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采薇的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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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采薇》之浅析
《采薇》出自鲁迅先生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小说取材于伯夷叔齐义不食周栗,采薇于首阳山,最后饿死山中的故事,在忠实于史料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生发,讲述了一个富于浪漫、幽默气息又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关于本篇小说的思想内涵,众学者说法不一。有揭露国民党走狗说,有揭露封建王道虚伪说,还有批判隐士逃避说等。
在反复读过这篇小说和参考相关资料后,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当然就认识的准确性和深度来讲,是无法与学者相比的。在此我只是谈谈自己读过本篇小说后的一些粗浅的感受。
一、与史料的异同
自古以来,伯夷叔齐一直被视为忠义守节的典型,他们不屈于时,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以品格、气节著称。韩兆琦先生在《中国古代的隐士》一书中将其称为节士型的隐士。
他们的事迹,在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中有详细的记载,此处摘录其主要部分:“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陷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兮。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其后,司马迁对伯夷叔齐的事迹发表了议论,对其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又对积仁好学者不得善终,而操行不轨者富厚累世的现实发出了感叹。
就情节而言,鲁迅先生的《采薇》与《伯夷列传》中的记载是无二的。不同在于小说《采薇》的篇幅达一万多字,远远超出司马迁的原作。在史料的基础上,鲁迅先生加以浪漫的想象和大胆地创新,以现代人的视角,增加了大量具有现代气息的语言和情节,给小说赋予了新的内涵。“小穷奇打劫”、“吃松针面”以及“小丙君阿金姐”等情节的增加,以及“展览会”等现代语的插入,使故事内容更加充实,增加了趣味性和诙谐感,同时也易于现代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就叙事手法而言,《史记·伯夷列传》采用的是正叙,而《采薇》还增加了插叙,比如关于伯夷兄弟二人的身世叙述,就是采用了插叙的手法。这样的叙事手法既使故事情节显得灵活合理,又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性和可读性。
最后就作者的情感而言,司马迁对伯夷叔齐的遭遇致以了深切的同情,而鲁迅先生则不同。故事虽然具有悲剧色彩,但在文中却感受不出作者的同情;相反的是一种有节制的调侃和诙谐。
总之,《采薇》的创作,正如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所写:“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
二、《采薇》的思想内涵
我认为,要解读《采薇》的思想内涵,不能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是应结合整部《故事新编》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写作背景来探讨。
《故事新编》这部集子出版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创作时间前后长达十六年,属新历史小说。整部作品共收录了八篇小说,均作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中《采薇》、《出关》、《起死》创作时间最晚。
在整部作品中,鲁迅先生既重塑了女娲、墨翟、大禹这样的英雄人物形象,描绘了他们的艰辛动人的事迹,歌颂了他们英勇牺牲的精神。同时也塑造了小丈夫、逢蒙这样的奸邪之徒,讽刺了那些卫道士和小人的丑恶嘴脸。而鲁迅先生本人就是中国的脊梁和社会的良心,他看得透、看得深,对国民有一种深沉而复杂的情感,他热爱祖国和人民,同时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渴望用自己的努力唤醒国人,期待着有人能为中国人找出一条出路,走出甘做奴隶或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灾难之中。由此可看,《故事新编》中的这些英雄人物身上是寄托着鲁迅先生渴望救国救民的崇高情感的。
如果说前几篇小说是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而创作时间较晚的《采薇》、《出关》、《起死》则表现了鲁迅先生对人生历史的深刻思考。这三篇小说写于1935年,距离作者去世仅有一年的时间。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霜雪雨后,此时的作者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对社会、人生、历史定会有着不一样的思考和认识。
而无论是崇高的爱国情感,还是对社会人生历史的思考,都将对他的创作造成影响。结合这样的背景和思考,再回归文本,我想《采薇》一文的思想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除旧布新的历史更迭中,人应该如何坚持自己理想和选择自己的人
生。从伯夷叔齐的故事中,我能明显感受到一种喜剧色彩,甚至是一种调侃式的幽默语调,但是没有到滑稽绝顶,令人嘲弄的地步。也就是说,对于伯夷和叔齐的做法,作者虽没有像古人那样给予高度的同情和赞扬,但是也没有对其进行讽刺和批判,没有说伯夷叔齐因循守旧、冥顽不化。作者的态度是客观的又是深刻的,正如李怡老师在《存在的哲学——对现实生命的残酷背弃》一文中所写的:“对于一种个人的生存理想的抉择,无论是伯夷、叔齐,还是老子、庄子,都有他们绝对的自由。新时代有着新的人生观的人们并没有嘲笑讥弄他们的权利。但是,如果用这些个人的存在哲学来指导世界,校正、统一全社会的思想,那就是荒谬绝伦的,也就应该受到新时代有着新的人生观的人们的唾弃”。在这里鲁迅先生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在历史的潮流中,人可以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是不能用其去统一社会思想。因为很多时候,二者虽都合乎常理,却又无法相容。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否则,就难以在历史大潮中生存。
第二,承认革命的合理性,但反对暴力革命。伯夷和叔齐一开始是在养老堂中明哲保身。对武王伐纣之事,虽有过拦驾死谏的举动;但在武王灭了商之后,二老还是在养老堂中度日。最终把他们逼上山野的不是周灭商这一“大逆不道”的事实,而是有关周武王惨绝人寰的传闻。是“王道乐土的瑰丽想象和血流成河的巨大反差、矛盾,给伯夷叔齐当头一击,破坏了他们固有的心理平衡”。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本人对暴力革命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革命的目的是叫人活,而不是叫人去死。这是反革命政变以后,鲁迅先生思想上的一种转变。
第三,批判那些道貌岸然和绝人后路的小人。伯夷叔齐到首阳山采薇为食,虽说日子日渐艰难,但并没有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物质上的匮乏固然会导致生存的艰难,但我认为,加速他们灭亡的是精神上的打击。他们上山不久,便引来了大批看客,自此他们每天不仅要解决生计,还需谦虚应酬。如果说人人都只是看客,那也罢了,毕竟这样可以打发时间,不至于孤独寂寞。可是在这些看客中间,偏偏有些无耻小人。一个是小丙君,他自命清高,打着“温柔敦厚才是诗”的旗号,对伯夷叔齐的人格和文学进行大肆批评。当有人请他为伯夷叔齐写碑文是,他更是大发议论,把死者批得体无完肤。这种人厚颜无耻、狂妄粗暴,打着道德的幌子,对弱者作威作福。实际上,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迂腐、冥顽不化的卫道者。另一个是小丙君的丫鬟阿金姐,我认为她是杀害伯夷叔齐的罪魁祸首。她的尖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