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平常——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十年散议

中国建筑的非常十年
非常建筑工作室的名字是与张永和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就知名度而言，或者可以说张永和的声名已经涵盖了他的工作室。这是一个建制、模式和作品都异常模糊神秘的为国内仅有的私人建筑研究、设计机构，１９９７年，当它出版第一本专集的时候，顺理成章地名为《非常建筑》，那本充满着玄思妙想方案的画册只收录了两个已建成的小作品；２００２年，作为“建筑界丛书”的第一种，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的新专集却名为《平常建筑》，虽然搜罗了近十年来的几乎全部作品，却也仅有２１件“中小型”制作。与张永和及其工作室的盛名相比，这２０几件小作品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我的耳边就不时响起老一代建筑师们的“谆谆教诲”，显然，传统的评价尺度已经难以全面把握当代建筑师的工作质量。

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的十年，正是西方建筑思潮由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向关注城市问题转型的时期，是中国建筑界由强烈的人文关怀转向技术操作的时期，也是中国的城市化突然加速、成为举世瞠目的“移魂都市”的时期。如果用两个词来概括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十年的历程，那么“非常”与“平常”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是这两个词要经过本文的较为复杂的阐释，或者可以说要被赋予较多的内涵。本文尝试从文本（有关张永和的文章、访谈等）、方案（未建成）、作品（已建成）、装置（参展的作品）以及建筑城市学（城市规划作品和思想）五个方面，分析这一两“常”现象。


张永和曾清晰地表述过非常建筑工作室的学术姿态，即“不认为商业实践存在着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更认为建筑的进化建立在不懈的严谨的反思和实验的基础上”。虽然在漫长的十年中，非常建筑工作室经历了工作重心从纯概念到概念与建造关系的转移，但是对建筑语汇的拆解与思辨始终是其坚定的生存信念——思辨的乐趣、变的乐趣、质疑的乐趣，甚至建造过程的乐趣，都远远胜过建成品的成就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永和及其工作室与眼下那些以商业成功为惟一目的的建筑师事务所之间在理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同时也与那些着意追随西方流行思潮的建筑师、评论家和媒体有着巨大差异。


１建筑：动词，或文本状态


十年前，张永和夫妇在美国注册成立了非常建筑事务所并回国“创业”，在这之前，他已经在美国教了近十年书，这一漫长的经历的细节不仅反映在他后来写的《策划家居》等妙文中（那是一个艺术地学习着、生活着、教学着的建筑教师生活状态的写照），也更清晰地留

在他当时写给学生的设计任务书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非常建筑工作室十年的实验，是他十年美国教学思想的延续和图像、物质化。

例如，在他１９８５年寄给同学黄士钧的四封英文信（也即写给学生的设计任务书）中，就已经表现出对建筑空间视野下的电影和文学的浓厚兴趣。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教学中强调建筑设计者应该像艺术家那样对自身经历和生活环境保持敏锐与洞察力，像小说家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生活，像人类学家那样研究人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及其意义，以此来体察人们的活动与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他强调建筑设计应该从生活的经历和感受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和概念出发，强调设计的全过程比设计的最终结果要重要得多（见张永和《非常建筑》）。

在这之后，也就是１９９０年，张永和有一个出人意料、后来又被他有意忽略的举动，就是在纽约采访了势头正盛的解构主义建筑师彼得·艾森曼，表现出他对世界流行思潮的敏感和洞悉。但是除了这次主动出击和以后受到媒体的追问，张永和似乎都在有意规避中外建筑界的“波澜壮阔”的潮流，他总是在从谈论“活儿”的角度关照那些名家（如盖里、艾森曼和库哈斯），并不局限于流行思潮（如“解构主义”）的语境。

还是在成立之初，张永和就曾清晰地表述过非常建筑工作室的学术姿态，即“不认为商业实践存在着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更认为建筑的进化建立在不懈的严谨的反思和实验的基础上”。虽然在漫长的十年中，非常建筑工作室经历了工作重心从纯概念到概念与建造关系的转移，但是对建筑语汇的拆解与思辨始终是其坚定的生存信念——思辨的乐趣、变的乐趣、质疑的乐趣，甚至建造过程的乐趣，都远远胜过建成品的成就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永和及其工作室与眼下那些以商业成功为惟一目的的建筑师事务所之间在理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同时也与那些着意追随西方流行思潮的建筑师、评论家和媒体有着巨大差异。

在中国内地，同样名为“实验”，在艺术、电影和建筑等领域中会有不同的内涵，比如“实验建筑”的提法就不完全是对先锋建筑思潮的某种概括，它实在就是对国内仅有的几个具有探索性和持续性的建筑师的汇聚。但就是在所谓实验建筑的“领域”里，与人们一般认为的不同，张永和（往往坐头把交椅）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的实践也似乎没有在其中主流化的诉求，前面提到的他有意规避西方流行思潮和执着于概念与建造关系，就是一种再边缘化的姿态。

当张永和还在美国莱斯大学建筑学院教书的时候，院长曾

经把学校里的年轻老师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思想家式的不传统的建筑师，一类则是比较物质的、传统的建筑师，这类建筑师更关心空间和材料。多年后，当张永和接受采访时，坦承自己当时被分在后一类，他不明白为什么回国后同样的姿态却使他成为不传统的建筑师。如果注意一下他对梁思成一代和中国当代建筑的批评，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西方传统建筑观的立足点，即他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建筑对立面过度重视民族化、“个性化”，忽视对空间和材料的探索。当时中国建筑界正非常热衷于追捧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文丘里（Ｒｏｂｅｒｔ·Ｖｅｎｔｕｒｉ，如《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和詹克斯（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Ｊｅｎｃｋｓ，如《后现代建筑语言》、《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晚期现代建筑及其他》）的书有着非凡的影响力，以至解构主义作品几乎没有“时差”地被介绍进来。但是所有这些流行思潮的引进，只是被误读为新的立面更迭理论，甚至回归传统潮流。张永和的观点当然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批评中国近代以来的建筑的切入点，它虽然是西方主流建筑立场的视点，对中国建筑界和建筑现实却具有致命的杀伤力，这种因文化语境的位移而产生的姿态的错位，正是张永和面对中国问题而“无意”间成为实验建筑代言人的主要原因。

２００２年，张永和与美国建筑师斯蒂文·霍尔等共同主编了有关北京、纽约的城市、建筑评论杂志《３２》，也仍然坚持一种超脱的文化、设计姿态，在日趋激烈和严酷的理论、现实和商业问题面前，保持着游离和更关注本体的态度，这是他个人的兴趣所在，却也遭到了新老建筑师从两面进行的夹击。由于误读和尚无人能及的水准所带来的“盛名”，以及生存和现实的巨大压力，都逼迫着张永和及其工作室必须发生某种“质变”，实际上这种变化一直在悄然进行着。


２建筑：动词，或反建筑


以这样一种“非常”的姿态重新融入中国建筑“体系”的路程是极为艰难的（当初第一个为他们写评论的年轻记者，现在已经是美眉类杂志的主编，却还与他们保持着友谊，因为非常时期媒体的支持太值得珍惜了），他在国内的第一个作品是自宅的改造和“拆修”（对装修的流行趣味的颠覆性运用），而他的第一个“公共”化的设计，是没有外在形象的北京席殊书屋。这是一个不仅需要“拆修”，而且需要探究和重释建筑与城市历史的“小”设计。

多年以后，在故宫角楼边的一间茶室里，张永和以一种坦然的态度向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和古谷诚章谈到这个早期作品的诸多缺点，这时它

已被拆除，并且被戏剧性和寓言性地恢复为最初设计的通道——原初设计、被封闭的历史、张永和的作品和通道化的现实，构成了相互质疑、改写和擦抹的有趣的“实验”链。那次三个亚洲著名建筑师的座谈涉及的中心议题是“未建成”，也就是因种种原因终止于方案阶段的为建筑师自己敝帚自珍的“灵光”，由于都有过大量未建成和建成后被迅速“擦抹”的经历，使他们得以在更积极的意义上思考“未建成”。

在张永和看来，未建成和作品的消逝一样，实际上是使“作品”更为完美，更具有研究价值和再阐发的可能性。矶崎新则将之表述为，“用混凝土或钢材等建起的建筑，不管是怎么建的，余下的只是社会责任问题。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对未建成的建筑，及事先知道建不成但仍思考规划了的东西，会产生一种反复不停地叙述的欲望”，“建筑的历史是包含了这些未建成部分的历史”（矶崎新《反建筑史》）。后来矶崎新将他的几乎所有未建成的作品和有关讨论集聚成册，名之为《反建筑史》，意思是未建成的建筑的历程。

也只有从“反建筑史”的角度，才能够透彻理解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在最初四年的“无为”，这也是《非常建筑》至今读来仍然有冲击力的原因；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其后六年稍显辉煌的建成品“冰山”的水面下潜藏的巨大的未建成“体量”，就像张永和在《平常建筑》中坦言的，“无论类型规模，非常建筑工作室在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２年尝试着建筑了１１０多次。其中大多都未能进入真正的建筑阶段，即未能实施。接近完成的案例，如本书中的２１个，是相对的少数”。

《非常建筑》收录了工作室最初几年诸多未建成的方案，以及有关这些方案的玄思，例如，洛阳某幼儿园、四间房和清溪坡地住宅群的方案，不仅设计语言本身因执着于思考而呈现出某种实验性（如对窗、建筑空间和院的“陌生化”设计），就是设计思想也表现出他的文本状态的思考的延续（例如幼儿园的窗的设计源于对“荒芜”的城市空间的反应，四间房的设计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某种呼应，而清溪坡地住宅群的设计更有对中国传统院宅、美国独立式别墅以及当代“中国性”住宅的可能性的深入思考）。

但是这些未竟之作毕竟还比较“初级”，再加上他后几年的大量的未建成方案未及公布和系统阐释，也就多少削弱了他在这一方面的影响力，他似乎还没有矶崎新那样的有意张扬的“信心”，或者是西方语境的“传统建筑师”的“定位”限制了他在这一方面的更为有效的发挥。


３建筑：动词，或建筑物

１９９８年４月６日晚上，张永和在他中国的第一个作品——他的自宅里接受了我为《今日先锋》做的访谈，后来他将那次访谈的标题定为“建筑：动词”。可以说把“建筑”由名词而动词化，正是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十年来在已有的姿态下顽强地推进建筑的物质化的状态。

在为《平常建筑》写的序言中，张永和曾详细阐述了他的“建筑：动词”观：“不肯定用平常建筑作书名是否恰当。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从非常到平常的转变。发生的更是一个对建筑动词化理解的过程”，“建筑实践意味着面临如下的种种问题：如何理解、限定、设计、研究建筑等等。似乎也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可能进行建筑实践”，“汉语中建筑主要用做名词。但建筑其实是由建和筑两个动词组成的。如果将建筑本身还原为动词，上述问题则可省略建筑前一系列额外的动词，简化为：如何建筑？即：如何盖（房子）？如此：建筑转化为行动，建筑的物质性突显了（也可以说，动词化帮助选择了物质性，尽管建筑显然也具有其他的非物质的性质）。建筑转化为行动，将思考与讨论融入行动中去，实践成为了解答问题的过程”。

就像前面说的，对张永和及其工作室而言，建筑语汇的拆解与思辨始终是其坚定的生存信念——思辨的乐趣、变的乐趣、质疑的乐趣，甚至建造过程的乐趣，都远远胜过建成品的成就感。

《平常建筑》收录的非常建筑工作室十年来已建成的二十一件作品，其中与建筑有关的为“室内”三件，“改造”五件和“建筑”五件，这十三个作品是前述理念的某种物质化。

“室内”的老三件比较著名，即北京和南昌的席殊书屋，以及康明斯亚洲总部办公室，它们与公寓一样，以小见大，试图通过对室内空间及其细节的深度“阅读”和“误读”，赋予空间以全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意义，如康明斯亚洲总部办公室颠倒的透明隔断。

五个位于北京的改造设计均显示出张永和及其工作室对历史空间资源的尊重和再生的创意，水晶石电脑图像公司办公室还显示出对建筑与城市“咬和”关系的积极探索。

作为已建成的建筑，书中收录的五个建筑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山语间别墅的中国性是被设计者屡屡提及而又被人们有意忽视的，似乎要到后来“长城脚下的公社”里的二分宅的夯土墙，在建筑语言的进一步乡土化以后，空间的中国化才得以在语境中理解。

相对而言，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和西南生物工程产业化中间试验基地是张永和及其工作室目前最重要的作品，它们都以经过充分陌生化（如外墙及其窗、

门的特殊设计与处理）与纯净化的立面设计、内部空间与复杂使用功能的有效整合，以及城市因素的积极导入，而显示出现代建筑所特有的“气质”，这与目前国内极端注重立面“个性”而无视空间设计质量的做法形成巨大反差。

库哈斯在他著名的图文巨著（因其著体量巨大而称之）《大跃进》中，曾经以一种异常兴奋的心情描述过他对中国建筑师的敬意：“他们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最强大的建筑师”，“中国建筑师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少的设计费在做最大的工程。中国建筑师比美国建筑师多１／１０，每个人在１／５的时间内做５倍的项目，获得１／１０的设计费。这意味着是美国建筑师效率的２５００倍”。

显然，张永和及其工作室目睹、经历，并且也曾“实验”过这种速度，但是至少在这十年里，我见证了他们保持了同样超负荷的工作，却并没有迎合这一人类营造历史上罕见的巨流。他们是以足够的耐心和勇气不惜在那些甚至可以称之为微型建筑的作品上下大工夫，并仅仅以这区区二十几件作品赢得了在国内和国际的巨大声誉，不管这些作品有多少可以“名彪史册”，这种现象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４建筑：动词，或装置


展览，是张永和及其工作室的另一个“出口”，在《平常建筑》中，展览项下面只收录了他们最重要的四个展览的资料，即“运动中的城市展”（维也纳，１９９７）、“可大可小展”（伦敦，１９９９）、“街戏——非常建筑个展”（纽约，１９９９）和“梁思成百年诞辰纪念展览设计”（北京，２００１），其实，该书开始收录的两个装置作品也是与展览有关的内容。

如果说作为装置作品的“推拉折叠平开门”（北京，１９９８）和“戏台”（深圳，２００１）多少还停留在对建筑语汇的拆解与思辨的“游戏”，那么书中收录的四个与建筑有关的展览则决不仅仅是张永和及其工作室的文本、方案、作品的图解或者转化，它们均涉及其始终关注的建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

在“运动中的城市展”中，张永和在展览大厅建起两层为半透明幕布包裹的脚手架围合，营造了一个亦真亦幻、虚拟而又拥挤的内向空间，其内部的“空”间和外部１００多个亚洲艺术家、建筑师作品的拥挤，既展现了他对亚洲（尤其是中国）超城市化现实的思考（“东亚城市的高密度、嘈杂又生机勃勃”），也是中国传统空间关系的戏拟。“可大可小展”是张永和与新加坡建筑师陈家毅、台湾建筑师季铁男合作的作品，张永和按字形结构选择了“回凸田”为平面，用木龙骨和宣纸的围合、悬吊，

尝试再现正在消逝的北京城市空间。“街戏”则是通过坡道、幻灯投射、巨幅地图等更富戏剧性的设计，对工作室的作品与北京、纽约的城市环境，以及展场与展品、室内与室外、建筑与街区、城市的界限、关系都进行了有意的模糊处理。“梁思成百年诞辰纪念展览设计”以混凝土砌块和细木工板搭造了更为宏大的空间围合，不仅表现出对传统与当代建造材料、空间关系的思考，也暗示了对城墙、城市和纪念主人公的复杂感情。

此外，张永和还有许多有关的参展作品，他还是许多当代艺术展的积极参与者，例如前面提到的两个装置，以及１９９６年韩国光州双年展中的作品“院城”，１９９７年在奥地利格拉兹的“边界线展”中作品“轴线城市”（与宋冬合作），１９９８年丹麦哈姆列贝克的“运动中的城市展”中的“蛇足”，还有后面将要论及的有关竹化城市的三个作品（１９９９年曼谷“运动中的城市”展中的“园”、２０００年威尼斯双年展建筑展中的“竹化城市”和罗马“园展”中的“寻找拉克”）。

这些参展作品均展现出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对当代西方艺术、建筑展览机制的洞悉、资源的丰富和驾驭的娴熟，这在中国建筑界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也为他们带来了巨大声誉。为此，张永和曾经专门解释过，“空间装置并不是描述记录另一个现实——建筑或城市，它是分析的手段，既是研究的工具，更是现场经验”。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解释，它表明不管在文本中、方案里，还是建筑、展览作品，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都保持了一贯的严谨的路向，他们关注现实，研究现实，但是在当代艺术普遍强烈地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这一点上，他们与艺术家们以及像库哈斯那样的建筑师保持着很大的距离。


５城市：动词，或建筑城市学


由建筑而及城市，或者关注建筑的城市性与城市的建筑性，对一个西方意义上传统建筑师来说，就已经超出了“势力范围”，只是张永和虽然一直对建筑与城市的关系有着强烈的兴趣（就像他对电影的兴趣一样），但他的建筑城市观基本上还是“温和”的，它更关注建筑单体与城市的复杂空间的关系。这实际上与他对建筑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他自己就说过，“我们对城市的思考也经历着一个动词化的过程”。

而他个人对中国超城市化方面的思考，更多地反映在他在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的工作中。在一篇题为《关于城市研究》的工作提纲中，张永和在开篇即阐明了城市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紧迫性：“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如何建立起一个对当代

城市比较深入的认识已成为中国建筑师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作为中心的负责人，张永和始终把城市研究、尤其是以北京为具体对象的研究，作为中心的核心课程，２００２年秋季，他同时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也开设了以北京为个案的城市研究工作室课程。目前已经进行的研究内容，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焦点为院与大院）和城市节点及观察方法研究，也有更具当代性的城市环路和密度研究。

由此，引发了张永和对于建筑城市学的认识的深入，“建筑城市学的基本概念来自英语ｕｒｂａｎｉｓｍ一词。尽管ｕｒｂａｎｉｓｍ尚无确切翻译，它带来的态度与方法还是相对清晰的。建筑城市学认为，建筑与城市在性质上是连续的和一致的，故不在规模与尺度上作城市与建筑的区分；比较城市设计，它并不以开敞公共空间、城市景观等为重点，而是将私密的室内的空间也看作是城市的一部分。建筑城市学用建筑学的方法研究城市；比较城市规划，它更强调城市的经验性及物质性。建筑城市学同时关注建筑与城市、单体与整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即城市的建筑性与建筑的城市性。因此，城市研究的目的是建立起设计单体建筑与整体城市的一个共同基础”（《关于城市研究》）。

以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为“阵地”，张永和在建筑城市学方面做的对他本人来讲最有超越性工作，就是今年举办的面对全校的系列讲座“城市与文化”。已经和将要开讲的有台湾的夏铸九的《全球化下的城市与文化——台北的个案》和龙应台的《我的市民主义》，Ｄｏｍｕｓ的主编Ｓｕｄｊｉｃ的《当代城市的危机与机遇》，以及Ａｂｂａｓ的《伪造》和以记录北京拆城历史的《城记》著名的记者王军。几乎所有被邀请的佳宾，都是具有强烈现实关照和批判性的建筑师、批评家和作家，也就是与他因对待设计与建造基本态度的不同，而在面对城市的现实问题上有“政见”和“趣味”分歧的人，在这方面，张永和不仅表现出学术视野的开阔，也开始显示出观念上的某种微妙变化。

实际上，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参加展览的作品就大多是与城市有关的，并且最早通过装置和展览的方式展现了他对建筑与城市关系的思考，例如１９９７年在奥地利格拉兹的“边界线展”中作品“轴线城市”（与宋冬合作）对城市边界的分析，１９９６年韩国光州双年展中的作品“院城”对院、城空间与文化关系的思考。他与非常建筑工作室的建筑作品也多表现出积极的对建筑与城市关系的关注，如前面提到的北京水晶石电脑图像公司

办公室凸出的办公空间与城市的“咬和”关系，北京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对建筑与城市关系的“置换”。而最为重要、复杂和引起非议的，是他们对城市问题的直接介入的姿态和作品，也就是与所谓“竹化城市”有关的一系列展览和规划。

针对一些人批评他对中国建筑传统和城市现实的批判性的欠缺，张永和曾经在许多场合做过这样的表述，“建筑师进行批评的最好方式则是将批判性的设计思想和方法带入发展实践中去”（《关于五常的几个问题的回答》），在实际的转化过程中，他以生态作为切入点，又以“竹化城市”作为“符号”或“母题”系统。在一次访谈中，他谈到对生态问题有过较长时间的认识过程，“我逐步意识到生态的问题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同样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一个建筑师在工作中应该将建筑和生态的对立性尽可能进行消解。因此，在‘竹化城市’里，我们关注在城市高密度发展的同时也增加绿化密度的可能性”。

早期的设计研究是从竹乡浙江安吉县开始的，然后于１９９９年在曼谷“运动中的城市展”中，在锡利巴康大学建筑系的门前以竹墙的形式展出，试图以生长着的竹子编织的墙面，“改善这个空间的质量”。随后，在２０００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建筑展中，单体的实验演化为“竹化城市”的概念，又终于在罗马美蒂奇别墅的“城市·记忆·花园”展览中落实为屋顶的“竹海”。

同一年，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与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ＭＶＲＤＶ建筑与都市工作室被邀请参加广西南宁柳沙半岛概念性规划国际竞赛，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的方案依然以“竹化城市”为母题，名为“苍原三城”（又名“竹海三城”）。

柳沙半岛规划位于广西南宁市西南郊，青秀山风景区西南侧，邕江环绕，三面临水，地形复杂，距南宁市中心仅数公里。竞赛的目的是征求概念性方案，以期开发成为综合居住区，在未来的８到１０年的时间里把这个居住区建设成为具有更加优良的居住环境和自然环境的高级社区。

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的“竹海三城”方案是利用现有环境进行天然分割，营造大竹海和自然山水城市。其中一期建设主要是“营造半岛大竹海”，恢复植被，开辟公园；二期于“茫茫竹海中，隐现三座山水之城”（水之城、谷之城、峰之城），是逐渐提高密度的过程；三期是在竹海中营造竹海住宅群，形成居住区。

按照竞赛评审小组成员、日本建筑师矶崎新的看法，三个方案中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的方案着眼于环境，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的方案着眼于建

筑，ＭＶＲＤＶ建筑与都市工作室的方案着眼于城市。最后评审小组认为三个方案都较优秀，亦均有考虑不周之处。后来在北京的广西大厦，专门召开了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会上ＭＶＲＤＶ建筑与都市工作室的方案因城市性意图强烈，且对环境更具有深度和操作性的设计（如水资源系统、道路系统和密度多样性）而获得好评。“竹海三城”方案同样因富于想像力的总体规划概念以及富于传统韵味的城市空间布局，而赢得好评。同时也因其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过多的“依赖”而受到一些质疑，这与评审小组指出的方案的缺点颇不一致（“在规划上有概念，但无更多的技术运用，无具体解决方案，无细部处理说明，无法想象其建成结果”）。面对中国城市日益复杂、超速的突变与异变，以“竹化城市”为母题切入城市问题的姿态、技术与设计实验的节奏，以及对古典趣味的沉迷，均与人们对当今中国城市的感受有巨大的差异，它在关注迫切的环境问题的同时，也回避了现实最为迫切的问题。

中国高度紧张亢奋的城市、建筑现实举世瞠目，由此带来的没有先例的巨变不断改写着人类已有的评价尺度，中国的艺术家们迷惑狂喜于这一变化，他们最早展示了对它的复杂态度。国外的建筑师们走马灯一样来去，许多著名的建筑师都已经在上海和北京建立了“据点”，他们惊叹并参与着这种异变。前面提到的库哈斯所说的“中国建筑师”们的埋头于令人眼晕艳羡的超速设计，只有那些曾被命名为“实验建筑”的群体，似乎还有足够的耐心“沉迷”在对“传统”的节奏、趣味的游戏中，他们却是生猛的现实的代言人。Ｊ０７３


中国高度紧张亢奋的城市、建筑现实举世瞠目，由此带来的没有先例的巨变不断改写着人类已有的评价尺度，中国的艺术家们迷惑狂喜于这一变化，他们最早展示了对它的复杂态度。国外的建筑师们走马灯一样来去，许多著名的建筑师都已经在上海和北京建立了“据点”，他们惊叹并参与着这种异变。前面提到的库哈斯所说的“中国建筑师”们的埋头于令人眼晕艳羡的超速设计，只有那些曾被命名为“实验建筑”的群体，似乎还有足够的耐心“沉迷”在对“传统”的节奏、趣味的游戏中，他们却是生猛的现实的代言人。


外国建筑师在中国设计的主要项目


北京地区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规划 美国ＳＡＳＡＫＩ设计公司

奥运会主场馆 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与德梅隆

ＣＣＴＶ新台址设计 荷兰ＯＭＡ大都会事务所

北京电视中心 日本株式会社日建设计

北京财富中心 德国ＧＭＰ建筑师事务所

中国国家

大剧院 法国巴黎机场公司

中国电影博物馆 美国ＲＴＫＬ公司

北京世界金融中心 加拿大Ｂ＋Ｗ国际工程集团公司、美国ＲＴＫＬ公司

首都博物馆新馆 法国ＡＲＥＰ建筑设计与规划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 美国ＳＯＭ事务所

中关村国际科技广场 美国ＫＰＦ事务所

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规划 瑞士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Ｐａｒｔｎｅｒ、ＡＧ公司

中关村国际学校 美国ＪＦＰ建筑事务所


上海地区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美国ＫＰＦ事务所

上海大剧院 法国夏邦杰建筑事务所

上海商城 美国波特曼事务所

恒隆广场 美国ＫＰＦ事务所

久事大厦 英国福斯特事务所

金茂大厦 美国ＳＯＭ事务所

上海信息中心 日本株式会社日建设计

中银大厦 日本株式会社日建设计

新上海国际大厦 加拿大Ｂ＋Ｈ建筑师事务所

上海新世界大厦 加拿大Ｂ＋Ｈ建筑师事务所

花园饭店 日本株式会社日建设计


其他地区

广州港湾广场 加拿大Ｂ＋Ｈ建筑师事务所

广州国际会展中心 日本株式会社佐藤综合计画

广州新白云机场航站楼 美国Ｐａｒｓｏｎｓ和ＵＲＳ Ｇｒｅｉｎｅｒ公司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德国ＧＭＰ建筑师事务所

深圳市中心区规划 日本黑川纪章建筑都市设计事务所

深圳新世界中心 美国ＳＯＭ事务所

杭州湖滨地区规划 美国捷得国际建筑设计事务所、美国ＳＷＡ集团

杭州萧山机场 加拿大Ｂ＋Ｈ建筑师事务所

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规划 澳大利亚ＨＯＫ体育建筑设计公司

天津博物馆 日本川口卫设计事务所

大连和平广场 京澳凯芬斯设计有限公司（中澳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