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中国这样破环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

[3]（376）可是，这种理性上的慎重并不能说明鲁迅在生命情感上对阿氏的思想是持否定态度的，否则就不能说明鲁迅为什么会对阿氏如此青睐。

换言之，这种生命情调上的共鸣并不代表鲁迅希望把这种个人情感外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反应。

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和思想家，鲁迅经常把自己的生命态度和一旦客观化的社会效果区别对待，这就使他的真实的生命独白和客观化的言论行为呈现一种不平行的双声道音响效果。

对此鲁迅亦有深刻的自觉，他曾经对许广平解释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

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

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

“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

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是究竟是否正确，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实验，不能邀请别人”。

[4]据此可知，在生命情调上鲁迅与阿尔志拔绥夫存在同趋关系，这是鲁迅对之偏爱的内在原因。

但最终给鲁迅的生命烙上焦灼印记的决定性因素，恐怕还是来自他人生的坎坷波折。

如果把五四前后鲁迅的思想面貌和辛亥革命前相比较，区别是非常显著的。

辛亥革命前鲁迅的思想面貌洋溢着一股改革社会的澎湃激情，此后却一路走低，消沉矜持。

显而易见，当鲁迅认为诗人振臂一呼就可以令应者云集，从而达到改造国民精神的目的时，是非常看重浪漫主义理想和热情的蛊惑力的。

而当他认识到愚昧麻木，被封建思想和传统道德严重禁锢着的国民对他犹如对待“生人”，根本不可能在同一方向上与他的情感呼唤发生共鸣时，便深深失望了，“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

然而，他“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再没有青年时代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5]（439）事实也是如此，辛亥革命前鲁迅对改革中国社会发表了大量议论，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但奇怪的是，鲁迅唯独对自我存而不论，这一忽略似乎透露了鲁迅当时的生命价值取向，即只要倡扬一种社会理想就自然会使生命主体获得一种全新意义。

生命的主体价值在这里被单纯地投入到改革社会的伟大理想上了，就理想和现实的非同一性而言，鲁迅后来思想的“现实主义”变迁，其实就是对这一幼稚做法的一个合理背叛与补充。

这表明，在不明瞭自己历史面目的情况下投身一种哪怕伟大的社会改革事业，也多少是盲目的。

自然，反过来说，一旦鲁迅意识到这一点，把自己的生命放置到一种更为现实的联系中的行为就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基于正确的自我估价而选择合适的生命方式。

向绝望抗战这一显得峻急的人生命题正是上述转折的思想回声。

第2期赵江滨：反抗绝望及其他3
当然，这个转折发生在鲁迅身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带有某种反讽色彩的。

考察一下发生在鲁迅身上的两件小事即可发现，鲁迅生命本体意识的回归是非常艰难且意义重大的——
1903年秋，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战争的爆发将会激化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从而形成推翻满清王朝的有利局面。

当时在日具有反清性质的革命团体浙学会的部分成员集会东京，邀请鲁迅参会。

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决定用暗杀的手段推动国内的革命形势。

会后鲁迅接到了充当刺客的任务，但他踌躇地说：“我可以立即动身的，现在只想了解一下，如果自己死了，剩下老母，那时候该如何替我照料呢？”有鉴于此，组织上取消了他的任务。

[6]今天看来，把暗杀作为革命的手段固不足取，但鲁迅当年以孝道作为婉拒的理由也明显保守而勉强。

后来回国投身暗杀活动的秋瑾、徐锡麟都先后英勇就义，鲁迅内心的纠结却与日俱增，多年后他以此为题材写下小说《药》时，在纪念这些先烈的同时，恐怕也隐隐蕴含着鲁迅思想的内疚。

1906年夏，在母亲的张罗下，鲁迅违心地和没有爱情的朱安女士结了婚。

鲁迅违心从命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认为，朱安是他母亲送给他的“礼物”，无法抗拒，只能将其供奉起来。

[7]（60）启蒙者的激进思想臣服于陈腐的传统道德戒律，同样折射了鲁迅思想的矛盾之处。

因而，考诸鲁迅的内在矛盾和外部挫折，他对生命的形而上意义有所思索就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这是他生活和心灵历程的必然结果。

所以，1912-1917年，鲁迅远离文坛，埋首故纸堆中，“一度回到古代去”。

这个一般认为标志着鲁迅思想消沉的时期，鲁迅的内心其实并不平静，他似乎在对自己的过往进行着深刻的反思，这一阶段他对佛经的热心可以看作是对人生意义探寻的一个重要标志。

他对好友许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7]（44）对于鲁迅来说，生命的意义原来由押在外在理想的实现上，现在开始返回到内在的反省上。

这种转折对于鲁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表明，生命的意义在寓于实践的同时，也需要反思和论证。

于是，经过七年的沉潜，当鲁迅以《狂人日记》再度亮相时，一个充满深刻自我意识而显著区别于以往的鲁迅跃然而出：他借狂人之口宣示，我不是一个纯粹的新人，而是一个“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这一具有浓厚原罪意识的吼叫非同寻常，标志着鲁迅第一次把完整的生命交还给自己，尽管这种生命自觉伴随着巨大的痛苦。

二、生命意义的向度：希望还是绝望
鲁迅自认是历史转变的“中间物”，在承前启后的同时，又不得不背负着沉重的传统包袱。

因而，过渡性的滞后因素挟制着鲁迅的思想，这表现为鲁迅身上那种充满焦灼但又无法摆脱的历史沉重感，鲁迅人生风格的峻急与深刻似乎都与此有关。

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自述：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
看。

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

但自己却
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
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

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

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大半也因为懒惰
吧，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
中，总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
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

既是作为历史过渡的中间物，则鲁迅对抛不掉的因袭历史感到绝望，同时对未来又不抱奢望。

但难能可贵的是，在绝望与希望的挣扎中，鲁迅没有沉沦，而是“强调意志——努力回答生活召唤的意志。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他的思想中，有存在主义强调人性和历史中意志的意义的特征，而没有存在主义者的关于生活荒谬性的概念。

”[8]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反抗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9]
既然鲁迅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中间点上，则翘首企盼的热望与回首顾盼的沮丧就组合成了鲁迅复杂的心态。

希望与绝望的交织是鲁迅人生哲学中具有独特内容的方面，某种意义上也是反抗绝望的另一表达方式。

鲁迅对匈牙利著名诗人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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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菲的那句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是非常崇奉的，常常引以自勉。

但是，希望与绝望的转换并不像一般论者体会的那样，仅仅表现了鲁迅对生命的执着态度。

其实，二者作为描述生命呈现的具体状态的两个范畴，各自意指的范围是不同的，但又寓含着转换的条件：只要绝望不将生命引向终止，并且只要生命行动着，绝望便与将来的某个对象不构成必然的联系；而希望是一个无限地拥有将来的概念，生命不终止，对未来的接纳就构成一种合理且必然的侥幸心理。

绝望是某种现实状况造成的一种当下意志状态，它不必然预示未来，只不过会使未来沾上处境窘迫者的当下主观情感色彩而已。

未来是一片没有展开但充满可能的领域，人们可以从容地归纳和总结过去，因为它以已然的历史形态为自己做了完满的注脚。

但未来是无法明确规定的，无法精确勾画的，无论人们对未来抱有什么态度，可能性总是希望一词的实质含义。

如此看来，鲁迅在把绝望与希望相提并举时便不存在贬抑希望的意思，只不过意味着在某种不快的境遇中坚持对未来的信念是一桩需要付出巨大的坚韧意志力的事情，同时对未来的盲目乐观也暗含着告诫的成分。

自然，鲁迅生命中的这种严峻意味也仍然导源于他的生活。

如他所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10]可是，在鲁迅的生命中长久地留有绝望的阴影，因而鲁迅的希望经常是令人郁闷压抑的希望，在微漠的希望中煎熬出的是绝望的生命意志的奋力颤动。

这是一种负载沉重的希望，鲁迅在小说《伤逝》的最后几乎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情形：
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

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
步。

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
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

这段话形象地把鲁迅那希望绝望互相交织的心态淋漓尽致地披露出来。

的确，希望在鲁迅身上呈现为渴望与惶惑的混合态，肯定与否定的交织状。

这种状态是鲁迅从过去经验的理性预测——理想——的退让，也表现了他对奠基于进化论之上的盲目乐观的未来观的怀疑。

假如把鲁迅此时的彷徨犹豫和他先此在1921年创作的小说《故乡》中对希望的那种充满热情的态度相比较，可以发现，鲁迅此时似乎不愿再轻易地将生命交付给希望了。

《故乡》的结尾是这样描述希望的：“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是鲁迅对希望的经典描述，人们一向赋予它确定乐观的意涵。

然而仔细推敲，鲁迅在这段话里给出的希望是并非确定乐观的面貌，带有明显的权宜和虚幻色彩，即希望有没有仍然是个疑问，能不能实现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鲁迅对希望的狐疑态度，有不少地方都是借用阿尔志拔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话语道出的。

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阿尔志拔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来受苦。

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

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痛苦，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

”1929年，他在与冯雪峰的对话中又述及这一内容。

[11]（70）这表明，五四以后，未来的希望对于人生意义的作用是鲁迅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所关心的是下面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未来的理想世界——希望所悬设的目标——太遥远了，而且不可靠；
二、人的生命意义仅仅为未来的希望而存在吗？由于当时面临的现实处境，后一个问题对鲁迅来说显得更为迫切。

既然对未来持怀疑态度，那么，鲁迅对“现在”就非常重视，这是鲁迅生命哲学中非常独特地方。

为何如此呢？因为他认为，“我自然相信有将来，不过将来究竟如何美丽、光明，却还没有怎么想过。

倘说是怎样才能到达将来，我以为要更看重现在；无论现在怎样黑暗，却不想离
第2期赵江滨：反抗绝望及其他5
开。

”[11]（70）于是，执着于现在的行动者就成为鲁迅最为激赏的人物类型，显然在这些人物身上投射着鲁迅的生命风格。

譬如，鲁迅笔下的“傻子”，就是一个不说高调、专事行动的实践者（《野草·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同样，“这样的战士”也是一个和傻子性质类似的人物，他手拿投枪走入“无物之阵”，面对形形式式的敌人毫不宽恕，只是掷出投枪（《野草·这样的战士》）。

此外，“狼子村”的狂人（《狂人日记》），“吉光屯”的疯子（《长明灯》）等，这些人物皆闪耀着一种毫不向现实妥协的决绝的战斗精神，尽管是否会赢得胜利难说，但他们从不计较后果，只是执着于对现在的抗争。

“现在”在鲁迅的思想中远较过去和未来更为重要。

当然，任何一种自觉的当下活动都注定指向一个将来的预设结果，人生的意义也总处在过去与未来的某种意向性关联中。

马克思的这段话同样也适用于这种情况——“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他必然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一目的。

”[12]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鲁迅顽强地主张当下的行动上，不能简单地认为鲁迅对未来持一种彻底的否定，只不过在未来的目标不确定时，鲁迅更倾向于通过主动的行动而不是无所事事来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其实，人们行动与否的态度直接取决于对将来可能后果的估价。

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对此阐述道：“人们所从事过的行动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希望。

希望意味着，我们不能从事一种行动时而不打算去实现它。

……希望存在于行动的本质本身之中。

这就是说，行动同时也是希望，在它的原则中，是不能被归于绝对与肯定的失败”。

“希望是和有目标的人相联系的，即使目标不能实现，这种关系也是存在的”。

[13]
现在我们可以说，尽管鲁迅时常流露对未来的悲观绝望情绪，但从根本上说，它是现实态度的辐射，而不意味着对未来的彻底否定。

人的当下的主观情调不能构成对未来的当然威胁，说来说去，人所能寄予希望的也就在未来，希望和未来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生命如斯，鲁迅如下的一些话语就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了——“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

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5]（441）“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14]这种复杂的思想含蓄地告诉我们，鲁迅向绝望抗战的依托仍在希望。

因而，他这样的昭告就是其内在思路的自然表露：“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

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

”[15]“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便是光明。

”[3]（378）“怎么可以没有希望呢，否则，人也活不下去了。

我不曾看得那么黑暗，以为就没有将来。

”[11]（70）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鲁迅思想中绝望与希望交织渗透的矛盾现象呢？我以为，简单地冠以“消极”、“消沉”等字眼是不合适不准确的，因为这种现象乃是鲁迅的具体生命的最真实的袒露，它将鲁迅基于独特生命、特殊经历、特定时代而形成的生命矛盾夺目地凸显出来，在鲁迅的思想中成为充满张力而又有效抗争现实的精神支撑，与此同时，也使一切虚假、浮滑、平庸的生命相形见绌。

在某种意义上讲，鲁迅生命中的矛盾构成了他思想深刻和人格伟大的重要方面。

平凡的生命也有矛盾，但惟其深刻的矛盾愈见出伟岸的生命人格。

正如西方谚语所说，在有生命的地方就不仅有希望，也有恐惧、猜测和期待。

因此，鲁迅的伟大和他人生思想的矛盾其实却并不矛盾。

注释：
①尼采思想对鲁迅的影响已被学术界广泛讨论过，此不赘论。

另见拙文《论鲁迅的现代主义文化特征》，《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5期。

②参阅鲁迅《华盖集续编·记谈话》、《译文序跋集·译了<工人
绥惠略夫>之后》、《坟·娜拉走后怎样》、《呐喊·头发的故
事》等文。

另见冯雪峰《回忆鲁迅》。

参考文献
［1］魏绍馨.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J].齐鲁学刊，1989，（3）. ［2］《穷人》小引[A].鲁迅全集(第7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