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

斯皮瓦克《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2007-05-12 15: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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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后殖民女性主义先锋斯皮瓦克, 在其《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 Three womenπs textsand a critique of miperailism) 中, 充分将作者、文本、

世界的话语纳入到自己的平等对话中, 考察世界和作者的关系, 再深入到文本叙事和美学交织的网络中,探究文本所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 对《简?爱》形成理性颠覆阅读。

在斯皮瓦克后殖民视角的阐释中，《简爱》这个广为阅读的女性成长小说, 事实上是使读者初晓帝国主义暴力的寓言故事。勃朗特虽力主白人女性为发声主体, 却也将克里奥女人边缘化; 在肯定一个女性的同时, 也诋毁了另一位女性——来自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的贝莎梅森, 从一开始就将其定义为疯女人。德里达在与福柯的论战中指出“,疯癫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本质主义概念, 它不是自古就有和一成不

变的, 相反, 它是被逐渐地建构起来的, ”掌握话语权的力量完全可以给一切异己的东西贴上疯癫的标签。斯皮瓦克认为, 正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将贝莎建构为疯癫而为简从反家庭的位置到拥有一个合法家庭提供了话语场(discursvie feild), 指出在这个虚构的文本中, 所有的欧洲之外的女性都必须驱逐干净, 以使简爱成为英国小说中女性个人主义的女英雄。斯皮瓦克对于这个文本中的殖民主义

意识形态的解读, 是有历史根据的。就小说的历史背景而言, 19 世纪是大英帝国全面、疯狂向外殖民的时期, 殖民意识已经渗透到大英帝国臣民的深层意识中了。比如, 罗切斯特是一个在殖民地掠夺财富者, 娶贝莎为妻正是其获得财富的手段。而没有从殖民地掠夺的财富, 简就不可能获得那笔保障她幸福生活的遗产; 没有从殖民地掠夺的财富, 简的表妹黛安娜、玛丽也就会终生过着低贱的生活。同时, 勃朗特创作这部小说的19 世纪40 年代, 还有这样一个社会背景, 当时牙买加种植园里的黑人劳工像牲畜一样工作, 为了争取人的权力, 他们在30 年代就开始了零星的反抗,1831 年底到1832 初, 西牙买加60000 黑奴起义, 反抗英国殖民者, 他们纵火烧毁庄园。因此, 贝莎放火烧毁桑菲尔德庄园, 就具有了重大的象征意义, 它与整个社会运动构成互文性的说法也就不是空穴来风。

在与文本、作者、世界的对话基础上, 如何实现对文本意识形态的颠覆和超越呢?文本的意义及其所建构的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 是通过叙事来建构的, 那么, 对文本叙事本身进行颠覆, 无疑是颠覆性阅读的有效武器。斯皮瓦克正是从叙事者和叙事视角着手进行颠覆性批判的。言说本身是一种权力, 话语权不仅确立了主体的存在, 更表明了主体存在的意义“对于简?爱的性格塑造来说, 没有比给予她说话的权利更为重要的了。因为在《简?爱》这部小说里, 叙述声音就是绝对权利相当的比喻。”当作者予简绝对话语权的同时, 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贝莎却完全剥夺了话语权。斯皮瓦克在《贱民能够说话吗?讲道“:贱民是不能够说话的, 也就是说, 即使贱民冒肝脑涂地的危险发表自己的意见, 她的言说也是不会被听到的”, 贝莎的笑声、咆哮声所传达的反抗之声不仅不被听到, 还被殖民者建构为癫狂的表征, 正是殖民主义话语的产物。

那么, 被剥夺了话语权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是如何被再现的呢? 在小说中,贝莎除了恶魔般的笑声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响动外, 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只能由她的丈夫罗切斯特和简来讲述。由于叙述人称和叙述视角的限制, 贝莎处于文本的边缘, 极少正面出场, 偶有的几次出场, 也是作为“疯子”、“野兽”,不知“是动物还是人”的妖魔化形象出现的。在罗切斯特的话语中, 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被蒙蔽的受害者,由于年轻、毫无经验而成了“三万英镑陪嫁”的牺牲品, 而贝莎是一个“心地平凡、卑下、窄狭、不能领它到更高处去, 或向宽处开展”的女人, 一个“西印度荡妇”。殖民话语中认为白人与低贱的土人结婚生出的混血儿是低等动物, 至少不是完全意义的人, 甚至在殖民地的土生白人, 也因为沾染上了土人的野蛮而低人一等。讲述贝莎“邪恶”、“卑鄙”、“粗俗”, 是罗切斯特为博取简的同情和谅

解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而简对这一话语并无质疑, 再次肯定了中心话语对帝国主义权威的维护和殖民意识的普遍性。

“和当时其他许多作家一样, 夏洛特也往往将与纵欲有关的想象安到东方人或西印度人身上, 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英国人对‘自我’与‘他者’的构想。”贝莎在作者先在的观念下被再现为“野兽”、“疯癫”者和生命低贱者。贝莎不仅被剥夺了做人的主体性, 牺牲自己“低贱”的生命来成全简的自我实现也是那样理所应当, 这种情节安排本身, 也反映了作者根深蒂固的殖民意识。通过简和罗切斯特的叙事视角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在无序、野蛮的殖民地出生的低贱的半人半兽疯女人, 在“殖民者的凝视”中, 被凝视者成了赤裸裸的被审视评判对象, 两者是单向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处于不平等的位置。但斯皮瓦克在贝莎沉默的怒

火中发现了颠覆的力量, 提出小说作者虽然没有给贝莎出场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 但她用自己的怒火, 建构了反抗压迫的言说。贝莎桀骜不驯的性格, 预示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 喻说着殖民统治必将以失败告终, 因为殖民统治要求的是人民温顺、服从的性格, 而贝莎恰恰是一个不屈从的反抗者。贝莎, 作为一个“沉默的者”, 对于小说叙事者简的权威叙述视角也充满了挑战。小说中有一段对贝莎的非人格化描写“:深的阴影里面, 一个形体跑来跑去。那是兽还是人, 第一眼我们是说不清的; 它似乎爬行着; 它象奇怪的野兽一样, 急抓咆哮: 但它却穿着衣服, 有许多黑和灰白的头发, 象马鬃一般蓬乱, 遮住它的头和脸。”[7]P(360)简的描述是含混的, 因为贝莎并不清晰可见, 她在阴影中, 蒙着头和脸, 躲避着叙事者的视线。一方面可以将之解读为殖民话语剥夺了被殖民者的主体性, 让她不可见, 但另一方面, 也可将之视作是贝莎对简的全知叙事地位的挑战, 贝莎不是那么容易就被纳入到叙述者的话语建构中。这里, 贝莎遮蔽自己的脸和头, 就具有了颠覆性的象征意义, 即避免自己成为被观看、被再现的对象。

除对叙事结构解构之外, 斯皮瓦克还深入挖掘勃朗特美学原则下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简爱》第27 章, 勃朗特透过罗切斯特的描述呈现的西印度狂暴之夜, 带有太多对殖民地的文化预设。罗切斯特将牙买加描述成一个邪恶的、世界末日般的所在, 散发着硫磺气味的空气、集结在天空中的乌云、如滚烫的加农炮弹一般的月亮、妻子与海的惊涛骇浪交织在一起让人心惊肉跳的地震般的怒吼……营造出牙买加犹如人间地狱的印象。疯狂的贝莎与殖民地牙买加的荒蛮互为验证, 代表了一种疯狂、非理性和邪恶的力量。那么陷入这种动荡中的罗切斯特, 灵魂是如何平息的呢?是“从欧洲吹来的甜甜的风”, 是“大西洋自自在地咆哮”为他注满了新生的渴望。这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牙买加: 蔚蓝如洗的大海、重获生机的树叶,他的狂燥变为平静, 渴望“再回到欧洲去”。通过这两幅场景的对比, 斯皮瓦克认为勃朗特是按照摩尼教的悖反原则建构她的小说世界的。摩尼教美学是以完全相反的范畴及所附带的联想意义来建构世界, 一切依照光明与黑暗, 美好与邪恶来架构现实的意义与道德水准。在摩尼教美学中, 光明的是秩序、规律、理性、道德, 因而也就是美好的; 黑暗的是退化、混乱、野蛮无稽、疯狂, 也就是邪恶的。在《简爱》中, 晨曦的光芒打破了殖民地狂野的黑夜, 带来了光明与秩序, 也拯救了处于自我毁灭边缘的罗切斯特。显然, 在勃朗特的审美架构中, 殖民地牙买加是作为欧洲的对立面而存在的, 两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后者处于言说地位,具有超越的权力, 而前者则在言说主体的架构中被把玩, 被观看, 由此而再生产了殖民话语的想象。

斯皮瓦克的批判性阅读是建立在与文本、作者、世界的对话体系内, 从叙事结构、美学原则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出发对文本和作者进行颠覆性批判, 与《阁楼上的疯女人》相比，显然更富于理性而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