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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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的艺术

辩论的艺术

一、理性的较量

辩论赛是一种极富理性的“高水平的智力游戏”。完全不同于为维护个人观点或某个政党、集团的政策而展开的辩论,后者带有强烈的意愿和感情色彩。

为辩论赛所拟定的辩题是“中性”的,辩论中所持的观点(正方抑或反方)由抽签决定。因此,参赛双方都有构架立论的逻辑、理论、事实以及价值判断等的依据;也都有可能出现破绽,给对手以可乘之机。前三届由新加坡广播局主办的“亚洲大专辩论会”采取的比赛规则只以辩题限定正方立场,反方可以自行立论,相对而言,反方的施展余地比正方大一些。今年八月下旬举行的“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对此作了改进,即在给出辩题的同时,也限定反方立场。如初赛时剑桥大学为正方,辩题为“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我们是反方,必须论证:“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种对正反两方论点同时进行限定的做法,使双方所处地位更显公平,比赛更激烈。

正是因为这种对辩论立场的约束,可能导致在辩论中所应维护的观点有悖于本民族、本地区的道德习俗、文化传统;也可能难以被观众所认同;最不利的是:与辩论队员自身的信念产生矛盾,这些都会使辩论队员产生情感冲突,限入困境。如屠格涅夫所言:“人应当相信自己说的话,他才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因此,在辩论中首先要处理好的就是这个问题。完全是一种巧合,这次参赛我们复旦大

学代表队与“反方”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复赛一场对悉尼大学代表队,他们的立场是“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我方是“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排除“艾滋病是社会问题”固然有相当难度,但要论证“艾滋病不是医学问题”就与常理相悖了。

难度最大的是决赛,引起的情感冲突也更激烈。我方被指定维护“人性本恶”的立论。据了解:新加坡是一个崇尚“人性本善”的国家;评判团中大多数专家学者在人性之家的争论中是“本善”论者,所发表的大量论文专著在学术界相当有影响;赴新之前,我们分析较透彻、准备较充分的是“人性本善”;从8月27日晚抽签决定正反方,到8月29日下午比赛,中间只有一天的间隔。“天时、地利、人和”似与我方无缘。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我方队员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人性本恶”,例如,女辩手姜丰同学临行之前说过:根据辩题所准备的几套方案中最得心应手的是“人性本善”这一个。处于这样的劣势,我方不得不背水一战。主帅俞老师、军师王老师沉着冷静。指导队员反复剖析辩题,先后三次调整方案,通过讨论切磋帮助队员在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之中向理性倾斜;同时,又以队员感情认同,激发观众共鸣和说服评判团的需要,制定了决胜方案,即,在“人性本恶”的立场之下,区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把“恶”界定为:本能与欲望的无限制扩张;把“善”界定为对本能与欲望的有理性的节制。强调后天教化的功能与重要性。表达“人性向善”的价值观。这一方案使队员们“顺”了气,投入了感情,整场辩论游刃有余,博得多次掌声,杜维明教授代表评判团对复旦的表现给予极高的评价,我方以5∶0的绝对优势夺魁。

正如上例所说明的,辩论赛是“理性的”,但绝非“纯理性”的。说到底,辩论赛也是一种表演。没有感情色彩的演出势必苍白、乏味。就像演戏,一个演员所扮演的角色接近其生活本色,感情自然,容易产生效果;扮演一个与本色反差较大的角色,甚至是反派人物,也同样要求演员进入角色,塑造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形象。只有理性对角色的接纳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在感情上完全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想其所想,行其所行。辩论赛不仅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感人。但感情的投入还得张弛得当。切忌情绪化!一般而言,自由辩论阶段短兵相接、针锋相对、轮番进攻,情感也进入白热化状态,较难控制感情,把握不当容易出现各种有损台风的差错,影响整场辩论的效果,功亏一篑。较好的处理应是:用理性制约“本色”感情,用理性激发“后天”情感,烘托立论的内涵与深度。

二、知识、智谋的较量

近来不少朋友(包括不少从未看过辩论比赛的人)对辩论赛的形式很感兴趣,把复旦辩论队看得很“神”:似乎随时随地,即使临场命题抽签,立即就能来一场精彩的辩论赛;有的还认为经过准备的辩论只是表演,完全没有比赛的味道。这实在是太大的误会。

“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墨子·亲士》)一场有欣赏价值、能给人以启迪的辩论赛,一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相当的理论深度,缜密的逻辑结构,翔实丰富的事实资料。这就要求辩论员具有广博、完整、严谨的知识结构,对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有一定的广度与深度的了解。因此,即使是一个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辩论员,也只有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才能登台亮相,达到高屋建瓴、深入浅出、论辩自如的境界。

此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共有七场比赛,辩题涉及经济、环境、现代化、卫星广播电视、教育、人性、道德、安乐死、艾滋病……等诸多问题,可以想象其知识涵盖面之宽。八支参赛队虽都由清一色的炎黄子孙组成,但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语言习惯差异极大;即使是同一学术领域中的专业用语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辩论员和辩论队学习、了解掌握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的历史、现状、主要学派、代表性学者及其主要论点,时空跨度极大。真正做到“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古博今,妙语连珠,谈何容易!

我国现行的大学教育制度是以专业为基础组织教学的学年(学分)制。近年来,市场经济发展对教育有很大冲击,确实改造了一批老学科,但越来越讲“实用”和“实惠”,有些学校专业口径越搞越窄,基础知识的教学不断被削弱,一些传统的基础课被削弱甚至被取消。学生知识面窄,也缺乏理论深度。许多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生没有学过“中国哲学史”,对西方主要哲学流派也是一知半解。不少学生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几乎达到“盲”的程度。即使少数涉猎面较宽的学生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大赛对知识结构、文化积累的要求。

此次组队参赛,经过层层筛选、专家面试确定了六名学生参加培训,针对大赛的需要以及他们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聘请了一批专家学者为他们开设讲座;顾问、教练指导他们阅读了大量教材、专著(按需要分为精读与泛读两类),查阅搜集了大量资料。六名同学底子较好,悟性较高,又肯下苦功夫钻研、博闻强记,不仅积累了知识,而且能够融会贯通,恰当运用,基本到达伸展自如的境界。“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实践中学会做学问。但是,就是这样,如果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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