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_史通_的卓识与局限

刘知几《史通》的卓识与局限

●夏祖恩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徐州彭城人,唐代历史学家。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博览群书。20岁中进士,醉心于史学研究。公元702年起担任史官,参与编撰许多史著。公元721年受贬。刘知几著述甚丰,《史通》是他唯一留存于世的作品,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总结、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著作,堪称第一部中国史学史专著。

《史通》共20卷,分为内篇与外篇,另有刘知几《原序》。《史通》取名是受《白虎通》影响,“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也受司马迁封为“史通子”名称所影响,“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史通原序》)

史学界对刘知几《史通》已有诸多研究,认为刘知几是在怏怏不乐的心境下私撰《史通》,且断断续续历时十多年。因此该书比较敢于说话,但又语意重复,自相矛盾。这些看法无可厚非。然纵观全书,《史通》的利弊不止于斯,笔者以为是书既闪烁着真知灼见的智慧之光,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本文爰就《史通》一书的卓识与局性限稍作剖析,讨教于学界同仁。

先谈《史通》的远见卓识问题。

其一,洞察中国传统史学流弊之源。

唐代以前,中国史学已发育十分充分,体载也较完备,形成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等。当时许多文人陶醉于中国传统史学,认为其内容与体载都十分完备。刘知几却独具慧眼,他在肯定唐朝以前史学的优点之余,指出其弊端,且洞察到弊病之根源。刘知几认为中国史学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常以权贵监控修史,说“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史通?内篇?辨职》)致使史著质量低劣,芜劣之作盈室;有才识的学者被排挤,不学无术之徒却充斥史馆。刘知几以任史官的亲身体验,感慨地说:“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又说:“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史通?内篇?自叙》)刘知几痛感中国修史积弊甚深。何以致此?刘知几洞见病灶,认为中国史坛风气不正,许多秉笔直书的人被诛,而那些肆意篡改历史,信口雌黄的人却安然无恙。“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史通?内篇?曲笔》)正是这种社会风气,导致讲真话做善事的人不但没有好报,反招横祸;那些卑鄙小人却平步青云,踌躇满志,从而造成封建社会史学文化界的阴暗。这就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病根,政治因素是使史学沉沦堕落的主要根源。应该说刘知几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与一味颂扬中国传统史学的文儒相比,他的见识是超凡的,也是需要

勇气的。

其二,具有创新意识,认识史学理论的重要性。

历史学的任务是什么?中外史学家历来有各自的看法与主张,但也存有共识,即历史学应当记言、记事、记时政与求真实。这些主张并无错处,应当说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内涵。但历史学的意义绝不囿于此,历史学家不应局限于以记录史事为主旨、以求真求实为满足,高品位的史学追求是史学理论与思想的创新。刘知几在当时就能认识到史学理论的重要性,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说:“世之述者,锐志于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史通?内篇?摸拟》)意即主张不同时代都有新事物出现,历史学不能陈陈相因,应当锐志于求新求异求奇,立志于理论创新。刘知几已意识到史学理论的重要性,主张撰史须立论,对史事进行评议论赞。“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史通?内篇?编次》)刘知几不仅提出史学理论的重要性,而且还强调理论的正确性。说:“史论立言,理当雅正。”(《史通?内篇?称谓》)所谓“雅正”就是理论的正确性。刘知几的这些观点得到学术界的褒评与盛赞:“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史通?别本序三首》)意思是说讲文学,应首推《文心雕龙》,论史学则要算是《史通》了。

其三,正视儒家史学的劣根性。

中国封建传统史学即是儒家史学。历代文人学士对儒家史学无不顶礼膜拜。儒家史学果真值得如此崇尚吗?回答是否定的。正是儒家学说妨碍了中国史学的正常健康发展。历史学家头上有官修、焚书、文字狱的“三把刀”,这是三把悬于历史学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利剑。由此造成中国传统儒家史学落后于西方史学的局面。自汉武帝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起,确立了儒家学说在中国统治的地位。唐朝离西汉时间较近,儒家学说如日中天,朝野文儒对儒家学说唯恐颂扬不及,竞相讴歌,唯独刘知几率先揭露与抨击儒家史学。他说:“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　牾,自相欺惑”。(《史通?内篇?自叙》)又说:“然则上起唐尧,下终秦穆,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不胜道哉”。(《史通?外篇?疑古》)在这里,刘知几不仅揭露历代儒家史学得糟粕、失精华以及相互矛盾之处,而且抨击史书以记言为主,对国家废兴行事之史事多有忽略的流弊。刘知几认为造成这种史学弊端的原因在于官修。他说:“古之国史,皆出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孤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衡)蔡(邕)二子,纠之于当代,傅(玄)范(晔)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于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史通?外篇?忤时》)刘知几转而竭力提倡私修史书:“昔丘明子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行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得失者哉。”(《史通?内篇?辨职》)在唐代正设立史馆、倡导官修史书的背景下,刘知几能发出悖于时政的言论,认为私修优于官修,尤显可贵。这也充分表明刘知几不回避现实热点问题,敢于正视官修制度的弊端,正视儒家史学的劣根性,是位有胆有识的历史学家。

其四,悟感史家地位的降低是史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恶果。

中国早有史官,据说黄帝时有史官仓颉、沮涌;虞舜时有伯夷;夏有终古;商有尹、作册;周有太史等。上古时代,史官地位显要,是人们羡慕的职位。“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史通?外篇?史官建置》)在汉代,像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任太史公时,地位还相当高,不亚于丞相。“汉兴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叙事如春秋。及谈卒,子迁嗣。迁卒,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史通?外篇?史官建置》)这就是说司马迁去世后,汉宣帝时期,史官(太史公)职权削弱了,仅掌管文书而已。汉魏之后,史官地位低落,史官撰史已不严肃,执笔者十无一二,而书成署名则一大串。“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史通?外篇?史官建置》)历史学家地位低落,芜劣之作必然充斥,盗名无实,欲求中肯的作品难乎其难。这损害了中国史学的质量,影响了中国史学之水平。

中国史官地位何以江河日下呢?刘知几敏锐地认识到这是史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恶果。统治阶级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学,需要时纳为己用,过后则弃之一旁,把史学视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践踏了历史学的科学性,致使史学沦为统治者的婢女,史官地位势必日下。刘知几说:“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择……由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虚设。”(《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由于皇帝不满意,对修史多加限制,以恐减漏史事为由,不准阅览史籍,史官形同虚设,并且设大臣监修。刘知几这样描写起居郎与起居舍人(史官)的工作:“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史通?外篇?史官建置》)“逼阶延首”这是奴才相的写照。历史学家成为帝王记录言论的奴仆,撰史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失去独立性与科学尊严,以致历史学家每每下笔时必须察言观色,多加曲笔与粉饰。“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史通?内篇?因习》)。

其五,提倡史学的求真精神。

在封建社会,迫于压力,也为着地主阶级的需要,历史学家敢于秉笔直书者寥若晨星。因此,史学的求真问题是封建史学的根本性大问题。耿直严谨的刘知几觉察到史学的流弊,悟感求真问题的紧迫性,在《史通》书中力倡史学的求真精神。

首先,刘知几强调史学体例的重要性。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内篇?序例》)在此,刘知几把史学体例与求真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与国法相提并论。

其次,刘知几倡导引用史料务必求真。他说:“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史通?内篇?采撰》),认为史学结论必须建立在可靠而丰富的资料基础上,绝不能以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谈话之资为信史,否则就背离了史学的真实性原则。

再次,刘知几认为撰史立言务必谨慎。他说:“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史通?内篇?载文》)又说:“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史通?内篇?浮词》)综上所述,刘知几从体例、采摘资料到立言断语等方面论述了史学求真的重要性与如何求真问题,足见刘知几史识的深沉。

次则,谈谈《史通》的局限问题。尽管《史通》有许多超凡脱俗的卓识,但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

首先,对史学功能的认识落于俗见。

刘知几虽然认识到史学理论的重要性,倡导“立言”与“论赞”,但也大谈史学的鉴戒作用。他说:“穷奢者由其败国,此则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劝后者也。”(《史通?内篇?书志》)还说:“事列在方书,惟善与恶,昭然可见。”(《史通?内篇?品藻》)刘知几显然是力主史学的鉴戒作用的,这是一种陈旧史观。中国最早产生的史观就是鉴戒史观,刘知几承袭了这一传统史观。笔者不是全然否定鉴戒史观,只是认为鉴戒史观一则陈旧,二则不是史学的主要功能,三则过分强调鉴戒史观将使史学滑向实用主义、御用主义,故而笔者认为刘知几强调史学的鉴戒功能是落于俗见,并无创新精神,是《史通》局限之一。

其次,重谱牒,显露史识的薄弱性。

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古代许多历史学家缺乏这种认识水平,他们认为历史只是王朝更迭、世代相承而已。在这种观念下,谱牒盛行。这种谱牒意识反映了史识的肤浅与史学意识的落后,不幸刘知几与斯为伍,重视谱牒。《史通》多次谈及谱牒问题。“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史通?内篇?书志》)刘知几十分强调并重视谱牒的作用,说:“谱学尤烦,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史通?内篇?书志》)又说:“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思殿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矣。”(《史通?内篇?书志》)从刘知几重视谱牒的程度来看,他对历史发展缺乏规律性认识,显露其史识的薄弱性。

再次,存留落后的史观。

刘知几除上述鉴戒史观,重谱牒的弱点外,还存留某些落后史观。诸如,其一重经学,说:“故知经始之义,卜揆之功,经百王而不易,无一日而可废也。”(《史通?内篇?书志》)重经学意味着崇尚儒家学说。事实证明,儒家学说是束缚中国史学发展与进步的桎梏。其二在天命观上存在矛盾性。天命观无疑是落后的史观。刘知几在对待天命观问题上存在着矛盾性,他时而否认天命,说“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史通?外篇?杂说上[史记]》),认为王朝的兴替、人物的成败不应归咎于天命,但他时而又鼓吹天命论,说“自古王室虽微,天命未改。”(《史通?内篇?编次》)从中既反映了刘知几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也反映了他残留史观的落后性。其三贬责司马迁。众所周知,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思想是封建史学的最高峰。司马迁不仅敢言直书、抨击时政,而且在中国率先建立“经济史观”,成就史学大业。刘知几未能认识司马迁在史学上的伟大贡献,反而横加指责。刘知几贬责司马迁说:“史公著书,是非多谬”,(《史通?内篇?自叙》)又说“马迁撰史记,项羽僭盗而纪之曰王,此则真伪莫分,为后来所惑者也。”(《史通?内篇?称谓》)这表明他对司马迁的光辉史学思想缺乏认识,而且暴露自己史学思想的落后消极面。其四贬低王邵的《隋书》。刘知几在《史通》中贬评王邵《隋书》,说“君懋(王邵字———笔者)隋书……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史通?内篇?六家》)这里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是指《隋书》的体裁问题。众所周知,王邵不循旧例,在中国首创了“纪事本末体”的史学新体裁,为中国史学做出莫大贡献,以至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为中国三大史学体裁,雄踞中国史坛经久不衰。在这里,刘知几不仅未能洞察到史著体裁的创新,反而横加讥讽,只能暴露出刘知几自己思想的僵化守旧。

(责任编辑:张燕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