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英翻译第五册

唯见青山

1945年8月9日，原子弹被投到长崎的当天，一个名叫山端庸介的日本军队摄影师被派到这座被摧毁的城市。他在第二天所拍摄的一百多张照片中全面记录了当时原子弹所造成的破坏。在此三天前，广岛也遭到了原子弹的毁灭性袭击，但是对爆炸后第一天的照片记录却很少。因此山端庸介要做的就算系统地，以高深而又简单的艺术技巧，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原子弹爆炸后几小时之内人口的伤亡情况。所拍摄的一些图片展示了核武器所产生的火球是如何以其独特的方式将活生生的人烧焦的。他们是被强光——用术语说，是被“热脉冲”——烧死的。从尸体的灼伤情况上可推知死者所穿衣服的样子，因为同种颜色的不同料子吸收光线的程度是不同的。其中一张照片上，一只马在它拖着的马车下扭成了一团。另一张照片上，一条水沟的石头上挂着一大堆曾经是人体的东西。还有一张照片描述了一个不知如何没有受伤的幸存女孩，她站在一个防空洞的出口，竟然微笑着。看见这个普通的生命，我们的内心感到了极大的震撼。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女孩的话，她就会被永久地遗留在我们目睹的这个场景中了。照片上四周的远处是遍布残火的大片的碎瓦砾，而背景是几座大山。我们能看见山是因为城市没了。城市的消失比到处可见的残骸更能体现事情的严重。原子弹爆炸破坏性的真正标准不是残留的东西，而是消失的所有那些东西。

美国只用几秒钟就让世界上的第二颗原子弹摧毁了长崎，可是山端庸介拍摄的记录这件事情的照片却花了五十年时间才从长崎送到美国。1995年，这些照片没美国纽约市的国际摄影中心第一次公开展出。虽然迟来了半个世纪，但它们仍然是新闻。这些照片展现的是一个城市的命运，但它们对全世界都具有警示意义，因为在我们拥有核武器的今天，曾经发生在长崎的悲剧，有可能顷刻之间就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里。在这些照片里，长崎得到了真正的重视。长久以来长崎一直处在广岛的阴影下，似乎人类的想象力已经在第一座被毁坏的城市的废墟中发挥殆尽了，无法触及到第二座城市，哪怕是它的郊区。然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在某些方面更适合用来象征仍然在我们头上的核武器的危险。它证明人类在用过一次核武器之后，也能在使用第二次。它使我们认识到世界上现存的数以万吨的核武器有可能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威胁到所有人。(第二颗原子弹原本计划是自九州岛的位置，才使它避免了和长崎一样的命运。这表明了这种情况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因为，每张照片与其说是对发生在半世纪以前事件的描绘，还不如说是嵌在摄影中心墙上的一扇窗户，它展现的是不久后很可能发生在纽约的事情。而且不管这些照片在哪个地方展出，通过这些“窗户’可以近乎精确地看到受到威胁的将来，因为每座完好无损的城市与另一座完好无损的城市看上去不同，但一旦遭到了核武器的破坏，所以得城市看上去都会是一模一样，都会变成一片废墟。

从山端庸介所拍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窥视到世界末日的样子。然而在我们所处的今天，当我

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认识核武器的危害，而且还要抓住天赐良机彻底地消除核武器时，我们似乎还需要另外一张照片，一张来激发我们对生活的希望，来消除毁灭的长崎所带给我们的世界末日的感觉的照片。但是，这样的一张照片上面应该是什么呢？怎样来表现世界末日的反面呢？也许是被投放原子弹前完好无损的、生气十足的长崎？或者可能是幸免于难的九州岛？也许是一个孩子，一对母子，或是地球本身？看上去没有适合的照片内容，因为我们怎样给这些呈现出无穷形式的事物，即现在和将来所有人的生命，作出一个有限的形式呢？我们的想象，不管是面临世界的末日还是世界的继续存在，都必定是不完全的。只有行动才能令人满意。

终有一天，来到这个世界的新一代能照顾自己。而现在，唯有我们坚守信仰、秉承集体意识去付诸行动，去确保他们的生存权利，他们才能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付出这种行动是活着的这几代人的最重要的责任。时间的礼物永远是生命的礼物，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去接受这个礼物的话。

多姿多彩的友谊

从许多方面来讲，这部电影很一般。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没有大肆渲染的追逐镜头，也没有血腥的枪战场面，结局也平淡无奇。

然而她发现克劳迪娅·威尔的电影《女朋友》有没而动人，这部电影慢慢地，全面地表现友谊的多姿多彩—她的脆弱，她的弹性，以及她如何维系了两个年轻女士的生活。

电影结束后，她想起了今年看过的一部电影—《茱莉亚》《转折点》和现在的《女朋友》。似乎电影院作为社会镜头的这一独特的视角已经明显转移了它的聚焦点。突然间，表现男性情谊主题的电影被表现女性友谊的电影所取代。

这不仅仅是单纯追求时髦的狂热，而是一种电影的真实。这一次电影反映了一种转变，不只是从男人转移到女人，而是从友谊的定义转移到另一个定义。

在浩瀚如海的电影里，友谊的典型通常是关于男性的—描述的是像布奇·卡西迪和森单丝·基洛这样的“共犯“和伙伴的世界。这些多亲密关系的看法几近返古—似乎电影制片人是从讲述男性亲密关系的通俗人类学的书中挑选电影情节一样，电影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只有男人，那些猎手海明威们的后裔，才继承了原始的交友能力。相比而言，这些电影描写女人们相互数落的方式就如同她们从前采摘浆果那样毫不心软。

不过，那种两重性一定在电影《你我都好》的某个枪战场面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现在，在荧屏上，电影制片人至少意识到了男人和女人之间作为哥儿们和朋友的极细微的区别。

她想，总体来说，男人之间的友谊是“伙伴”关系，而女人之间的友谊是“朋友”关系。伙伴们是团结，而朋友之间是喜爱。伙伴共同面对逆境，而朋友面对的是彼此。伙伴和朋友消磨时间的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伙伴们一起“做”事情，而朋友们只是简单地“呆”在一起。

伙伴如影随形地紧密联系着，从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人们有打高尔夫球的伙伴，商业上的伙伴，大学的伙伴和俱乐部的伙伴。男人通常有许多种伙伴，而女人只在特定范围内结交朋友。

一个男的曾经告诉她，男的只有共同“经历战争”—商业，竞技或军事上的共同打拼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伙伴他说他们必须要并肩作战。另一方面，女人们在互相告知几个不光彩的小秘密之后，她们才会把对方当做朋友。

伙伴共同坚持不泄气，朋友互相依赖着坚持下去。

这很可能与自尊心有关。你不会像朋友炫耀什么，而是表达你需要什么，伙伴会尽力不让对方知道自己最落魄的事情，而朋友则会坦白相告。

她的一个朋友曾经给爱人打电话，只是为了弄清楚他是否在家。当他拿起呼筒后，她就挂断了电话，一句话也没讲。后来这位朋友倍感难堪地叹道：“你能相信我说的事吗？一个35岁的律师，打一个电话竟然要这么偷偷摸摸？”她们一起大笑起来，不快的心情很快得到了缓解。

伙伴之间寻求赞同，而朋友之间寻求接受。

她认识许多自制力非常强的男人，他们害怕互相间的评价，或是对互相间的喜爱感到不好意思。他不确定到底是哪一种。就像电影中的伙伴一样，他们可以为对方而死，却从不会拥抱对方。

最近，她又读了一遍《白壁特》，重温了那种比较常见的男性委屈。唯有和保罗·李思林的关系才让乔治·巴比特的幽闭症生活变得有意义起来。但是，在他们的悲惨生活中，他们从来向对方说：你对我而言是多么地重要。

即使是现在，男人对友谊的描述页让她感到惊讶。这个男人有最好的朋友吗？“哦，当然有，我们每年二月份都要见面。”那个男人给远方的最亲密的朋友大电话吗？“哦，这是当然，只要我有事找他。”那两个老朋友一起吃过饭吗？“你是说单独吗？难道不要带上我们的妻子？”

但是，事情正在变化着。理想的密友不再是那个游戏的搭档，这个队长，或是这个战友。即使是在好莱坞也不再是这样了。在友谊的双重标准中，女性版的友谊第一次逐渐成为了被大家认可的普通典范。

毕竟，伙伴是良好的终身伴侣。但正如桑塔亚娜写过的那样，一个人的朋友“是其借以能成为人的种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