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柳宗元散文风格比较

韩愈柳宗元散文风格比较

摘要：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们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地创作散体文，并取得了辉煌成就。本文从文章的主题、创作风格等方面，具体比较分析了韩愈和柳宗元散文的风格的异同。

关键词：韩愈；柳宗元；散文；主题；风格。

韩愈和柳宗元是中唐时期的两位伟大文学家，他们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地创作散体文，并取得了辉煌成就。韩愈和柳宗元散文的风格的异同可以从散文主题、创作风格等方面比较把握。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和柳宗元“在理论上主张继承先秦散文‘文以明道’的传统”，在实践上也充分发挥着散文的“文以明道”的社会功能。所谓“文以明道”，意思就是文的作用在于阐明并宣传“道”，这里的“道”指的是历代圣贤相传、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以孔孟儒家为正宗的封建思想体系。

韩愈散文实践了其“文以明道”之社会功能：一是利用散文抨击社会的弊端。如《原毁》，由古代圣人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生发开去，通过“古之君子”与“今之小人”立身处世态度的对比，深刻剖析了“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社会不正之风，揭露了诽谤他人的思想和心理根源是“怠与忌”━━这也是我们民族心理中的弱点。《原毁》“成为‘五原’中最受赏识的一篇”。又如古文寓言《毛颖传》，是韩愈于唐德宗元年间被贬至阳山所作，他通过兔毫制成的笔拟人化为毛颖“立传”，描写毛颖始而见用，有功不赏，“以老见疏”，讽刺统治者的少恩寡情，以及那些“老而秃”、“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的腐朽无用的封建官僚、执政大臣，作者也借此抒发了胸中的愤懑怨恨感情。二是利用散文宣扬儒家道统理论和政治主张。《原道》是‘五原’中最重要的一篇，它是对儒家基本思想的全面阐述。文章批判了佛教和老子思想，极力宣扬儒家的圣人之道。《读荀子》则对孟轲、扬雄、荀况等孔子继承人进行评价，加深了对孔子之道的认识。《论佛骨表》作于唐宪宗元和年间，正当唐宪宗迷信佛教的狂热时期，作者以大无畏的精神向唐宪宗进谏，从维护“先王之道”的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强烈要求排佛灭佛。因为这篇文章，韩愈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三是借助散文表明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态度和道德操守。《画记》描写了一幅“杂古今人物小画”，尽管这幅画是下棋赢来的，作者“意甚惜之”、“虽百金不愿易也”，最后还是把它归还给原来的临摹者“赵侍御”，表现了作者的高风亮节。《送穷文》通过写主人欲送穷鬼，鬼表忠心不肯离去，借主人与穷鬼的口，向世人宣布对自身身处困境的不平和处世原则。四是描写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颂扬符合“道统”的人物和事。《圬者王承福传》是一篇为泥瓦匠王承福写的传，作者在文章肯定了王比那些“患不得之而患失之”的人要好，也从儒家“仁”的思想出发，批判其“独善其身”、为别人“不肯一动其心”，当然，这点就是对王承福的苛求了。其他如《张中丞传后叙》等文也是极力颂扬了张巡等封建忠君人物。

柳宗元的“明道”散文也不少。《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先谢绝韦中立的从师要求，再谦虚而热情地向他介绍为文的经验与方法，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并指出应该以先秦诸子散文等“古文”为范本，学习古人文章的优点。《桐叶封弟辩》是柳宗元以政治革新者的身份批驳了“天子不可戏”的论调，表明了反对保守派神化皇帝的“道”。而在《封建论》里作者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封建非圣人意，势也”这一观点，以大量的史实论证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道”。

不过，柳宗元虽也主张“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体内容上，与韩愈不尽相同。韩愈所谓“道”，多伦理性质，其传道文章封建色彩较重。柳宗元虽也谈儒道，同样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说教，但唯物思想和政治改革主张却是很突出的。

韩愈文中的“道”，有浓重封建色彩，韩文中的“道”，往往具有孔孟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政治和等级观念，表现在：（1）宣扬“仁政”观念。如《论佛骨表》在反佛的基调之下痛斥疯狂迷信佛教导致了民众“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要求朝廷严加禁止佛教传播，这正是韩公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从“仁政”的角度出发所发出的呼喊。（2）宣扬身份等级观念。如《原道》中“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栗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表明了韩愈“道”的含义中君、臣、民等级是多么森严！至于《圬者王承福传》，更借王姓泥瓦匠之嘴宣传了劳心者之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3）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答李翊书》中，韩愈把“行乎仁义之途、游乎《诗》、《书》之源”视为写好文章的两个根本的修养，其中的“仁义”的“仁”就是博爱，“义”就是“行而宜之”，这一定义在《原道》里也得到了详细的解释。

与韩愈相比，柳宗元散文中宣扬的“道”，其唯物主义思想和政治改革的主张是很突出的。第一，柳宗元不少散文的说理论证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先进的世界观。如《敌戒》通过战国时期秦朝在与六国斗争中强大、天下统一之后反而在短短十来年的时间灭亡的事实论证了敌人“为益之尤”、“为利之大”，从侧面阐明了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对立事物之间的关系。再如《天说》记叙了韩愈和柳宗元之间关于“天”的一段谈话，柳宗元在文中认为：天、地、元、气、阴、阳本身是和谐的，但因为“人之坏元气阴阳亦滋甚”即人的认为活动使这种天然的协调丧失了，这是人的自身应该负的责任。柳宗元进而认为：当人们生活陷于困苦的境地的时候不要埋怨上天，应该好好地从自身找原因。这个闪耀着唯物论光芒的观点，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是难能可贵的。第二，与韩愈在政治上经常帮着大地主官僚说话的“骑墙派”的、有时甚至是落后的态度相比，柳宗元始终站在进步的政治立场上通过作品反映现实。如《六逆论》以《左传》记载的“卫州吁之事”引出“贱防贵、少陵长、远间亲、小加大、淫破义”等六逆的说法，批判了中国古代从先秦流传下来、衡量政治的“六逆”标准。又如《蜡说》中作者仔细分析了人们祭祀的初衷，指出祭祀的意义在于告戒官吏多务实事，并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去掉那种繁缛的仪式。至于《封建论》《桐叶封弟辩》以及《捕蛇者说》等篇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韩愈自己的独到政治见解。

韩柳生活在同一时代，共同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其文学宗旨有相似的一面，但由于思想性格、人生际遇等的不同，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

韩文具有阳刚之美，雄奇刚毅，自由奔放，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一泻千里，抛雷夹电，气势磅礴文则含阴柔之美，清洁明澈，峻拔峭刻，如山溪之流，石潭之水，清冽芬芳，沁人肺腑，纯清透明。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由于他修养深厚文章讲究气势，所以无论叙事、论说与抒情，都有一股风发云涌的气势。《进学解》骈散结合，气势宏博。唐孙樵《与王霖秀才书》评此文：“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正是讲出此文的磅礴气势。又如《送区册序》，用85字叙写水陆交通的困难、城郭的荒凉、公务的稀简、文化的落后，僻陋的阳山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风调雄肆。再如《张中丞传后叙》中“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以整饬的语言，充沛的气势，饱满的情感，赞颂了坚守睢阳的伟大功绩。

韩愈散文的气势雄健，首先得益于他发言直率，无所畏避。比如他在《与李翱书》一文中说：“孔子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无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其不亦难乎?”说自己和颜回处境不同，不可能“不忧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