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

第３６卷 第１２期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３６Ｎｏ．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

）

Ｄｅｃ．２０１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

李志琴

（山西大学 商务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３１）

摘 要：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结尾的一种普遍形态，大量产生于元末明初之后，成为一种带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叙事方式。其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从哲学美学的层面分析，大团圆结局是“贵和尚中”的文化习性在文学叙事中的表现；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分析，是正义原则的体现和伦理信念的表达；从社会审美心理的层面分析，是接受者与创作者消愁补恨的社会心理的载体。大团圆结局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性、民族性格及美学观念的审美折射，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大团圆；中国戏剧；贵和尚中；伦理信念；消愁补恨 分类号：Ｉ２０７．３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３９５（２０１３）

１２－０００９－０４

大团圆是中国古典戏剧结尾的一种常见形态。 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庸之道”是儒家的重要 所谓大团圆，是指在主人公遭遇悲剧命运，遭受冤 的思想原则，“中和之美 ”是儒家重要的美学范畴。 屈，历经种种磨难之后，安排一个圆满的结局：善战 “中庸”、“中和”思想在儒家典籍中更可谓是俯拾皆 胜恶，美战胜丑，在爱情剧中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是。《中庸》中就曾提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不仅喜剧是这样，悲剧也是这样，甚至有些悲剧在流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达本也。和也 传过程中渐渐演变成了喜剧，最典型的有《西厢记》、 者，天下 之 达 道 也。致 中 和，天 地 位 焉，万 物 育

《琵琶记》。“大团圆的叙事模式，也正是随着《西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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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

显然，儒家不仅把 “中和 ”看作是人的情

记》和《琵琶记》的经典化过程而渐成定格，大盛于元 感和行为的指导原则，也是天地万物遵循的普遍法 末明初之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带有形式主义特征

则，是人和世间万物的最佳存在状态。在儒家看来， ［１］

只有奉行“中庸之道”，才能达到极其和谐的 “大同” 的主导叙事话语。” 可以说，大团圆结局已成为一

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那么，我们该怎样理 境界。“贵和尚中 ”的思想日渐积淀于民族心灵深 解中国古典戏剧中的这样一种大团圆结局呢？俄国 处，成为中华民族的生命哲学和艺术哲学，成为中华 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 民族的文化习性。习性是指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 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文

性，不但代表着人们相似的禀性倾向和喜乐偏好，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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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下意识”和“习惯力量”的形式支配着人们的

学趣味中表现着社会心理。”

作为一种民族文

化现象，大团圆结局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与中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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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这种强大的文化习性也走进了中国人的

国人的民族文化、审美心理、性格特征有着十分密切 审美意识领域。孔子率先将“中庸之道”运用于审美 的关系。

领域，对《诗经·关雎》做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一、“贵和尚中”的文化习性

的审美判断；郑玄在《毛诗序》中也提出 “发乎情，止 乎礼义”的审美追求。他们都要求文学艺术中所蕴

从哲学美学的层面分析，大团圆结局是中国传 含的感情要有节制，要合乎 “礼”的规范。此后，“贵 统文化中“贵和尚中”的美学观念在文学叙事中的表 和尚中”的观念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转化为 现。“贵和尚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中华美学观念中的重要审美心理定势，这无疑会对 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以 “中和”为美，“贵和尚中”的思

中国古典戏曲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审美接受主体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

作者简介：李志琴（１９８０—），女，山西清徐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１０·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文学研究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的剧作家，在这种审美心理结构的指导下，总是自觉学承担着教化的功能，“文以载道”的观念可以说是

或不自觉地设计着一个又一个大团圆的故事。作为由来已久的，但戏剧、小说因历来被认为是不登大雅

审美客体的戏剧在结构上就表现为悲剧情节和喜剧之堂的小道而不受重视。《琵琶记》的作者高明鲜明

情节交错相间，有悲就要有喜，有分离必有相聚，即地提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创作思想。这

使是创作悲剧，结尾也要安排一个光明的尾巴。因就将戏曲与传统的诗乐之教做了嫁接，提升了戏曲

为以“中和为美”的社会审美心理体现在戏剧中，就的文化品位，也赋予了戏曲更大的教化使命与伦理

是强调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对立统一。观众在戏责任。此后，“教化是中国古典戏剧审美理想的表现

曲的开头看到好人蒙冤、有情人离散，内心就会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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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也是中国戏曲最大的功能之一。戏剧

谐。如果冤情没有得到伸张，有情人没有终成眷属，作家往往以强烈的伦理责任感切入艺术领域，追求

观众追求“中和之美”的心理就没有得到满足，就会教化百姓、净化风俗的审美目的，倡导在戏剧作品中

产生压抑苦闷的感觉。只有安排一个大团圆结局，展现最淳朴的人性，故而在叙述悲惨凄凉的情节时

才能以喜剧因素冲淡悲剧氛围，使观众悲伤抑郁的也不忘惩恶扬善，给观众以一线光明。

情绪得以化解，从而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审在这种观念教导下，下层民众也形成了一种伦美效果，用充满喜乐情绪的大团圆结局把作家和观理信仰，他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正义

众的心理机制带回到和谐、中庸的状态。所以，大团必胜，邪恶必败”，而且，观众会始终以这样的标准来

圆的戏剧结尾是“贵和尚中”的审美心理最充分的体衡量世界和自我，因而，在看戏、看小说时，他们最关现，是追求“中和之美”的必然结果。心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为了能让观众一目了然，戏这与西方悲剧的结尾方式迥然有别。西方悲剧剧表演就用红色脸谱和白色脸谱来给各种角色贴上

作品大多是一悲到底的，其结局往往是正面人物的标签。当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遭受磨难，正义遭到

死亡和正义事业的毁灭，绝少出现大团圆式的结局。践踏时，观众会急切地盼望惩奸除恶、因果报应的结

正如著名戏剧评论家王季思先生所说：“如果说西方局，盼望正义的胜利与道德秩序的重建，如《赵氏孤

戏剧将悲剧的崇高与喜剧的滑稽加以提纯而发展到儿》中的大复仇、《窦娥冤》中的平反冤狱，等等。在

极致……中国戏剧则将两者综合在一起，相互调剂、爱情剧中，就是要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要么在现实生

衬托……表现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庸调活中团聚，要么在梦境或仙界相会。例如，《西厢记》［５］

的结尾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牡丹亭》的结局是杜丽节。”这正是“中和”的审美观念在民族心理中的积

淀。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它特有的行娘死而复生，与柳梦梅还魂团聚；《长生殿》的结局是为、习俗、观念、信仰、思维方式，等等，这些因素自觉李隆基和杨玉环在天上相会；《梁祝》中男女主人公

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关系时的指导原则，双双化蝶，从此相依相伴。

也就构成了这个民族共同的性格特征，经过长期积相较中国戏剧道德教化的创作旨归，西方悲剧淀转化，就形成了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没有刻意突出善恶斗争，而是偏向于求真，即认识世

而且一旦形成，便会对全民族的思维活动产生影响界、认识自我，这源于古希腊的“文艺模仿说”。古希

甚至制约作用，在本民族的文学艺术中得以体现。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最终根源，

可以说，“贵和尚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自然万物是对理念的模仿，而文艺又是对自然世界

是大团圆结局产生的深层次的文化根源。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因此，衡量文艺的标准是其

二、惩恶扬善的伦理信念真实性。亚里士多德也说：“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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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他认为模仿使

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分析，大团圆结局的出现是人产生快感，而悲剧的功能是使情感在宣泄中得到

正义原则的体现和伦理信念的表达。中国古代社会净化，产生恐惧和怜悯，引发观众对命运的思索。

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伦理型社会，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由以上比较不难看出，在悲剧功能观上，中国人现过全民的宗教狂热，因而中国民众缺乏西方文明追求善，西方人向往真。因而，善恶交战是中国悲剧

的宗教性救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主要是依靠儒家永恒的主题。且由于侧重道德教化，中国悲剧的结

的伦理纲常来规范。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造就尾以惩恶扬善的大团圆结局居多，因为如果剧中好

了中国文学注重伦理教化的思维模式，表现在文学人饱受冤屈，坏人恶行累累却可以逃脱惩罚，就会有

创作中就是说教色彩很明显。在中国文学史上，文悖于伦理信仰，这样最终便形成了大团圆的结尾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