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诺维特-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

简介：嵌入性问题

行为和制度如何被社会关系影响是社会理论的经典话题之一。只要这种关系存在，那么由它们的“在场”所引致的状况就只有通过一种思想实验，就像霍布斯（Tomas Hobbes）的“自

然状态”或是罗尔斯（John Rawls）的“原始位置”等来想象了。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大部分观点，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假设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几乎不受社会关系影响，因此追求一种近乎于这些思想实验的理想化状态。与此相反的则是我所谓的“嵌入性”的主张：这种讨论认为行为和制度总是受到正在运行的社会关系的压抑和控制，因此将它们看作是彼此分离的做法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误解。

本文关注经济行为的嵌入性。长时期以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主要观点就是：在前工业化社会，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经济行为变得越来越自主。这种观点将经济视为工业社会中一个独立的、与其他领域曰渐分离的领域，经济交换行为不再以交易的社会和亲缘义务来定义，而是以个人利益的理性计算来定义。有时进一步的讨论甚至认为，现代情况与传统的情况是相反的：不是经济生活沉浸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这些关系变成了市场的附庸现象。嵌入性的地位与人类学的“实质主义”学派相关，人们通常将这个学派与卡尔波兰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94；波兰尼，艾瑞森伯格和皮尔逊，1957），以及与历史学和政治学中的“道

德经济”观念（汤普森1971；斯科特1976）是同一的。它在某些方面还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关系。

然而，对于这种伴随现代化而出现的对嵌入性观念的突破，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接受。大部分人坚信早期社会中的嵌入性程度实质上并不比现代社会中所谓的低水平嵌入性更高。这种基调是亚当?斯密首先设定的，他假定“在人类的本性中存在一种与他人以物易物和互换

物品的倾向”，并假设既然劳动是原始社会唯一的生产要素，那么物品就必须依据劳动的成本来交换，就像在一般的经典交换理论中那样（[1776]，1979，第一卷，第二章）。自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若干人类学家采用了相似的立场，这种立场逐渐被称为“形式主义”：即

使是在部落社会，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也是完全无关的（Scheider,1974）。由于经济学家以及他们在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涉猎的同路人们拓展了关于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研究的新的兴趣点，这种立场又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大多关注什么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并

且主张先前的诠释将许多早期社会以及我们自己社会中的行为和制度看作是嵌入于社会之中的，现在可以将它们视为是由理性的、或多或少有些原子化的个体的自利追求所引发的东西，从而更好地理解它们（例如，North and Thomson 1973;Williamson 1975;Popokin 1979）.

我的观点与以上两种流派的观点都是有分歧的。我认为，如果使用嵌入性理论来审视社领会经济生活及其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的话，无论是在工业社会还是在前工业社会，嵌入性的现象始终存在，只不过在各个社会中嵌入的水平和程度是不同。在非市场社会中嵌入性的水平要比实质主义者和发展理论家所宣称的要低，而随着现代化发生的变迁要比他们所相信的要小；当我也主张，这一水平比起形式主义者和经济学家所考虑的，总是并将继续是更为实质性的。这里我并不企图去考虑由非市场化社会所提出的问题，相反我打算从对嵌入性观点的理论探讨开始。然后通过探讨一个来自现代社会的问题来说明这一观点的价值。当前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关于经济秩序的问题——也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何种交易在市场中实现，何种交易应归属于等级制的厂商”。这个问题已经因为威廉姆斯（Oliver Willianson）所开创的“市场与等级制”的主题研究而曰益提到了显著的位置（1975）。

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人类行为的过度社会化和不充分社会化

我将从批判丹尼斯朗的《现代社会学中人类过度社会化的概念》中的“过度社会化”开始——“过度社会化”指人对于其他人的舆论具有压倒一切的敏感性，因而服从从共识中发展起来并通过社会化内化的规范和价值体系的支配，所以服从并不被视为一种负担。如果说这种概念在1961年影响非常重大，那主要是源于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对霍布斯提出的秩序问题的认同以及他自己意图通过超越包括霍布斯在内的功利主义传统中关于人的原子化和社会化不足观点来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努力（Parsons 1937,第89-94页）。朗赞同对原子化功利主义的突破和对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的嵌入性的强调——这是霍布斯思考中缺席的关键性因素，但是他也提醒不要过度夸大这种嵌入性的程度和消除冲突的功能：通常社会学家的任务是促使人们注意到，人们强烈希望，并且力争在各种各样的形势下获得他们亲密合作伙伴的确切的赞许，尤其是在那些被认为标准的理论或意识形态过度强调其他动机的情况下……例如社会学家已经揭示，与纯粹的经济激励相比，工厂工人对于同事们的立场和态度更敏感……批评这些研究的结论并不是我的意图。我的目标是……[a]虽然社会学家反对过去那种在人类行为中只考虑单一的基本性动机的努力，但是在他们的思考和论述中，渴望通过从其他人那里获得肯定性的认同来树立一个讨人喜欢的自我形象仍是人们行为的基础性的动机。[1961，第188-89页]

相反，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思路中，则与原子化的、低度社会化的人类行为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经济学仍然处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之中。这些理论的探讨不接受任何关于社会结构和关系会影响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假设。在竞争性市场上，没有生产者和消费者

能够明显地影响总供应或总需求或价格和交易的其他方面。就如同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指出的那样，这种理想化的市场在运作过程中，牵涉大量的拥有完备信息的、在定价方面完全匿名的买家和卖家……无需当事人之间存在任何的可持续的私人和社会联系。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没有为讨价还价、谈判、抗议和共同协调留下余地，而且通过契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交易者也不需要进入一种会导致他们彼此结识的持续的或重复的关系之中（1982，p.1473）。

很久以前，人们都已经认识到：完全竞争的理想化市场之所以在理性的冲击下苟延残喘，部分是因为自我调节的经济结构是与政治因素有莫大关联的。另外一个较少为人所清晰认识到的原因是，经济分析中对社会关系的消除就相当于将秩序问题从智力性的议程研究中驱除。在霍布斯的讨论中，无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没有冲突的社会交易和经济交易的前提是信任和没有违法乱纪。但是当个体被设想为既没有社会关系也没有制度背景时——就像在自然状态下一样时，这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霍布斯通过添加一个专制权威结构来克服这种困境。古典自由主义以及相应的古典经济学的解决方式是与之相对立的：竞争性的市场可以使强权或欺骗变的徒劳无益，因此使强制性的政治结构也就没必要存在了。竞争以一种个体交易者无法操控的方式决定着交易的方方面面。即使交易者遭遇了以失信和违法为特征的复杂的或艰难的关系，他们也可以轻易地转向与那些愿意与他们以市场方式开展交易的大批的其他交易者来解决这一问题。社会关系及其细节因而成为磨擦性的问题。（？？？？）

然而，在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行动者可能彼此之间建立社会关系的事实被当作一个阻止竞争性市场的阻碍来看待。在一段经常被引用的叙述中，亚当?斯密抱怨“从事同宗交易的人们即使为了庆典和娱乐也很少聚在一起，除非对话是旨在反对大众的共谋或是旨在提价的设计”。他的自由集市式的政治理念对于这一问题没有给出什么答案，但是他确实建议：取消一些要求所有从事同种交易的人们都必须进行公共注册的规定；这类公开信息的存在“使那些可能互不相识的个体联系起来，并且指导着交易中的每个参与者发现其他的交易者。”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对这种相当偏颇的政治疗法而是对“社会原子化是完全竞争的前提”这个观点的感知（斯密[1776]1979，第232-33页）。

经济学家最近提出的关于“社会影响”的更多言论将这些都解释为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行动者需要具备相关的习俗、惯习（此为布迪厄的专用语，小兰注）或规范背景，并机械地、主动地遵循它们，而不考虑他们与理性选择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接近于朗的“过度社会化观念”，它反映在杜伊森伯瑞（James Duesenberry）的讽刺之中——“经济学就是关于人们如何做出选择的学说，而社会学就是关于他们为何不能做出选择的学说”（1960，第

233页），也反映在布朗关于“‘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的描述之中：社会学家在处理决定机制时，认为它来自于这样一个假设，人们总是“采取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因为这样做或是一种惯性或者说是出于一种义务，或者是这样做是很自然很正确很恰当，或者是公平的和正义的”(Brown 1977,第17页)。

但是除去过度社会化和社会化不充分这两种观点的对立部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讽刺性的现象：两者都具有通过原子化的个人实现决策和行动的观点。在低度社会化的描述中，原子化来源于对自我利益的狭隘功利追求；在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中，原子化则产生于个人业已内化的行为模式，因而持续运作的社会关系对行为仅只具有边缘性的影响。被内化的行为规则在被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这一点并不是与功利主义的观点完全对立的。在社会化不充分的讨论中，效益的功能是开放性的，它为解释由一致认同的规则和价值来全权指导的行为留有空间——就如同在过度社会化中的观点。因此社会化不充分和过度社会化在关于秩序问题的结论上达成了一致，都把个人现时的决策和行为与个人当下所处的社会关系割裂开来。这种不可思议的混合在霍布斯的《庞然大物》中已经可以见到了，在这本书中，生活于自然状态的可怜的居民们被其原子化所带来的无序状态深深的牵制着，以致于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所有的权利将之交予一个权威力量，随后就以一种驯服的、尊敬的方式行动；这种社会契约似的技巧反映了他们直接由社会化不充分状态转向了过度社会化状态。

当现代经济学家确实试图考虑社会影响时，他们的言论正是以上引言中所描述的观点的典型反应。如此一来，他们撤销了认为社会影响是一种磨擦性的观点转而支持社会影响是如何运作的观点。例如在分割性劳动力市场理论中，皮奥里（Michael Piore）就主张每个劳动力市场部门的职员都被不同的决策方式所形塑，在初级上层、初级下层和中级劳动力市场中，成员分别借助理性选择、习俗和命令来做出决策。这与工人在中产阶级、劳工阶级和下等阶级亚文化中的出身分别对应的。类似的，鲍里斯（Samuel Bowles）和金蒂斯（Herbert Gintis）在他们对美国教育成果的描述中指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展示不同的认知过程，这是因为每一阶级所接受的教育是不同的。那些注定要从事低水平工作的人被训练成规则的依赖性的追随者。而那些即将进入精英阶层的人则去读“精英的四年制学院”，这些学校“强调与等级分明的生产单位中的上流相对应的社会关系……而且随着他们‘掌握’了一种类型的行为规则，他们就或被允许进展到更高的水平，或是被送到生产等级制的相应的水平上”（Bowles and Gintis 1975,第132页）。

但是过度社会化的关于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个体行为的观点是相当机械化的：一旦我们知道了个体的社会阶层或是劳动力市场部门，那么就可以清楚地判断出他们行动的其他任何方面。

因为他们已经被完全社会化了。在这里社会影响是一种外部力量，就像上帝的第一推动力（deist’s God），只促使事务运转但不会有进一步的影响，这是一种使它自己成为个体思维和身体的一部份的力量（就像在电影《抢夺者的入侵》），改变着个体做出决策的方式。一旦我们刚好知道了个体被何种方式所影响时，持续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就变的无关紧要了。社会影响被完全包含在个体的头脑中，因此，在真实的决策环境中，他或者她就可能作为经纪人（Homo economicus）被原子化，尽管它们或许带有不同德决策原则。更精细的（和过度社会化色彩稍淡）的对文化影响的分析阐明了，文化不是一劳永逸地发生影响，而是一个持续运作的过程，在互动的过程中持续不断的被建构和重构（例如，Fine and Kleinman,1979;Cole 1979,第一章）。它们一方面塑造它们的成员也被它们的成员塑造，另一方面，部分出于这些成员的策略理性考虑，文化也为这些成员所塑造。

即使当经济学家确实重视社会关系时，他们也一成不变地将这些关系从其历史及相对于其他关系的位置中抽象出来，也就是说，从我们可以称为关系的历史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中抽象出来。哪怕是像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和贝克尔（Gary Becker）这样彼此迥然不同的人物，他们的做法也都不过如此。在他们所作的那些描述中，人际关系是极端形式化的、平均化的和典型化的，回避了关系特有的内容、历史和结构性的定位。行为者的行动来源于他们所谓的角色地位和角色环境，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工人与监督者、丈夫与妻子、或者罪犯与法律制裁者彼此互动，但是这些关系并不能被假定为具有个性化、超越已有的被定义的角色内容。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结构主义社会学家在帕森斯社会学批判的东西——在整个概念图式中，将个体关系的特性降格到微不足道的角色，与从终极价值取向引申出的合乎规范的角色描述中的持续性结构相比，只是一个附带的现象。在经济模型中，即使决策涉及不止一个个体的情况下，对社会关系的看待方式对于维持原子化的决策制定有自相矛盾的影响，这是因为被分析的一系列个体——通常是双人，有时也是大规模的群体——已经被从社会联系中抽象出来，在他的行动中已经被从其他群体的个体系列和他自身的历史变迁中边缘化了。原子化没有被消除而仅仅是转向了二元或更高水平的分析水平。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过度社会化有一个观点认为行动者的理念就是排除一切干扰因素，使行为完全符合他们被给定角色的规范，它的作用其实正是在贯彻一种原子化的、社会化充分的观点。

关于人类行为分析的丰富的研究成果需要我们避免对不充分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观点中的原子化理论的盲从。他们不会像游离于社会联系之外的原子那样进行决策和行动，他们也不是像奴隶一样死守他们凑巧占据的社会范畴的特定交汇点为他们写就的脚本。相反，他们尝试进行有目的德行为是嵌入在具体的、正在进行的社会关系体系之中的，在这篇文章剩余

的部分里，我将阐释嵌入性观点如何从理论性和经验性的研究转向对经济行为的研究。首先，我将焦点集中在对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违法问题上，然后用“市场和等级”问题来阐释嵌入性观点在分析这个问题时的作用。

经济生活中的嵌入性，信任和违法乱纪

大约从1970年代开始，在经济学家中掀起了一股研究以前被忽视了的信任与违法乱纪问题的热潮。威廉姆斯的指出：真正的经济行动者不仅致力于追求个人利益而且投身于“机会主义”的行为，包括“利用诡计来追寻个人利益；那些善于弄虚作假的代理商只关注在交易获取好处。因而经济人…是比一般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所揭示的更狡猾和奸诈的动物”（1975，第255页）。

这一论断指出了现代经济学理论一个特有的假设，即人们仅仅是用一种相对有教养的方式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这一观念巧妙的回避了霍布斯困境——那些仅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主要不是依靠暴力和欺骗来达到目的，这是如何可能的？然而，就像霍布斯所看到的那样明显，追求个人利益的本质内涵就是绝对不能排除暴力和欺骗。

从局部上来看，这种观点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是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竞争的压力可以被想象为遏制暴力和欺骗产生力量。但是这种观点也是嵌入在学科的思想史之中。在《情感与利益》中，赫希曼（1977）指出，从《巨物》时代到《国富论》时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由下列命题组成的：通过断言某些特定的人类动机能控制其他动机，尤其作为典型而言的对经济中个人利益的追求并不是一种不可控制的冲动而是一种文明的、开化的行为，来冲淡霍布斯的秩序问题。对这种思想的隐蔽但却广泛的接受，是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相互促进的一个有力的佐证：市场竞争中的原子化行为者是如此彻底地内化了这些行为的规范性的标准因此能保证交易的有序进行。

近年来，有许多问题使学者们对这种思路曰益丧失信息，人们开始注意到以带有降低成本和“特殊的人力资本”投入的少量参与者为特征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在微观层次的各种细节。在这种形势下，竞争市场所宣传的规则不可以被调动起来，因此如何使曰常经济生活不被不信任和违法乱纪所侵蚀，这样一个经典的问题又被提上了曰程。

在经济学文献中，我发现了对于这个问题和争论的两个基本的答案：一个是一种回答人类行为的低度社会化观点相关，另一个答案与过度社会化紧密相连。它是一个继承新古典经济学观点的对解释社会结构具有浓厚兴趣的经济学家们的松散的联盟。这个流派的成员常提到的一个观点是以前被看作是法律、历史、社会或政治压力产物的社会制度和安排。现在被准

确地界定为是某些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这种基调类似于1940s到1960s的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但其中大部分论述却不符合默顿（Merton,1947）所确定的一项合理的功能解释的标准。例如，看看肖特的观点：要理解任何我们业已观察到的经济制度，我们只需推断当我们“看到该制度已经发展形成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对它而言必定经历的进化问题。每一种进化的经济问题都需要一种社会制度来解决”（Schotter 1981,第2页）。

在这里，看上去避免了违法乱纪，因为明智的制度安排使之成本过大，以至于难于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这些制度安排——其中许多以前并不被认为是为经济功能服务的——现在被视为已经演化到一定程度，从而消弱违法乱纪行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安排并不能产生信任，相反，却是信任在功能上的一个替代品。这方面主要的一种安排形式是精心设计的或明或暗的契约（Okun,1981），包括延期赔偿计划和强制性退休，这些被视为降低了“逃避”工作或是隐匿财产秘密的动机(Lazear，1979；Pakes and Nitzan,1982)。另外一种安排形式是权威结构，它通过借助法令做出的潜逃性分化决策而避免了机会主义（Williamson,1975）。这些概念在下列方面体现了低度社会化：它们不考虑在一定范围内，具体的人际关系和这种关系固有的义务阻碍了违法乱纪。而这与制度安排根本无关。用这些安排来取代信任实际上导致了一种霍布斯困境。在这种情境中，任何理性个体都将会受到刺激，千方百计来逃避着这些安排；这样，难以设想曰常经济生活不会受到甚至更为灵巧的欺诈企图的毒害。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必须假定有某种程度的信任在发挥作用，因为单纯的制度安排不能够完全堵住压力和欺诈。但是这种信任的源泉的问题仍有待于解释，而且有时候这些经济学家在“普遍道德”的存在上达成共识。比如，阿罗建议社会“在其进化过程中，已经发展出某种尊重他人的隐含安排，一种对社会生存具有本质或至少极大地促进其有效运转的安排（Arrow 1974，第26页；还可参见Akerlof ,1983对“诚实”起源的论述）。

当然，人们大概不能怀疑普遍道德的存在，没有它，当你购买了仅仅5美元的汽油，你就恐怕不会付给加油站服务员一张10块钱的钞票。但是这种观点具有过度社会化的特征，它要求人们做出普遍一致的自动反应，虽说经济生活普遍道德是很难自动和普遍发生的（正如广为人知的那样，在加油站，天黑以后就要求付刚好的零钱）。

考虑一个普遍道德在那里确实发挥功能的情形：传说（我对是否说杜撰的有些犹豫不决）有一位反对一切经济理性的经济学家在离家很远的路边小餐馆中留下一笔小费，注意这一交易具有使之多少不同寻常的三个特征：（１）交易者先前是不相识的；（２）他们似乎不会在进行交易；以及（３）关于两者之中任何一个人的信息都不会传到他们将会与之进行交易的

别人那里。我断定：只有在这种情境中，没有暴力和欺诈才主要地可以有普遍道德来解释。但即使在这里，人们也会奇怪，如果要花费了巨大的成本，这样的道德还怎样保持有效性。相反，嵌入性的讨论强调具体的个人关系和这种关系的结构（或“网络”）在产生信任和阻止违法乱纪方面的作用。与具有优良声誉的个人进行交易的广泛偏好，最常见的指导原则暗示几乎没有人完全满足于依赖于普通共识或是制度安排来防止麻烦。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促使一个人不进行欺诈的激励，就在于它是由损一个人声誉的成本。但是这是一种将声誉作为一般化商品来看待的低度社会化的概念。在实践中，当我们在没有其他更好的信息可资利用时，我们就满足于这种一般化的信息，但通常而言我们要寻找更好的信息。某人被广泛认为是可以信赖的，痹烩一陈述更好的信息来自一个曾经亲自与该人作过交易的值得信赖的人，他发现这个人的确如此，那么他所提供的这个信息就更好。如果一个人以往和这个人进行过交易，那么他拥有的信息就更好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出于四个原因：（１）它是廉价的；（２）人们总是最信任自己的信息——它更丰富、更详细和被认定是准确的；（３）与一个人保持持续关系得个体具有赢得信任的经济推动力，因为他不想影响将来的交易；以及（４）持久的经济关系经常会偏离纯粹的经济动机，与社会内容纠缠在一起，而后者则包含了强烈的信任期待，并避免机会主义。

我们决不会怀疑最亲密的关系使得行为更具有可预测性，并避免了某种在陌生人中产生困境的担忧。譬如，为什么个体在一个失火的剧院里都非常恐慌，不顾一切地逃向大门，导致令人绝望的结果。集体行为的研究者们长时间以来都将这种情况视为典型的非理性行为，但布朗（Ｂｒｏｗｎ，１９６５，第１４章）却指出：这种情形本质上是一种多人的“囚徒困境”：每个逃窜者都冷静地退场，大家的情况会好得多。不过，在晚间新闻关于住宅失火特写的情形中，我们从未听说过每一个人都争相逃窜以及家庭成员相互践踏。在家庭中不存在“囚徒困境”，因为每个人都确信其他人是能加以信赖的。

在商业关系中，信任的程度是更加易变的。但是“囚徒困境”仍然经常由于个人关系的增加而得以消除，而且这种关系得强度并不是交易者的性质，而是他们的具体关系的性质。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忽略了个体交易者的身份及以往的关系，但是理性个体充分知晓这一点，并依赖他们对这些关系的知识。比起一个人的一般声誉来说，他们更关心某个特定的他人是否会诚实地与他们进行交易，而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或他们自己的熟人是否以前曾经满意地和他们打过交道。甚至在某些一眼看上去似乎与竞争市场的经典性讨价还价及其相近的情境中，人们也会看到这一模式的，例如吉尔茨分析的摩洛哥集市就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指出社会关系而非制度安排或者普遍道德，是产生经济生活中信任的

主要因素。但我因此却有可能导致一种危险，用一种乐观功能主义代替了另一种乐观功能主义，在这种观点中是关系的网络，而不是道或安排，才是履行维持秩序这一功能的结构。有两种方法可以减少这一危险：一种方法是认识到作为对秩序问题的解决方案，嵌入性观点比起其他各种替代性主张都更少绝对性，因为社会关系网络是不规则地渗透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位于经济生活的不同部门之中，所以要考虑到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失信、机会主义和无序是决不会消失的。

另一种方法是坚持认为：虽然社会关系确实经常是信任和可信性行为产生的关键性的条件。但是它们并不足以保证这些信任和可信任行为，甚至可能为大规模的违法乱纪行为和冲突提供环境和手段。对于这一情况，有三个原因：

1、由私人关系的独特存在方式而产生的信任，增长了违法乱纪的机会。在人际关系中，“杀熟”就是一个常识，即一个对你信任的人比起陌生人来说处于更为脆弱的地位，（在“囚徒困境”中，一个人知道他的共谋者会否认罪行，这种知识是坦白的最理性的动机，而且消除这一困境的人际关系比起将要受骗的一所相信的，可能更不相称。）社会生活的这一基本事实，是“信任”骗局的温床，这种骗局有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了隐含的目标而冒充其他关系，在商业世界中，某些犯罪，如贪污等等，对于那些还没有建立信任关系，可以得到操纵账目机会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信任越是彻底，通过违法乱纪获得的潜在获益也就更大。据统计，这种案例是稀少的。这对于人际关系和个人声誉是一种赞誉，但无论多么的不频繁，它们的确是有规则地出现的，这就表明了这一力量的局限。

2、以团队方式进行暴力和欺诈是最有效率的。而这些团队的结构要求需要相当程度的内部信任——“盗亦有道”，而这种信任是遵循着先前业已存在的关系路线的。例如，收取佣金和操纵投标的精巧规划，就难以由个人单独活动完成，而且当此种活动曝光时，只得注意的是，如果涉及了许多人，那倒可能保守秘密。执法努力在于找到深入违法乱纪网络的切入点——一个人的交待会牵涉到其他人，而这些人又继续“揭发”其他人来，直至真相大白，这是典型的滚雪球的方式。

因此，个人关系既可能产生巨大的信任，也可能产生巨大的违法乱纪。本——波拉茨，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官有的功能主义风格，强调了个人关系的积极一面，但他也注意到“这些关系的持续性存在，可能会使一些精明的、追求私利甚至是不诚实（？）的个体采取一种可能被解释是愚蠢的或是利他性的行为，价值不菲的钻石在钻石交易过程中不断易手，并且在交易最后总免不了以握手结束”（Ben—Porath 1980，第6页）。延续这种积极的思路，我要进一步补充：这一交易之所以可能，部分地是因为它并非远离其它交易而成为原子化的交

易，而是嵌入在宝石商紧密结合的共同体之中的。这一共同体的成员密切监视着彼此的行为。与其他紧密相连的行为者的网络一样，这些商人制定了明确的行为标准，并且由于违法乱纪案例的信息会迅速传播开来，所以这些标准很容易被监督执行。但是这种程度上的信任所导致的力量是值得思考的，而且宝石交易也是无数被大肆宣扬的“内部员工”盗窃和声名狼藉的（1982年4月德）“CBS谋杀者”的活动舞台。在这个案例中，宝石公司的老板通过提交虚构卖主的订单来欺骗代理商公司。这一阴谋需要老板的会计人员的合作，但调查人员找到其中一个会计，这个会计成为==的证人。此后，老板收买杀手企图暗杀这个不忠实的雇员和他的助手，三个赶去援助的CBS专家也受到枪击（Shenon,1984）。

3 、有暴力和欺骗而导致的无序的程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被建构的。霍布斯在他的原子化的自然状态中可能夸大了这种无序状态的程度，在自然状态中，由于不存在持续的社会关系，所以在人们的预期中，只有杂乱无章的二元冲突。而更为广泛的大规模的无序则来自于斗争者的联盟，而这没有预先存在的社会关系是不可能的。除非行动者将自己列入两个相对立的阵营，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将“战争”作为各种联盟的最后结果来论及。（？？？？）而且只有当行动者之间存在的跨越不同阵营的关系不太多，这些行动者又和两个潜在的主要对手保持充分的联系，而且这两个潜在的对手对于推动冲突有浓厚的兴趣。（？？？？？），上述情况才会发生。在沙商业世界里也是这样，除非每一方都能够通过在其它厂商那里获得相当数量的盟友，冲突才会升级，就像在执行兼并或垄断市场是所发生的那样，否则冲突就是较为缓和的。

当社会关系付诸阙如时，无序和违法乱纪当然也会发生。我在前面主张社会关系的出现会阻止违法乱纪是也提到了这种可能性。但在一个真正原子化的社会情境中，可能出现的违法乱纪的水平是相当低的；违法乱纪的情况可能是不常见的、互不相关的和小规模的。霍布斯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但通过借助社会结构的润滑效应来超越这一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引进了比在“自然状态”中可能出现的规模更大的阶梯的可能性。

因此，关于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秩序的嵌入性视角，通过追寻和分析具体的社会关系模式，而使其分析思路介于探讨普遍道德的过度社会化研究视角和对非人格化的、制度性安排的低度社会化研究视角之间。与这两种替代思路或霍布斯的立场不同，嵌入性研究方法不进行绝对性的全面地预测，不论是普遍秩序也好，还是无序也好，它认为这种预测是不可能的，它转而假设，社会结构的具体细节将会决定我们能发现什么。

市场和等级制问题

作为对经济生活的嵌入性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我提出对威廉姆斯在《市场与等级制》（Williamson 1975）以及以后的论文（1979，1981；Williamson and Ouchi 1981）中有影响的论断的一种批判。威廉姆斯提出问题：在何种环境下，经济功能的发挥是在等级制厂商的界线内履行的，而不是由跨越这些界限的市场过程所履行的呢？他的答案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一般强调的方面是一致的，即在任何环境下可以被观察到的组织形式都在于，它能最有效的处理经济交易的成本，那些支出不确定的、经常发生的并且需要大量“交易专用投入”（例如，金钱、时间或精力等）的经济功能，若不能轻易的转化为与他人之间在不同事项方面的互动，就更可能在按等级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厂商内进行；而那些简单的、非重复性的和不要求交易专用投入的经济活动，如一次性地购置标准设备，则更会在厂商之间发生，也就是在市场的界面上进行。这一描述中，前一组交易出于两个原因被内化到等级制之中。第一个原因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即经济活动者没有能力去正确地预见对长期合同来说关系重大的复杂的偶然性的链条，当交易内化后，预见所有这种偶然性就成为不必要的，现在他们在厂商的“管理结构”范围内被处理了，而无须复杂的谈判。第二个原因是“机会主义”，即经济行为者运用他掌握的一切手段，包括阴谋和欺诈，对自己利益的理性追求。由于权威关系的存在以及由于交易双方都属于同一个公司实体所产生的更大的认同，是机会主义得到缓解和限制。

通过呼吁权威关系来减缓机会主义被认为是霍布斯分析的重现，虽然在这里仅被定位在经济领域。对于威廉密斯对霍布斯论点的继承可以从以下的论述中体现出来：“在（独立厂商之间）自主缔结合约的经历中，交易双方会产生纠纷，而内部组织则不会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尽管厂商之间的纠纷可以在法庭外得到解决，但这种解决方式有时是很困难的，并且导致厂商之间关系紧张。成本巨大的法庭诉讼有时是不可避免的。相反，组织内……则可以通过诉诸权威来解决这些争执——这是一重解决工具性分歧的很有效的方法”（1975，第30页）。威廉姆斯指出，复杂的、重复发生的交易需要两个个体之间存在长时期的关系，但是机会主义却损坏了这种关系。在关系的整个过程都要求对变换莫测的市场环境做出适当的反应，这过于复杂和难以预计，以至于不能巨细无遗地包含在某个初始合同之中，而且在权威缺席的情况下，也不能确保良好的信誉。

“‘当出现一个需要做出调整的场合，我将尽职尽责地行动，而不寻求个体利益’…在没有机会主义的情况下，这样一个一般条款就足够了。然而，由于一般条款不可强行贯彻实

施，由于人类活动者的弄虚作假和误导（自我—怀疑）陈述的偏好，…无论何时，当一方提出一个调整性计划时，买卖双方就都出于一个侧虐性的位置，通过进行讨价还价来分配增加的收益。……为了避免收益消耗在高成本的次要目标上，那些本来可以进行的有效调整最终只会导致高成本的争论，甚至罪之能够被放置一旁不理。消减机会主义以及间接注入信任感的管理结构显然是必须的（1979，第241—42页）”。

这一分析导致在《巨物》（Leviathan）中发现的那种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假设的混合物。厂商之间的等级制权力的效用被夸大了，正如霍布斯夸大了过度社会化的主权国家一样。“市场”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子化的匿名市场，它消减了由充分竞争市场状况所带来的纪律。这是一种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它忽视可不同公司的员工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对于赋予经济生活以秩序的作用。威廉姆斯当然认识到市场景象并不是一直都很适当的，“宰某种程度上，由于群体的压力，值得信任的行为的规范邮市会扩展到市场并得以贯彻执行…跨越组织界线的重复的个人接触支持了两个当事人之间的某种低水平的尊重和认同…此外，对交易持续进行的期望不鼓励在某次特定交易中寻求狭隘利益的行为…在交易和社会环境中，个体的侵略性都会受到同类之间的“放逐做法”的约束。一个厂商守信用的名声也是一种不能放弃的商业资产”（1975，第106—8页）。

如此一来，分析社会结构对市场行为的影响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威廉姆斯将这些证据看作是例外事件，并且在未能充分理解他所描述的二元关系就是嵌入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我主张，新古典模型中的匿名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且所有类型的交易充斥着我们所描述的社会联系。这并不是说，在两个厂商之间的交易比在厂商内的交易具有更多的社会联系，相反，厂商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就平均而言可能会比在厂商之间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更为密切持久。这似乎是庚普遍的现象—但是我在这里所要表明的是：在厂商间（用威廉姆斯的二分法来说：在“市场”中）的经济交换中存在着丰富的社会内容，足以对下列断言提出质疑：复杂的市场交易最接近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对此只能通过等级制结构的内化来解决。

一般而言，在我们周围有证据证明商业关系和社会关系是混杂不分的。由亚当?斯密（Adan Smith）哀叹的贸易协会仍然十分重要。众所周知，许多厂商，无论是大还是小，都是由相互交织的董事会连接在一块的，以至于厂商董事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并且密切的交织在一起的。商业关系超出了社会交际，反之亦然。尤其是在商业精英之间，这已经是一个为对商业的社会学研究所充分证实的事实（例如，Domhoff 1971, Useem 1979）。麦考莱在研究使用法律诉讼来解决厂商之间的纠纷的范围时指出，通常“分歧的解决无需涉及合同、潜在

的或实际的法律裁定。在谈判过程中，人们一般对谈及法律权力或威胁提出诉讼有所犹豫…或者如一个商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你能让律师或会计远离纠纷，你就能解决任何纠纷。他们根本就不懂商业中所必需的礼尚往来’…因为破坏合同而提出法律诉讼的情况似乎是很少出现的”（1963，第61页）。他进一步解释到：

两个公司的总经理可能彼此相识，他们可能在==或商业的委员会上并肩而坐。他们可能在社交场合上彼此结识，甚至是同属于一个乡间俱乐部都…甚至在肯能够是通过谈判阶段才达成协议的地方，精心规划的安排也可能在商业机构之间产生令人不快的交换关系。某些商人不同意，在这样一种精心制定的关系中，人们只能按照合同的文本来执行。这样的规划表明彼此缺乏信任，并减弱了对朋友关系的需求，是将协作性商业活动转变为竞争性赛马式的贸易…威胁说将问题提交给代理人可能并不比邮件往来或打个电话花费更多的金钱，但没有多少人能够手法高超的制造这样一种威胁，而又不付出代价，导致厂商之间关系得某种恶化”（第63-64页）。

厂商并不是只在高水平上才通过人际网络联系起来，而是在可能发生交易的任何水平上都如此。例如，在关于工业购买的文献中有一个常识：买卖关系很少接近古典理论的现场市场模型。一种解释指出：“各种证据始终不断地提出，不按照向可信任的供应商重复订货的模式，干扰有组织的购买，或是扩充有限的可行的供应商的范围，都会带来某种震荡。稍微反思一下，就会为这种行为找到许多理由，包括与寻求新供应商和建立新关系有关的成本，使用者可能偏好从固定来源获得部件，与熟悉的卖主交易涉及的风险较低，以及可能买主与供应厂商代表建立了他珍惜的人际关系”（Webster and Wind 1972,第15页）。

麦考莱以同样的方式指出，卖主“通常非常了解代买商。同样的两个个体可能已经彼此交易了从5年到25年之久。每个人都给过另一方东西。卖主肯能够会向与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代卖商传播一些关于其他竞争者、短缺或是价格上的信息。那些不能使其消费者满意的行销者”则成为了代买商与卖主在代买商协会和交易协会的会议上，甚至在乡间俱乐部或社交集会上交换信息中所讨论的对象…”（第64页）。通过这种经济行为对社会关系的嵌入，纠纷的解决就变得容易：“即使当事人具有详细和仔细规划的协议，这一协议暗示如果行销员不能及时发货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但当问题产生时他们通常不会提及协议，而是会通过协商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就像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存在过任何原始合同一样。当一个代买商说出下面一番话时，他表达了一种共同的商业态度：“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去打个电话找到另外一个人并处理问题。如果你真想还继续做生意的话，就不要向对方念那些彼此签订的法律性的条款。如果一个人想继续在商界待下去，就不要去找律师，因为一个人必须体面地行事’”

（Ｍａｃａｕｌａｙ１９６３，第６１页）。

在其它国家，人们可能会更容易地注意到这种态度，在那里，它们被假定解释成是由“文化”特性造成的。例如，一位新闻记者断言：

无论在那里，友谊和持久性的人际联系都会影响到商业。但在曰本则似乎更加突出…下班后在酒吧或夜间俱乐部中的会议，正是建立和培育关键的人际关系的场所。一旦这种关系建立起来，就不易解除…曰本商业商社这种紧密联合的特质，长久以来一直阻碍着外国公司企图在曰本销售产品的根源…伯克利的教授约翰逊深信，曰本工业群内存在的排他==易，就是彼此之间基于几十年的关系进行买卖，而不是进行竞争…这才是…美曰贸易之间真正的非关税壁垒”（Ｌｏｈｒ１９８２）．

在许多行业中，都广泛应用分包合同，这也为不少在一个公司单位中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厂商之间的储蓄关系提供了机会。例如，埃克利斯就提出，在许多国家的建筑业的证据表明，当项目“不是遵照要求竞争性叫价的制度原则时…总承包商和分承包商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稳定和持续的，而且仅仅是偶尔才通过竞标建立起来。这种类型的“准整合”导致了我称之为‘准厂商’的东西。它不是一种既非纯粹的市场交易，又非正式的垂直一体化的方式”（Ｅｃｃｌｅｓ１９８１，第３３９—４０页）。埃克利斯将在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广泛长期存砸ｉ的关系的这一“准厂商”安排描述为在逻辑上介于纯粹市场和垂直一体化厂商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然而，我却认为，在经验上它并不是一个中间状态，因为纯粹市场是如此少见。建筑业的案例比某些厂商互动的其他情境，如买卖关系等等，都更接近垂直一体化，因为实际上，分包商和缔约者处于同一位置，并始终受后者的一般性监督。而且，在通常的固定价格合同之下，存在着“逃避履行要求的明显激励”（Ｅｃｃｌｅｓ１９８１，第３４０页）。

不过，与垂直一体化厂商相连的等级制结构的产生，并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这么认为是因为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的长期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向建筑业人员共同体的嵌入，产生了人们预期行为的标准。在制止违法乱纪行为方面，它不仅可以消除对单纯权威性关系的需求，而且还比后者更优越。埃克里斯自己对马塞诸赛州民用建筑业的经验性研究不仅表明转包关系在本性上是长期的，并且还表明了总承包商在一个特定的项目中雇用超过两个或三个分包商的情况是很非常罕见的，无论在一年的过程中所拿到的项目数量有多少（１９８１，第３４９－５１页）。即使存在大量的可替代的分包商，情况也是如此。这种现象可部分的由投资方式来解释——通过一种“持续不断地联系，双方的当事人都可以从多少带有偏好的投资中，得知克如何共同工作的益处”（１９８１，第３４０页）——而且与此有关的另一

个因素是，这些商人必定希望从伴随每曰工作的社会互动中获得快乐。而在每天都要要求全新和陌生的工作伙伴的现场市场程序中，这种快乐被大大消减了。正如经济生活的其他部分一样，叠加在可能始于纯粹经济交易的东西之上的社会内容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某些关于劳动力市场的讨论也与这有关。威廉姆斯所宣称的按照等级制形塑的厂商相对于纯粹市场交易所具有的一种优越性，在于它们有能力传送关于员工的准确信息。“厂商之间有效的经验评定的主要阻碍”，他辩称，“就是沟通的阻碍。与厂商相比市场缺乏一种丰富的、共同的评估语言，在需要做出高度主观的判断的地方，语言问题就特别严重。在这些环境中，等级制的优越性尤其巨大，如果那些对工人的特征熟悉的人，通常包括他的当时的主管，也能进行经验评定的话”（1975，第78页）。但是这种观点——关于一个员工的特征的好的信息只能在公司内部而不是在彼此之间进行传递——只是因为忽略了跨厂商互动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网络才能站得住脚。关于员工的信息在厂商之间传播不仅是因为每个厂商中那些彼此做生意的人们之间存在人际关系，而且正如我已经详细地表明的那样（G ranovetter,1974）,也因为在美国存在相对高水平的厂商间流动，它确保了许多工人能够熟识无数其他可能要求或是恳请他们服务的厂商中的雇员。更进一步说，那种认为内部信息必定是正确的，而且通过与这种信息协调一致的提升程序可以不带情感地发生影响的想法也是幼稚的。像威廉姆斯说的那样，认为“依赖内部提升具有确定的激励性质，这是因为工人能够预见到不同的才能和协作程度将会得到回报”（1975，，第78页），就是寄希望于将提升当作成就回报的理想类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表明，这种看法只在有限的范围符合现存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参见Granovetter 1983,第40-51页的进一步讨论）。

我另一方面的批判是主张：威廉姆斯过高估计了等级制权力（用他的术语说：“法令”）在组织中的效用。例如，他断定内部组织具有巨大的审计优势，“一个外来的审计员象征性地局限于审核成文记录…相反，一个内部审计员九具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一个内部审计员没有党派立场，无论他自己，还是别人都主要从工具性的就噢阿堵来看待他，而外来的审计员却欲与‘另一方’联系在一起，而且他的动机被认为是可疑的。审计员从别审计的当事人那里所得到的合作程度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外部审计员只能指望得到敷衍了事的协作”（1975，第29-30页）。审计的文献不太多，但多尔顿则在其《管理者》一书中对一座大型化工厂进行了全面透彻的描述。由中心就够所执行的审计被假定为是在突袭的基础上进行的，但警告一般都早已经偷偷泄露出去了。下列描述表明了在这些内部审计中到底有多高水平的协作：“注意：一批当事人开始鼓励经理把若干部件和设备隐藏起来…将不会被计算的材料转向：1）没人知道和难以接触的地方；2）肮脏不堪，因而审计人员不愿意检查的地下室和交易场

所；3）当会计走在正式货物储藏场地之间时，那些已经受过检查和拐弯抹角能够到达的部门；4）原料和供应品可疑用来伪装部件的地方…随着实践的发展，在（部门）领导之间彼此利用货物储藏场地和可以使用的交易场地方面的协作，得到了良好的组织，得以顺利的运转”（Dalton 1959,第48-49页）。

多尔顿的研究十分出色地指出：所有种类的成本核算都非常具有任意性，并因而容易政治化，而不是一种在效率基础上决定的技术程序。他针对该化工厂中维修部门之间的关系特别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比起部门经理和维修部门个人关系的较为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立场来说，负责维修工作的部门没有多少严格的时间核算。而且，那些更富进取心的部门领导“通过利用朋友关系，或者蛮横地使用隐含的威胁”来催促他们的维修工作。“因为所有的领导都具有同样的正式级别，所以人们可以说：一定的官员，他的个人影响最高，他的剩下的未完成的维修工作就越少”（1959，第34页）。当问及这样的做法如何能逃避审计员的注意时，一位提供工厂情况的人告诉多尔顿：“即使审计多方考察，拿他们能发现什么样的混乱局面呢？而且即使他们的确发现了什么，他们也应当知道装作没看见要比说出来好得多…所有这些家伙（部门领导）都顺利进行了成本核算。所谓的审计是独立等等的认为就是一大堆废话”（第32页）。

多尔顿详细敏锐的描述，遗憾的是缺乏对厂商的有代表性的抽样，因而导致了将他们视为例外的论断。但是关于转账定价（transfer pricing）问题——即为在同一厂商中各部门之间交易的产品确定价格——也能够得出类似的观点。在这里，威廉姆斯主张：尽管进行交易的各个部门“会具有以利润为中心的立场，但却往往以有节制的方式进行的…成本加价的定价规则，以及由之而来的差价，排除了供给部门寻求垄断价格的做法，而本来这些部门由于拥有独一无二的货源供给地位会采纳这样的价格。此外，对进行交易的各部门的管理往往更愿意求助于协作”（1975，第29页）。但埃克里斯在关于转账定价惯例的一项深入经验研究中，访问了13个公司的大约150个管理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一种以成本为基础的方法能够按照技术中性的方式实行，因为“对什么是成本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当购买部门没有机会获得成本如何形成的信息时，就常常导致以成本为基础的方法出现问题…当内部购买委托他人进行，而外部购买是由中间商品构成的时候，市场价格就特别难以确定…对于那些部分构成了利润也没有明确的答案…”（１９８２，第２１页）。转账定价冲突中的政治因素强烈地影响到谁对于“成本”的界定能够为人所接受：“一般而言，当转账定价惯例杯看成是增强了人们的权力和地位时，它就被视为有利的。当不这样时，就会发掘无数的策略性理由和其他合理的理由来解释它的不充分”（1982，第21页；还可参见Eccles 1983，尤

其是第26-33页）。埃克里斯注意到，“一个多少有点讽刺性的事实，许多管理人员认为内部的交易比外部的交易更难，即使是为了假定的好处而追求垂直一体化”（1983，第28页）。

由此可见，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即等级制内部的秩序易于导致服从和雇员内化公司的利益，抑制了员工自身之间发生的任何冲突。经不起这些经验研究的详细审察（或对那一问题来说，与我们在实际组织中的经验是相悖的）。而且我们应注意到，正如在多尔顿的详尽的人类学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抵制组织利益对个人利益或部门利益的侵蚀，需要大量广泛的联盟网络。从管理的观点来看，这些联合代表着由团队产生的违法乱纪。原子化的个人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多尔顿确定，部门首脑在侵害中心审计时所达到的协作，包括了“在实施正式活动中不说没有，也很少见的一种…”共同行动（1959，第49页）。

另外，大规模的等级制厂商，一般来说较少进行人事变动，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界定得相当完备，并具备精心安排的晋升阶梯，这都导致更可能发生这种协作性的侵害。当许多雇员长时期占据职位是，紧密地、固定的关系网络就产生了，分享式的理解和政治性的联合也被建构起来了（与此相关的社会心理学讨论参见Homans 1950,1974;有关“组织的人口统计学”方面的论述，参见Pfeffer 1983）。林肯通过这种关系注意到，在理想类型的韦伯式的科层制种，组织被“设计出来，以便于运作时不受到能够通过内部的人际网络动员起来的集体行动的影响。科层制规定了在不同情境中职位间的固定关系，而雇员就在这些职位间流动，而在理论上，这些都不会影响到组织的运作”（Lincoln 1982,第26页）。然而，他进一步概括了研究结果，“当职位变动率低时，关系承担人格特性带来的额外的内容，最终改变网络并变更组织的方向”（第26页）。

鉴于这一点，我认为在为经济生活带来秩序方面，厂商之间社会关系发挥着比在市场与等级制的思路中所假设的更为重要，而厂商内部的权威则痹烩一思路所假定的更少。一种均衡的相称的解释要求我们对“市场”中的权力和厂商内部的社会关系给予更多的关注。对关系力量的关注是必要的，免得我对市场上的社会关系的润滑效应的强调导致我忽视了这些关系在产生冲突中的作用。冲突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它遍布从厂商间完全公开的诉讼到由商业出版物所宣扬的“谋杀性竞争”的偶然案例之中。由于厂商间权力的有效实施会阻止流血性事件，那么我们可以假设这种谋杀仅仅代表着实际利益冲突的一小部分。只有双方的实力相当时，冲突才可能变成公开性的。这就令人回想起了，这种粗暴的平翟积好是霍布斯讨论在自然状态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可能性的一种。但是当其中一个厂商在实力上明显占有支配性的优势是，其他厂商往往就会尽早屈服，以降低损失。可能并不需要正面的对抗就会导致这种屈服，只需要对另一方所要求的东西的清醒地认识就可以了（正如近来马克思

主义文献对商业关系中的“霸权”的论述那样，例如可参见Mintz and Schwartz 1985）。

虽然某些厂商操控着其他厂商的确切程度是可以争论的，但是大量的文献，在关于相互制约的董事会、金融制度对工业公司的作用以及二元经济方面的讨论中，确实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去证实确实不能忽视权力关系的结论。这还提供了另外一个理由，去质疑下列论点：在形式上平等的代理商彼此间进行谈判时产生的复杂性，仅仅通过将所有人划归到同一等级制中，就可以得到解决。实际上，许多复杂性可以通过厂商间的权力关系来得到解决。

最后，对工业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中已经被熟知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组织内部的重要性，简短地进行讨论是适宜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区别是文献讨论的最古老的话题之一，并且几乎没有必要再重复说那些假定公司事实上是按照正式组织规划来建构的观察者，不顾噢是社会学森林中的幼稚的小孩。这种观点与目前讨论的联系是：在所触及的范围内，即公司内部的内化并不能产生解决重复性的、多样的交易问题的适当的方法，但也不能想当然的人为等级制组织是最好的解释。相反，倒是内在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焦点，使双方能够发展比以前作为两个独立的市场实体之间能形成的关系更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参见Feld 1981）。或许这种互动网络才是用来解释用于解释新型组织化形式的效率水平——无论是该还是低——的因素。

现在总结威廉姆斯的“市场与等级制”的视角与这里提出的嵌入性视角之间在解释和预测上的区别是很有意义的。威廉姆斯用垂直一体化组织对复杂经济行为的包容性来解释如何阻止经济生活中的“机会主义”或违法乱纪，以及合作与秩序的一般性存在。然而我引用的经验研究的证据显示，即使对于复杂的交易来会所，高水平的有序在“市场”（即跨厂商界线）中也是常见的。无论这些是否发生，都与威廉姆斯所期望的过程不同，它取决于组织间和组织内的人际关系和关系网络的性质。我宣称的有序与无序、诚实与违法乱纪都更多地涉及到关系的结构，而不是与制度化组织形式有关。

因此，我们可以进而得知在那些情境下，预期会出现垂直一体化，而非厂商在市场中的交易。例如，其他的条件同样的情形下，那些参与交易的厂商缺乏一种能将它们连接起来的个人关系网络，或者这种网络是导致冲突的、无序、机会主义或者违法乱纪，我们就会预期存在进行垂直一体化的压力。另一方面，当稳定的关系网络可以为复杂交易提供中介，并在厂商之间产生行为标号尊，就没有这种压力了。

我使用“压力”这个词，而不是预测纵向一体化将总是跟随着上述的模式，是为了避免威廉姆斯假设中的功能主义的含义，这一假设认为，不管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什么，它都将会被观察到。在我们能够做出这一假设之前，要先满足两个条件：（1）我们能够清楚地找到

强有力的趋于效率的选择压力，而且它必须在发挥作用；以及（2）某些行动者必然具有充分的能力和资源，来通过建构垂直一体化的厂商以解决效率问题。

威廉姆斯从未清楚地描述过确保交易组织效率的选择性压力。正如在大多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著作中一样，隐含的达尔文主义排除了澄清这一问题的需要。这种达尔文主义的论断认为，有效的解决方案，无论它们是如何产生的，都具有类似于生物界由自然选择所强制产生的那种存活力量。因此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并为所有的商业经理“都能准确地察觉到商机并作出准确无误的反应。不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丛交易成本和规模经济的角度来看）那些居于较好理性属性的垂直一体化的运行势必具有更多的存活机会（Williamson and Ouchi 1981，第572-74页）。但是达尔文主义在这种以复杂为特征的时代的运用，必然会导致一种偏向于从过分乐观的角度来看待所有被分析的制度的现象。这样假定的选择性压力的运作就既不是一个研究对象，甚至也不是一个可证伪的命题，只不过是一个关于忠诚的条款罢了。

即便人们能够找到证据，证明存在使某种组织形式更可能存活的选择压力，也还是需要描述这种组织形式是如何得以贯彻执行的。通过与生物进化的类比，将它们处理为突变形成的，只不过是在逃避问题。就像在其他的功能主义解释中的问题一样，我们并不能自动地假设对某些问题的解决是可行的。垂直一体化过程所需的资源中，包括某些具有市场效力的措施，通过存留收益或资本市场而获得资本，以及与法律机构和管制机构保持适当的关系。

在选择性压力薄弱（在威廉姆斯宣称将产生垂直一体化的不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尤其可能）和资源稀缺的地方，我已经粗略描述的社会结构构型就仍旧和交易成本的效益有关，但是并不能保证就有效的解决方案将会出现。与效益无关的整合动机，譬如总经理为了操纵公司，扩展个人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肯能够会变得至关重要。

这里所提出的观点要求我们，今后对市场—等级制问题进行研究，应对经济交易借之得依实现的人际关系的实际模式给以仔细的和系统的关注。这种关注将不仅找到垂直一体化的动机，而且还要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在理想的原子化市场与完全整合的厂商之间的各种复杂的中间形式（诸如上面就建筑业所讨论过的准厂商之类的形式）。这种中间形式与人际关系网络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关系，使得任何将这些关系看作为边缘性的视角将不会清楚地看到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组织形式”。现有的对工业组织的研究忽视了关系得模式，除部分原因是比起有关技术和市场结构的资料来说，要找到相关资料是异常困难之外，也是因为支配性的经济学框架仍然是一种以原子化行动者为中心的框及，因此人际关系就被看作只会产生摩擦性的效果。

讨论

在本文中，我已经讨论了大部分的行动是深深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这种观点避免了关于人类行为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两种极端观点。虽然我认为这种观点对于所有的行为都是适用的，但在这里出于两个原因而集中讨论经济行为：（１）经济行为是一个未被充分解释的典型例证，以前那些队经济学加以专门化研究的人们极为顽固的坚持原子化的理论；（２）除去少数例外，社会学家尽可能不去触及任何已经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严肃主题。他们已经绝对接受了经济学家的这样一个假设：“市场过程”不是适合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因为在现代社会，社会关系扮演的仅仅是一个边缘化的、破坏性的角色而不是一个中心角色（近来的例外如Ｂａｋｅｒ１９８３，Ｂｕｒｔ１９８３，Ｗｈｉｔｅ１９８１）。即使在一些研究中，社会学家分析以市场为中心的过程，他们通常也设法避开做出自己的分析。例如，至今为止，大多数关于工资的社会学文献中仍以“收入获得”的角度进行研究，掩盖了工资设定的劳动力市场背景。而将重点放在个人的背景和成就上（参见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１对此进行的详尽批评）。或者，如斯蒂恩斯所指出的那样，关于谁控制公司的文献已经含蓄地假设了必须在政治关系的层面上进行分析，并接受了资本主义性质的一般假设。尽管公司如何获得资本是控制的决定性因素，这已经被广泛认可，但是“自从本世纪初以来”，大多数相关研究“仍排出将市场作为研究的对象”（Ｓｔｅａｒｎｓ１９８２，第５－６页）。甚至在组织理论中，在那里无数文献考察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对经济决策施加的限制，但却仍然很少尝试论证这一点对新古典主义的厂商理论，以及我们如何理解生产或诸如增长、通货膨胀或失业之类的宏观经济结果有什么意涵。

为了证明所有的市场过程都是有必要进行社会学的分析，并且这种分析揭示的是市场过程的核心的而不是边缘性的特质，我侧重考虑了信任和违法问题，并以威廉姆斯有关“市场与等级制”的论断为例，说明了嵌入性观点如何产生不同于经济学家所用的视角的理解和预测。威廉姆斯的观点本身是经济学的一种“修正主义”，他背离了典型的新古典主义著作中对制度和交易问题的忽视。在这个意义上，与通常的经济学论断相比，它可能显得与社会学视角更为近似。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主旨却是使制度分析摆脱社会学、历史学和法学的论断，相反倒是表明他们的崛起能够对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一使命及其所普遍暗含的功能主义，妨碍着对社会结构的详细分析，而我在本文中则主张，这种分析是理解现存制度如何达到其当前状态的关键。（？？？？？？）

到目前为止，理性选择理论被狭隘地理解为只与原子化的个体和经济目标有关，它们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