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

收稿日期:20090510
作者简介:陈漱渝(1941—,重庆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2010年第2期总第50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 iangsu Ad m inistrati on I nstitute No .2,2010General No .50
・文学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
陈漱渝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100034
摘要:五四爱国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下爆发的,它同时又扩大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场对民族文化进行批判和创新的运动。

五四文学革命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其基本精神是思想自由、个性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中图分类号:I 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002013007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分的概念。

经考证,“五四运动”这个名词首见于1919年5月18日北京学生的总罢课宣言。

8天之后,被新潮社骨干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沿用。

当年6月,这个名词已被普遍使用。

这是一场爱国的政治运动。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有学者以1915年《青年杂志》和《科学》杂志的创刊为上限,以
1923年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平息为下限,西方人
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 2
sance ”。

这是一场对民族文化进行批判和创
新的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下爆发的,它同时又扩大和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
20世纪初期,中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社
会制度落后,二是科学技术落后。

这两大问题
互为因果,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两个战斗口号:一个是民主,即德谟克拉西“德先
生”(De mocracy ;另一个是科学,即赛因斯“赛先生”
(Science 。

这两个口号,成为了五四精神的高度概括与象征。

提倡“民主”和“科学”都离不开人的因素。

民主政治的花朵,必须植根于民众的沃土。

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就敏锐地注意到了提高农民“知能”的问题,强调只有以农民作为民主主义
的后援,中国的民主“才算有了根柢”(《青年与农村》。

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当然也是人才的培养。

所以,“中国人”的现代化就成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真实主题。

当然,人的现代化这种提法在五四时代并没有出现,但当时的报刊上“新国民”、“新妇女”、“新人”一类名词俯首可见。

毛泽东等人组织了“新民学会”,周恩来等人组织了强调“革新”、“革心”的“觉悟社”,都洋溢着人的现代化气息。

陈独秀的《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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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青年》、李大钊的《青春》都是呼唤中国人现代化的宣言。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本着“改造青年之思想”、“期国人以根本之觉悟”的宗旨,掀起了一场以“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社会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

这些都充分表明,五四前驱者们力图通过人的革新来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造,五四时期新旧思潮的交锋、中西文化的碰撞,所释放的都是使中国人反思、觉醒和走向现代化的能量。

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而五四文学革命的基本精神则是思想自由、个性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

事实表明,任何人都是带着与他人的差异性跨入生命长河的,因此思想自由就成为了人性全面发展和自我价值充分实现的基本要求。

不过,思想自由如果仅仅表现为冥思遐想的自由,而不表
、自由讨论、容纳异己的自由,这个口号就不会具有任何社会价值。

所以,五四时期提倡的思想自由,是把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都包括在内的。

创作自由的目的是产生独具个性的文学。

郭沫若在《论诗三札》中说:“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普通性的文艺。

”周作人在《个性的文学》一文中强调,“个性是个人惟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没有真实的个性的作品,就是假的、模仿的、不自然的作品,毫无价值可言。

郁达夫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更把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归功于“个人”的发现,把中国现代散文的成功归功于表现了最可宝贵的个性。

五四时期推广白话文,确立国音和新式标点符号,虽然是从文学形式的改良入手,但其最终目的仍在于打破思想的枷锁,更好、更充分地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

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除开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之外,还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这就是五四思想革命、伦理革命。

所谓旧道德,就是儒家以“三纲”为核心的礼教。

要造就一批批现代新人,不能不推倒这种宝塔形的奴隶道德。

因为“君为臣纲”,则老百姓都变成了君主的附属品;“父为子纲”,年轻一代都成了父辈的附属品;“夫为妻纲”,妇女则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

如果为民、为子、为妻,每个人都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那亡国灭种的危机就会迫在眉睫,还有何现代化可言!
提起五四,人们首先会想起蔡元培先生。

蔡先生1917年1月4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因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使北京大学群贤毕至,精英荟萃,成为了新文化思想的传播中心,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

蔡先生历来认为,学生在校“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之组织。

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1]。

然而五四那天北大学生整队出发游行,他并没有力阻。

当时教育总长傅增湘曾给他打电话,令他负责召回学生,并立即赴教育部商量对策。

蔡直言相告:“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并拒绝去教育部。

[2](P343当晚,蔡元培回北京大学商讨营救被捕学生事宜。

他说:“被捕同学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负责。

”5月5日下午2时,蔡元培与北京13所大专院校校长召开联席会议,要求释放学生。

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决定释放学生。

5月8日拟下令查办蔡元培并内定马其昶为北大校长。

5月9日,蔡元培“引咎辞职”,秘密出
京。

五四运动取得光辉胜利后,在北大师生与与各方人士的强烈要求之下,蔡先生于9月12日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务。

创办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新青年》杂志,又出任了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创刊。

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勉励青年人发扬自立的、进步的、进取的、科学的精神,用世界的眼光,务实的态度,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1916年9月1日,这份杂志因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上海青年》刊名有雷同之处,故更名为《新青年》。

由于《新青年》以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惊醒了长期被束缚于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因而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点燃了至今不灭的思想解放的火炬,陈独秀也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3](P294。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期间最为轰动的表现是起草并亲自散发了著名的《告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对日密约、罢免卖国官吏、保障市民集会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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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最后最低之要求”[4]。

6月11日夜,陈独秀在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楼上向游客抛撒传单时,当即被北京警察厅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密探逮捕。

消息传出,全国舆论沸腾。

各社会团体、名流、学者、青年学生纷纷通电发函营救。

革命青年毛
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指出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今日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而“陈君平日所标揭的,
就是这两样”。

五四前驱之一的李大钊,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1918年2月由章士钊推荐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在北大当着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

”[5]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发表《五一节杂感》,指出这是工人阶级“直接行动的日子”。

“直接行动”,无异于给即将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发出了战斗号令。

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22号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指出仅仅痛恨曹、章、陆等卖国贼,仅仅以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为仇敌是不够的,因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

”文末他强调了“三大信誓”: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
决。

陈独秀被捕入狱后,李大钊立即设法营救。

9月16日陈独秀获释,李大钊在《新青年》6卷6号发表了《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说陈独秀的影响“好比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

对于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李大钊后来指出:“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国民的学生的日子。

”[6]
二、五四文学革命先驱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首举义旗的是胡适。

早在1915年9月17日,他在《送梅觐
庄往哈佛大学诗》中率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1916年4月12日,他又创作了《沁园者・
誓诗》:“文章革命何题!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要空前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1917年初,他正式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最初“发难的信号”(郑振铎语。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天,胡适并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当他美国老师杜威的翻译,宣传“实验主义”。

第二天,他才从上海《时事新报》记者处获悉这一消息。

5月7日,
胡适参加了上海召开的国民大会。

6月11日晚,听到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胡适写了《威权》一诗,号召头颈上锁着铁索的奴隶们奋起反抗———“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塌下来,活活的跌死。

”
后来,胡适多次撰文或讲演纪念五四,如当年11月1日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1928年在光华大学发表题为《五四运动纪念》的讲演, 1960年5月4日在台湾广播电台讲《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在唐德刚整理的《胡适口述自传》中,列有“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的专章。

胡适认为,五四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新态度或许可以叫做“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如果说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贡献是提倡的白话文和范式,鲁迅主要贡献则表现为他以文学为载体,提出了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人如何真正争得“人”的地位(《坟・灯下漫笔》,如何不让“中国人”从“世界人”被挤出的问题(《热风・随感录三十六》。

他以如横椽大笔横扫封建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弊端,以黄钟大吕的声音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都是围绕着“人”这个中心问题。

鲁迅虽然并没有直接卷入五四爱国运动的漩涡,但他对这场运动始终是关切的,并长期思索着这场运动的深远影响和历史局限。

鲁迅对五四进行回顾总结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退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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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热风・题记》中写道:“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

但那是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

”这短短几行文字,勾勒出了新文化运动中某些投机者的脸谱。

这篇题记作于1925年11月3日夜。

一个月后,鲁迅又为译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写了一篇《后记》。

他深刻指出:“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着自然
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能得诞生的机运。

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残它的很不少。

”这段精辟的论述,不但揭示了在传统积习甚深的中国进行改革的艰辛,同时也肯定了五四运动开中国现代改革先河的重要历史地位。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

他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参加的实际活动,可以说要多于鲁迅。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五四当天,周作人还跟妻子羽太信子、妻舅羽太重九同游东京的上野动物园。

他在日本听到消息后,便于同月12日匆匆离开东京返国,18日抵达北京。

6月3日,北京学生有计划地组织街头讲演宣传,数百人被捕。

当天下午,周作人跟陈伯年、刘半农、王星拱自称北大代表,前往慰问被捕学生,被军警拒绝。

在现场,周作人目睹有些只有十三四岁的初中生也锒铛入狱,更加深了他对爱国民众的同情。

6月4日下午,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二院参加教职员会,讨论营救学生事宜,没有结果。

6月5日下午3时,周作人从北池子往南走,想到前门买点杂物,因有学生在街心讲演,他跟其他行人都被拦阻。

此时,有一队骑兵狂奔而来,发出阵阵怪叫,正巧一匹黄马跟他擦身而过,吓得他只顾逃命,连衣袋里十几个铜元都丢了。

当晚,他在绍兴会馆灯下写了一篇《前门遇马队记》,第二天交给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25期刊出。

这篇短文把“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的践踏民众的军警比喻为“无知的畜牲”,引起了警厅的注意,随后经常派人到《每周评论》编辑部盘查。

6月12日,周作人从孙伏园那里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

14日,他跟李辛白、王星拱等五、六人以北京大学代表名义同往警厅探视陈独秀,又遭拒绝。

对于周作人来说,五四运动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使他当时的思想更趋激进。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与刘半农是两员骁将。

刘半农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最出风头的一件事,是1918年3月跟钱玄同演出那场广为人知的“双簧戏”。

当时,《新青年》4卷3号在《文学革命之反响》这个总题目下,发表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一是钱玄同托名写的《王敬轩君来信》,集中了守旧派对新文学的攻击诋毁之词;一是刘半农执笔写的《复王敬轩书》,逐条驳斥守旧派的谬论。

刘半农的复信,把新文学倡导者的见解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著名诗人朱湘在《我的童年》中谈到,他之所以“皈依新文学”,就是受刘半农影响;刘半农这篇驳
论,“道理更为多些,笔端更为带有情感”,“有许多人,连我也在内,便被说服了”(《中书
集》。

鲁迅也赞扬刘半农“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趋时与复古》。

刘半农后来回忆说,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已被顽固派视为“非圣无法,罪大恶极”;提倡白话诗则更为他们所不容。

刘半农跟胡适一样,堪称中国新诗的先驱。

1918年1月,中国的新诗首次出现在《新青年》4卷1号,所载9首诗中,就有刘半农的两首:《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相隔一层纸》。

1926年,刘半农出版了他的新诗集《扬鞭集》,上卷收1917至1920年的诗作,中卷收1921至1925年的诗作。

“扬鞭”二字,取自他的组诗《游香山纪事诗》首句:“扬鞭出北门,心在香山麓。

”从内容上看,《扬鞭集》中的作品广泛揭示了下层民众(农民、店员、手工业者、学徒、乞丐、佣工的疾苦,开新诗现实主义创作的先河。

《扬鞭集》中的一些情歌亦健康清新,如《教我如何不想她》,经赵元任谱曲后,更脍炙人口,流传至今。

刘半农为五四诗苑培植的另一株异香扑鼻的山花,就是全部运用江阴方言和“四句头山歌”的声调写成的民歌集———《瓦釜集》。

这部诗集共收“劳工歌”、“情歌”、“农歌”、“渔歌”、“船歌”、“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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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悲歌”、“滑稽歌”20余首,表现了劳动者被剥削受压迫的苦楚,揭露了封建制度和习俗酿成的人生悲剧,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抒发了弱势群体“最自然的情感”。

“五四”当天,刘半农坐守北京大学的指挥部。

6月3日,他跟周作人等赴北大三院慰问被捕学生,被拒之门外。

他随之起草了《致全校全体教职员诸君函》,跟钱玄同等20人具名,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呼吁全体教职员紧急行动,大力营救临时拘押在北大法科的各校学生。

当北大法科学长拒绝报销慰问被捕学生食物的费用时,刘半农竟当面和背后大骂“混账”,展示出他在五四时期泼辣凌厉的战斗风采。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有力的支持。

1917年初,当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钱玄同立即在该刊2卷6号发表《通信》作为声援,内云:“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
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

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

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若苦何咒骂。

”此后,钱玄同又发表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号码,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元,书定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

这些主张至今仍被采用。

钱玄同的出阵,使陈独秀、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

尤其重要的是,钱玄同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击中了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要害。

鲁迅认为这八个字“形容恰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催促新文学作品诞生并予以奖掖支持,是钱玄同五四时期又一历史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

钱玄同当时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海内数一数二的”;特别是鲁迅,“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的痼疾”。

钱玄同承认,他的思想容易偏激,主张常涉两个极端。

这种“偏谬精神”的核心是反封建精神,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有时能够产生意外的积极作用。

比如,钱玄同曾提出“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的主张,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他所有批判旧文化、旧道德的文章,就没有一篇不是用汉字写成的。

但因为有“废止汉字”的激进主张,顽固派“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竭力来骂钱玄同。

白话乘了这一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鲁迅《无声的中国》。

三、“人的文学”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周作人率先提出了“人的文学”的主张,但真正为“人的文学”提供范本的是鲁迅。

作为一个为祖国、为民族殉道的“人之子”,作为一位自觉探讨人的问题的思想家,鲁迅全部文化活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给予了从始至终的关注。

在鲁迅约300万字的著作中,“人”这个字眼共出现了21362次;也就是说,鲁迅每写140个字,其中就有一个“人”字。

他的全部杂文和创作,其实就可以视为一部新论纷呈、结构奇特的中国人史。

早在日本弘文学院留学时期,鲁迅就跟志同道合的友人探讨过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鲁迅挚友许寿裳先生正确指出,鲁迅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

他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创作数百万字,主旨也重在此。

鲁迅在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的开端,就对人的问题给予了全面的关注。

他早期的五篇文言论文虽然论述各有侧重,但都是以人的问题为聚焦点。

《人之历史》介绍西方生物进化学说,主要是德国恩斯特・海克尔的人类种系发生学,以使中国人正确了解人类的起源及其系统。

《科学史教篇》介绍了西方自然科学发展史,阐明了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

就是在这篇文章中,青年鲁迅深刻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同步发展,是人性全面发展的保障。

在清朝末年,26岁的鲁迅就提出了“致人性于全”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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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这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 . 由于人类本身和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 , 对人的探究和认识也必然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当中 .鲁迅在他生平活动的中期和后期 ,又辩证阐明了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 ,他关于建立" 人国 " 的朦胧理想也进一步发展而成为确信" 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 " 的政治信念 .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 《拿来主义》等文 (包括智力中 ,他还提出了构建现代文化人格心理结构 ,道德心理结构 , 审美心理结构的正面主张 .这些都标志着鲁迅思想的伟大飞跃 . 不过 ,我认为 , 在鲁迅的人论中 , 最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的还是下面两个部分 : 一是他对中国国民性全面而深入的剖析 ; 二是他运用人的本位论的观点对中国社会具有不同社会本质的人群所作的归类划分 .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病根的诊断有纲有目 . " " 纲就是可以牵一发动全身的东西 , 这就是面子观念 .由于中国人的" 面子 " 观念跟家族制度, 封建礼教和伦理观念有关 (如" 一人得道 , 鸡犬升天 " 的光宗耀祖观念 ," 长幼有序 , 贵贱有别 " 的等级制度 , 讲究名声 , 畏惧人言的心理 ,因而成为了中国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 状态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 ," 面子 " 观念有它的正面影响 ,也有它的负面效应 .好的一面 ,是可能推动人积极向上 ,注重人格尊严 ,同时成为使人际关系和谐协调的润滑剂 . 不过 ,鲁迅主要是对面子文化的消极影响进行揭
发与批评 .他批评的面子主义其实就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观 ,其后果是使人自我欺骗 ,妄自尊大 ,重名轻实 , 做人如做戏 .鲁迅认为 , 日本之所以强盛 ," 这是因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 ( 事 ,做戏是做戏 ,决不混合起来的缘故 " 二心《集·新的" 女将 " . 》
从 20 年代对日本《北京周报》记者发表《面子 " 门钱 "的谈话 , 到 30 年代初专门 " 和" 》撰写《说面子》一文 ,鲁迅对中国的" 面子主义 " 进行了长期的考察 .他发现 , 人们等级身份不同 ,有无面子的标准也不同 .比如人力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 ,并不算丢人 ; 而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 , 这才成为" 丢脸 "如果车 ; 夫被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 , 就会使他感到失了面子 .当然 ,鲁迅剖析" 面子文化 " 的消极影响 , 矛头主要是指向那些上层统治者和绅士阶级 .比如他在同一篇《说面子》中写道 : " 相传前清时候 , 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 , 一通威吓 ,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 , 但临走时 , 却被从边门送出去 .不给他走正门 , 就是他没有面子 ; 他既然没有了面子 ,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 ,也就是占了上风了 .鲁迅笔下的阿 Q 挨了 " 别人打 ,用" 儿子打老子 " 来自宽自解 , 这仅仅跟他个人有关 ; 而达官贵人让洋人走边门来挽回面子的方式 , 就真正成了一种丧权辱国的 " 圆机活法 "其严重后果是难以估计的 . , 解剖了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 鲁迅还广泛论断了中国人的其他精神杂症 , 其表现有" 官瘾 " (官瘾实在深 ,行官势 ,打官腔 ,摆官架子 ," 好 ( 斗 "斗蟋
蟀 , 斗牛 , 斗鱼 , 斗画眉鸟 , 看别的东西斗 ,也爱自己窝里斗 , 瞒和骗 (不敢正视人生 ,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 , 而且欺人 , 喜调和 (譬如你说 , 这屋子太暗 , 须在这里开一个窗 , 大家一定不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 , ( 他们就会来调和 , 愿意开窗了 ," 十景病 "即凡事求全 ,风景有十景 , 地狱有十殿 , 药有十全大补 ,宣布罪状也往往是十条 , 叫十恶不赦 , ( " 矛盾思想 "要子孙生存 , 而自己也想活很长久 ,永远不
死 .又如 , 有时将女人看得很低 , 说什么唯女子与小人难养 , 有时又把天下兴亡的责任都推到女人身上 , 说什么王昭君出塞安定了汉朝的天下 ,花木兰从军保住了隋代的江山 , 还有什么妲己亡殷 , 西施灭吴 , 杨贵妃乱唐( …… ," 围观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了口唾沫 ,自己蹲下去 , 看看 , 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大堆人 ; 又假如又有一个人 , 无端大叫一声 , 拔步便 ( 跑 ,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 ," 健忘 "做儿媳时受婆婆虐待 , 一旦自己做了婆婆照旧虐待儿媳 ,做学生时痛骂官吏 ,一旦自己当了官吏马上 ( 同流合污 ," 不认真 "日本人太认真 , 地铁出站口有精算处 ,而中国人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