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与国产电影的正面对接——以1933年的《春蚕》为例

左翼文学与国产电影的正面对接

——以1933年的《春蚕》为例

袁庆丰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北京100024）

提

要：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迫使以生产旧电影起家的明星影片公司改变

制片方针，主动与形成主流的左翼文艺合作。1933年明星公司出品的《春蚕》，就是改编自左翼文学的同名代表作品。影片着力于“全部配音有声片”的市场卖点，虽然票房依旧失利，但也因此帮助“明星”公司再次调整制片方针，进而开辟出新市民电影的制作路线，这是影片《春蚕》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特殊价值和意义所在。

关键词：左翼文学；左翼电影；《春蚕》；明星影片公司；制片方针；新市民电影中图分类号：J 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883（2019）04-0048-09

1933年，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配音片《春

蚕》，是由夏衍根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

程步高导演①。中国大陆市场销售的《春蚕》VCD 、DVD 包装封面封底如图1-4。

收稿日期：2019-0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2BZW092）。

作者简介：袁庆丰（1963-），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电影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①《春蚕》（故事片，黑白，配音），明星影片公司1933年出品。VCD （双碟），时长94分钟。原著：茅盾；编

剧：蔡叔声（夏衍）；导演：程步高；摄影：王士珍。主演：王人美、金焰、叶娟娟、章志直、严工上。

第40卷第4期Vol.40No.42019年8月Aug.2019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图1中国大陆市场销售的《春蚕》DVD 碟片包装之封面

图2中国大陆市场销售的《春蚕》DVD 碟片

包装之封底

当时《申报》的广告，主要靠譬如“中国第

一流大文豪与大艺术家合作的上上佳片”［1］

（如

图5），以及用“中国第一流小说家茅盾原著”“新文坛与影坛的第一次握手”“《春蚕》开摄，震撼了整个影坛！《春蚕》放映，乐煞了全国观

众！”［2］

（如图6）等话语展开轰炸式宣传。“软性

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穆木天，在其观后感中敏锐地指出：“电影接近了文艺，使文艺作品上

了银幕，这是第一个可纪录的”［3］。这个揭示，

与影片广告标榜的主题思想相关联，曰：“农村经济破产的素描/社会组织动摇的缩影/暴露洋货

猖獗的狂流/暗示土产衰落的病根”［4］

（如图7）。

而另一位“软性电影”的代表人物刘呐鸥，则否定性地批判了《春蚕》在“艺术上的制作方

针之不鲜明”“没有应有的‘剧’的形成”［5］。同

一阵营的黄嘉谟等，从《春蚕》的原作、编剧、导演、表现等各方面，也认为《春蚕》的改编，是“完全不懂影剧的存在的特质”，让人对新文坛有了不好的印象［6］。而左翼人士赵家璧在转述了《春蚕》放映后被人诟病的地方之后，给出的却是肯定性评价，“站在中国新文艺运动史的立场上讲，春蚕的演出是值得歌颂的”，认为影片

图3中国大陆市场销售的《春蚕》DVD 碟片包装之封面。图4中国大陆市场销售的《春蚕》DVD 碟片

包装之封底。

图5《申报》广告影印翻拍，1933年10月6日，第23版（第21726期）。

仍有其历史意义［7］。一年后的1934年，导演程步高对影片的不卖座表示“对不住了公司”，但

“却还觉得对得住了自己”［8］。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有

的对影片及其原著定性如次：

原著勾画了三十年代旧中国农民贫困和农村破产的悲惨图画。《春蚕》的改编和摄制，是中国新文艺作品搬上银幕的第一次尝试，引起了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观众的热切重视和普遍注意……影片《春蚕》，和它的原著一样……再现了当时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和高利贷者的重重压迫和层层剥削下，一步步地陷入破产的境地。影片生动地描写了老通宝一家的辛勤劳动，赞美了他们的淳朴的素质；另一方面，它也描写了高利贷者和蚕厂资本家对于他们的高利盘剥和杀价掠夺，有力地揭露了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农民所经受的苦难，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及资本家的剥削的罪恶。影片同情地描绘了农民的不幸遭遇，同时也善意地批判了他们思想上的迷信观念，通过多多

头这个形象，揭露了封建迷信观念的虚伪和

破产。

［9］208-209

这种定性基于对原著和编剧的高度肯定，对导演的评价也不无微言大义：

程步高的导演手法，尽管在处理农村破产的气氛方面还不够深刻，但总的说来，他是努力忠实于剧本和原小说的。影片的整个处理，朴实无华，体现了小说和剧本特有的真实、细致、朴素的风格……一改过去电影界那种不管生活情景真实的讹滥作风。这也

是左翼电影运动所带来的新风气之一。

［9］210-211

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者，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源自这种从左翼文艺源头出发的立场。譬如，因此赞扬《春蚕》非戏剧化的“纪录电影”的风格［10］313-315，以及“在艺术创造上具

有探索的前卫性”［11］

和“创造了电影散文化的纪实性风格”［12］。只有两位学者指出，由于“音响

技术质量很差”而对影片的艺术效果产生的消极作用［13］。

现在总结来看，《春蚕

》既是中国第一部改编

图6《申报》广告影印翻拍，1933年10月8日，第26版，第21728期。图7《申报》广告影印翻拍，1933年10月21日，第34版，第21740期。

自新文学作品的影片，同时也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与电影正面对接的示范性标本作品，更是明星影片公司试图转向左翼电影的一种努力［14］。以商业化、市场化为天然品质的电影制片业，显然既受到当时左翼文艺的强力波及，又试图借此将其改编、拍摄成左翼电影以博取最大利益。

一、《春蚕》的左翼电影属性

就《春蚕》的电影改编而言，制片方基本上达到了将其制作成左翼电影的目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研究者谈到的那个特征——对原著的忠实再现和补充性创造。换言之，影片《春蚕》并没有脱离（实际上完全忠实于）原著同名小说的左翼文学属性。①

1．《春蚕》的阶级性及其对弱势阶层的肯定

首先，左翼电影的首要特征是以阶级性统率整个作品。也就是说，无论是影片的主题还是人物的关系定性，都是以阶级来划分的。具体地说，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即无产阶级都是作为正面的、被肯定的人物，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是作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者各自的阶级立场既是非常鲜明的、又是严重对立的。换言之，无产阶级代表着正确的方向，资产阶级代表着错误的方向。

从阶级性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原著还是影片的改编，《春蚕》都是符合这一首要特征的。譬如主人公老通宝，一家都是没钱的农民阶级，所以他们都品格高尚、热爱劳动。那些有钱的人，譬如借钱的或者放高利贷，还有收购蚕茧的，都是有钱的资产阶级，所以他们都是反面人物，自然就会有获取高利、压价收购等行为。

其次，左翼电影一定要替弱势群体和弱势阶层说话，这是左翼电影由阶级性延伸出来的又一个特征。在左翼电影当中，凡是弱势阶层和弱势群体，一定是被正面肯定和歌颂的。压迫他们并与他们对立的强势阶层和强势阶级，是被全面批判否定的。这是作为新电影的左翼电影“新”的一面。

这是因为，在1932年左翼电影出现之前的中国唯一的主流电影形态——旧市民电影当中，出身于弱势阶层的人物，基本上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固化形象，是观众的消费和审丑对象。譬如穷人的种种不堪都被拿出来成为噱头、笑料——这也是中国早期电影中所谓喜剧的基本构成元素。譬如现存的、公众能看到的最早的影片《劳工之爱情》，水果贩子和他的恋人——中医的女儿，这两个人物的爱情线索是由一种很搞笑的方式来表现出来的；周围的人，无论是夜总会里的混混，还是老虎灶旁调戏女主人公的痞子，都属于调侃、讽刺、挖苦的对象。②

但值得注意的是，左翼电影将性工作者作为重要表现对象之一，除了思想认知、理念宣传的需要，以及由此而来的在阶级性层面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之外，还有一个市场性的考虑——这是左翼电影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春蚕》当中的荷花，就其本质而言，属于早期左翼电影（《火山情血》）（图8）和经典左翼电影（《神女》）当中性工作者的边缘或外围形象：她是乡村社会中公认的不正经即名声不好的女人。可惜这个出身弱势群体的形象在影片中没有得到丰满——这也是《春蚕》后来票房惨淡的原因之一。

而在左翼电影当中，弱势群体不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甚至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一直摒弃

①1949年后的电影史研究，之所以对导演的评价不高却特别突出原作者和编剧的思想高度，恐怕出于以下原因：小说《春蚕》的作者茅盾，是文学史已有定论的左翼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剧本改编者夏衍，既是左翼文艺的代表人物之一，更是当时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之一，直接掌管电影生产和艺术评论。

②《劳工之爱情》（又名《掷果缘》，故事片，黑白，无声），明星影片公司1922年出品。编剧：郑正秋；导演：张石川；摄影：张伟涛。主演：郑鹧鸪、余瑛、郑正秋。有关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祈参见拙作：《〈劳工之爱情〉：传统戏剧戏曲的电子影像版——现在公众能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早期中国电影》（载《渤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拙作完全版和未删节版（配图）先后收入《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1922-1936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读解》（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和《黑棉袄：民国文化中的旧市民电影——1922-1931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解》（“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丛第三编第十一、十二册，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敬请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