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唐五代词

第九章唐五代词

重点:温庭筠词、李煜词

难点:词的兴起与音乐的关系。花间词和南唐词风格上的不同点。

第一节词的源起及有关知识

一、唐五代词

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体诗。它在隋唐之际已经产生，中唐以后逐渐有较多文人从事创作,晚唐五代趋于繁荣,而极盛于宋代。在唐五代时,一般称为“曲”、“曲子”、“曲子词”。后来才称为“词”，又称“乐府”。“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等。这些别名均始见于宋人文献。

词的兴起词起源于民间。它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与当时新兴的民间音乐、少数民族和外国传入的乐曲有密切关系。古人大都认为词来源于乐府诗和唐代近体诗。如宋代胡寅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旁行

也。”(《题酒边词》)沈括说:“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中之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梦溪笔谈》)朱熹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添却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语类》)原来古乐府歌辞和唐代近体诗大都是比较整齐的五言、七言句，而乐曲则往往有长短曲折，因之在歌唱时需要加一些“和声”、“泛声”。它们被记录下来，有些只是表示声音而没有意义的字,后来用有意义的字填进去,成为长短其句的整体艺术品，便是词的雏形。清代宋翔凤说:“谓之诗余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绝句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旗亭画壁赌唱，皆七言断句。后至十国时,遂竞为长短句,自一字、两字至七字，以抑扬高下其声，而乐府之体一变。则词实

诗之余。”(《乐府余论》)认为词被称为“诗余”，即由于词是从唐代绝句演变出来的，其表现形式便是依曲调增减诗句字数而为长短句。然而，这里所论及的只是局部情况，实际上，大部分词调并不是由古乐府和近体诗衍变而来的，它们另有自己的渊源。

作为一种来自民间的合乐诗体,词可以说是《诗经?国风》与汉魏六朝乐府的继承者。唐代许多近体诗,也是可以合乐歌唱的。但古乐府及近体诗之可歌者与词又有重要区别。前者大都先作诗歌，再以乐曲配合;后者则先有曲调，再按其曲拍调谱来填制歌词。所以作词也被称为“填词”、“倚声”。词的长短有固定格律，与乐府古诗中句式长短自由的杂言体截然不同。宋代王安石曾指出:“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侯鲭录》引)明代胡震亨也说:“唐人始则摘取诗句谱乐，继者排比声谱填词，其入乐之辞，截然与诗两途。”(《唐音癸签》)其实按乐填词的现象在隋唐以前已经出现了。如南朝梁武帝萧衍有《江南弄》七曲，每首均三句七言、四句三言。同时沈约有四首,萧纲有三首,体裁完全相同。据《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此曲系据《西曲》改制,可说是词的滥觞。隋文帝仁寿元年 (601)牛弘等制《上寿歌辞》，隋炀帝制《夜饮朝眠曲》以及他和王胄作《纪辽东》，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许敬宗作《恩光曲词》等,都已具备词的雏形。孟?《本事诗》载唐中宗时沈?期等歌《回波乐》词及内宴唱《回波词》，也是依曲填词的例子。这些作品有的产生于近体诗形成前，有的与近体诗同时，终唐之世以至五代，歌唱五、七言近体诗与长短句歌词的情况一直是并存的。

词与乐府诗歌的区别还在于词所配合的是新兴的音乐。隋唐时代，中国的音乐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政治、军事、通商、传教、文化交流等种种原因，少数民族音乐与外国音乐大量传入中原地区，不仅流行于民间，而且进入上层社会和宫廷，以至“太常雅乐，并用胡声”

(《隋书?音乐志》)，而原有的音乐则逐渐衰微。据《隋书?音乐志》载:隋文帝“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其中除《清乐》、《礼毕》为南朝乐府歌舞音乐外，《西凉》等七部乐都是少数民族及外国传入的音乐。至唐代又有发展。《旧唐书?音乐志》载，唐高祖“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唐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又造《燕乐》，而去《礼毕曲》”，遂为十部,其中《清乐》为南朝旧乐;《平凉乐》、《高昌乐》等八部为少数民族及外来音乐;《燕乐》则为唐王朝乐府创作，自唐太宗至唐玄宗，历朝都添新作，于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臻于极盛。据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小序统计,上述十部享宴所用“燕乐”,“其著录者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这些音乐歌舞，演奏时有声有词。词所配合的乐曲繁复变化多端，自然须要有短长错落、抑扬婉转的歌词与之配合，这样就有了严格意义上的词。又据《旧唐书?音乐志》说，当时乐工习唱的燕乐歌词，相传为“贞观中侍中杨恭仁妾赵方等所铨集”，为《?乐五调歌词》，“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所以从唐初到开元、天宝年间，宫廷乐府的歌曲和歌词都广泛吸取了南朝旧乐、外来音乐和民间创作，从而在社会上更加风行起来。唐代商业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发达，城市的繁荣，酒筵歌席的需要，也是曲子词兴起的重要社会原因。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崔令钦撰《教坊记》，总结了开元、天宝年间燕乐盛况,录名曲、大曲名324种，其中有许多曲调是配用长短句体的。这类词调，多数不是从乐府或近体诗衍变来的。

唐代民间词和文人词唐代曲子词最早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为词体起源于民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据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分析;其中〔苏莫遮〕长短句咏五台山之大曲6首,可能产生于武则天时期;《献忠心》 2首，可能产生于武周以后至玄宗初年;〔别仙子〕、〔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可能作于开元年间，而写定于天宝元年;《云谣集杂曲

,可能均作于安禄山乱前。在写作时代较早的敦煌民间词中，已子》中一部分词以及大曲3套

经具有多样而且比较完备的形式，有短小的令词，也有字数较多的中调和长调，其年代远在文人写作之前。虽然有些作品在表现技巧上还不够成熟，但题材广阔，风格清新明朗。〔定风波〕一首，刚健雄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

文人填词之风始于唐中叶。公元 8世纪前半期，唐玄宗李隆基爱好音律，除《云谣集杂曲子》“御制”曲子词中有些可能出自其手外,旧传还有〔好时光〕1首为他所作，见于《尊前集》。又相传李白作有〔菩萨蛮〕、〔忆秦娥〕、〔桂殿秋〕、〔连理枝〕、〔清平乐〕、〔清平调〕等10余首，其中〔清平调〕 3首形式与七言绝句相同,〔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首则为长短句,艺术价值很高,被推为“百代词曲之祖”(黄?《唐宋诸贤名家词选》)。但有人怀疑是伪作。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下》据《杜阳杂编》记载，说〔菩萨蛮〕曲调为唐宣宗大中初年因女蛮国入贡而编创的,则李白当时还无此曲调,自不可能有此词作。但据《教坊记》著录，开元、天宝间已有〔菩萨蛮〕曲名，敦煌民间词中也有〔菩萨蛮〕词作。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引近人杨宪益《零墨新笺》说,谓〔菩萨蛮〕是《骠苴蛮》或《符诏蛮》之异译,其曲调乃古缅甸乐，开元、天宝时已传入中国，则李白写作〔菩萨蛮〕词亦有可能。

8 世纪下半叶，文人填词者逐渐增多。较早有张志和的〔渔歌子〕(又作〔渔父词〕)5首,写渔钓闲散生活与自然风光，其词调来源当是渔民中流行的“里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