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学者的学术道德观述略
朱舜水在日活动新考
朱舜水在日活动新考【原文出处】历史研究【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83【原刊页号】94～108【分类号】K24【分类名】明清史【复印期号】200809【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05—0323)的结项成果。
【作者】韩东育【作者简介】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长春 130024）【内容提要】朱舜水在中日文化的交流进程中，曾扮演过一个众口交誉的积极角色。
然而，当人们去逆向考察近世日本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发生的文化根源时，就会发现朱舜水还是一位值得关注的复杂人物。
这种复杂性，常常表现在其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似乎没有关联然而实际上关联甚深、诸多作为看似白云出岫却仿佛深藏安排等行事特征上。
深入探讨朱舜水的特殊历史作用，对于准确把握近世日本国家的发展谱系，或有裨益。
【关键词】朱舜水/德川光国/乞师/实务主义/民族主义【正文】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谥文恭，浙江余姚人。
明亡后，以明室复兴为职志，海外经营多年。
曾多次赴日‚乞师‛，并最终于1659年‚归化‛日本。
根据《舜水先生行实》、《安南供役纪事》、《南疆逸史》、《明遗民所知传》、《海东逸史》、《致张定西侯书》等著述可知，明清鼎革时，朱舜水主要以舟山为中心，出入于日本与安南之间，共计十五载。
其往来穿梭的目的，大体出于：(1)躲开朝廷征辟；(2)经营外邦，而资恢复之势；(3)赴日为王翊借恢复之兵；(4)以遂蹈海全节之志。
对此，石原道博还专门勾勒出一幅朱舜水‚澥外经营‛路线图。
①《海东逸史》称：‚按《余姚县志》，京第乞师与朱之瑜偕，京第先归，之瑜遂留。
《南疆绎史》、《鲒埼亭集》诸书并不著之瑜名。
日本人冈千仞来微乞师事，则祗知之瑜、不知京第，盖之瑜留故也。
‛②冈千仞的反应表明，在日本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朱舜水，在中国却鲜为人知；中国有关朱舜水的记载，也不如日本具体和翔实。
引人瞩目的是，有关朱舜水的认识和评价，中日之间竟向无龃龉，极少存在差别。
清代中晚期景东作家群述略
县志稿》载：“历任湖南知县，居官勤慎，操守廉洁。”《湖 南通志》载：“戴家政，景东人，道光中知永兴县，兴学 育士，士林德之。署辰溪多所兴建，常设铜钲堂前，民有 冤抑，许不时击钲以闻。调常宁，训士以礼，士贫不能应 省试、礼部试者，多资送之。”《永兴县志》载：“戴家政， 字子政，云南举人，道光十年官永兴县，风范端严，加意 教育，接见士人必以礼法相绳，先前书院田租，由官经管， 吏多侵渔，嗣继发文绅管，膏火奖赏，至今称道。”③由以 上材料可见，短暂的仕宦生涯并不影响戴家政成为一个好 官，他操守廉洁，重视教育，体察民怨，义助举子。在《邑 候戴父母家政德化碑序》等文章中，老百姓称呼他为青天、 父母，希望继续留任。晚年隐居乡里，贫困交加，靠友人 接济，不过诗人仍旷达不羁，卒年不详。
· 47 ·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6.11
二、程含章 程含章，又名罗含章，据《清史稿》载因祖先帮助官 府捕杀当地强盗，害怕惹祸上身，故而改姓罗。后在广东 巡抚任上，经道光皇帝允许，又改回姓程。字月川，1763 年（乾隆 28 年）生于景东县锦屏镇左所营，《清史稿》有 其本传。1792 年乡试中举，嘉庆六年即 1801 年，朝廷从 经过三科以上而没有考中进士的举人中拣选知县，程含章 被分到广东，任代理封川知县。嘉庆 13 年 (1808 年 ) 因歼 灭海盗有功，先后调任广东化州和连州的知州，第二年奉 调代理雷州海防同知。嘉庆 17 年 (1812 年 )，升任粤北重 镇南雄直隶州知州。嘉庆 24 年 (1819 年 ) 后补为惠州知府。 后历任山东衮沂曹道、山东按察使、河南布政使，因提出 “欲治河南，必以治 ( 黄 ) 河为先务”的见解，受到道光皇 帝赞赏。同年升任广东巡抚，又到山东巡抚、江西巡抚任 上。道光 4 年 (1824 年 ) 程含章“召署工部侍郎，治直隶水 利”，陈治理水利上疏道光皇帝，正式任命为工部侍郎。 第二年改任浙江巡抚，因病请求辞官，未许，调往山东任 巡抚。道光 7 年 (1827 年 )，因弹劾浙江巡抚刘彬士不称职， 降为刑部员外郎，次年改任福建布政使，后“以病乞归”。 道光 12 年 (1832 年 )，70 岁病逝于乡里。 程含章一生宦海沉浮，四海为政，足迹踏遍大半中国。 为官任上清廉自奉，“爱民洁己”，《清稗类钞》载：百 姓称呼他为“罗青天”。同时其也精通文墨，有道德文章
清代辑佚学研究综述
一研究状况概说有清一代，朴学大盛，在辑佚学方面，更是集前代之大成，达到了中国古代辑佚学的最高水平，对中国传统学术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清末以来，学者即开始了对清代辑佚学的总结和研究工作，发展至今，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出现了三次研究高潮。
①第一阶段，清末至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清代辑佚学的开创阶段。
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三个时期：清末至梁启超时，为清人的总结时期；梁启超时至新中国成立，是初步奠定研究规模时期；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研究相对沉寂时期。
清末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对辑佚进行了定位，认为辑佚应与校勘、训诂合称为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一部总结历代雕版印书知识的文献学著作，卷八专有《辑刻古（佚）书不始于王应麟》篇，对清代辑佚作了总结。
但对清代辑佚作正式研究则是始于梁启超。
梁启超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辑佚书》一节凡七千余字，对清代官府的辑佚工作进行了论述，如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据《永·文献学苑·①参考曹书杰《20世纪的辑佚学研究（1949年以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20世纪的辑佚学研究（1950-1998）》（《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中国辑佚学百年》（《东南学术》2001年第5期）等文。
收稿日期：2008-06-23；责任编辑：党燕妮清代辑佚学研究综述胡喜云王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摘要：清代辑佚学研究，清末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开创时期，为后世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学术研究的复苏，对清代辑佚学的探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理论探索层面和个案研究上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粗浅之处，今天应立足于时代，融贯中西，充分发掘其中的优秀遗产。
关键词：清代辑佚学研究现状综述中图分类号：G256.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69３８（２００9）０1－0136-0５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f the Gathering Together of Scattered Writings in Qing DynastyHu Xiyun Wang Lei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Abstract ：Plain Learning got great prosperous in Qing Ｄynasty ，as its important basis and primary content ，the gathering together of scattered writings has achieved maximal level in China ancient times.Since the end of the Qing ，there had started the studies of the gathering together of scattered writings in Qing Ｄynasty.There were two stages of the study ：from the end of the Qing to the late-1970s is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time;1980s until now i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time.For the sake of discussed more deepen ，there should described the situation about present gathering together of scattered writings in Qing Ｄynasty firstly ，then narrated in detail from the synthesis discussion and the case study about it in Qing Ｄynasty ，finally ，made great efforts to analysis the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Key words ：the gathering together of scattered writings in Qing dynasty ；present research situation ；summary ＣＬＣnumber ：G256.3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09）01-0136-05136乐大典》所辑古佚书的数量和意义；私家的辑佚方面，认为惠栋《易汉学》、《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沉》是清代“辑佚之嚆矢”；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序，分别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辑佚家和辑佚成果，认为“嘉道以后，辑佚家甚多，其专以此为主业而所辑以多为贵者，莫如黄右原奭、马竹吾国翰两家。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日期：2009-07-12 作者：来源：文汇报■程念祺王永兴先生指出，陈寅恪先生“…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
可见…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
此为先生论述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精义所在。
王永兴先生去世了。
父亲生前不多的几个老友，均情同手足，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
十多年前，我读过王永兴伯伯写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印象深刻。
现在，为了纪念他，我又重读此书。
这对于逝者，应该是最好的纪念。
以下，是我学习《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几点认识。
一、陈寅恪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的根本区别作为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中，首揭“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这一问题。
先生引用陈寅恪先生对清代史学的评价：“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后退休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之具。
当时史学地位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
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至史学之不振也。
”由此即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与清代的史学并无渊源关系。
那么，陈寅恪先生对清代经学的看法又如何呢？王永兴先生认为，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断其当否也。
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
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
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断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
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责。
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
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以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
2020-2021学年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高二下学期期中考试历史试题 Word版
内江六中2020—2021 学年（下）高22 届半期考试历史试题考试时间：90 分钟满分：100 分第Ⅰ卷选择题（满分 48 分）一、选择题（每题2分，共48 分）1.明代的翰林院起初位于紫禁城文渊阁，其中的部分翰林学士能够参与机密，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来，翰林院迁出文渊阁，内阁大学士独留文渊阁。
文渊阁内人员的变动，反映了( )A.内阁的地位有所提升B.内阁不是法定机构C.阁臣的来源发生变化D.中枢机构日益膨胀2.明朝在江南市镇等关键要地设立巡检司管理日常治安；对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江南市镇，直接委派县丞、主簿等县级官员驻镇管理；对那些体量特别大的江南市镇，还派遣同知等更高级别的官员驻镇管理。
这表明，明朝江南地区（）A.新的生产方式产生 B.生产专业化程度较高C.基层社会治理加强D.市镇的文化功能凸显3.清朝制定了针对蒙古族、藏族、回族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的专门法规——《理藩院则例》《钦定西藏章程》《回疆则例》《苗例》等，因俗而治。
这些法规( ) A.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巩固 B.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C.体现了天朝上国的意识D.加强了民族间交流交融4.下表是明代安徽徽州祁门县李舒家的户籍信息，这可以用来说明当地（）A．自耕农土地买卖频繁B．夫权弱化女性地位提高C．土地所有权较为稳定D．君权强化影响经济发展5.明朝初年规定，“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但到中后期，佃农不再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甚至出现“佃户嚣然动其不义不信之心”的现象。
这一变化反映了( )A．工商业发展冲击社会关系B．农业中租佃经济日趋衰落C．重农政策提高了农民地位D．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败落6.清初，广东地区的谷物普遍达到一年三熟的水平，甘薯等高产作物又普遍种植，但广东还是“民富而米少”，结果“所产之米，年岁丰收，亦仅供半年之食”，其他一半或大半“专仰给于广西之米”。
这反映了，当时广东地区（）A．农家副业占据主导地位B．农产品商品化趋势的加强C．农业经济发展日益凋敝D．农作物品种和数量的削减7．明朝中期以后，京城及江南地区，雕印出版个人著作之风盛行，有人谑称：“老童(生)、低秀(才)，胸无墨、眼无丁者，无不刻一文稿以为交游酒食之资。
清代学者学术道德观述略
要 ］ 清朝 学者在 学术研 究 中，形成 了一定 的学术道德 观。 清朝 中前期 的主 流学派乾 嘉 学派，比
较注重学术的原创性与 学术发 明权 ，将 引用别人 学术成 果不加说 明乃至剽窃 等行 为 ，视为 不道 德。 而乾 嘉 学派作为一个 学术共 同体 ，是强化这 个学术道德观 念的 外在 机制 。清 中叶之后 学术道德 则有所转 变，以章 学诚为代表 的注重义理的学者 ，则视 学术 为公 器，学术的 目的在 于 “ 明道 ” ，只要是为 了 “ 明道 ” ，而非为
清儒决不是信手摭取某一段经文来施其考证考证功夫至少在考证学初兴之际他们对考证对象的选择是和当时儒学内部的某些重要的义理问题分不开5pp23出于以上种种原因许多学者继承了清初顾人倡导的学风和考据的方法但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学术研究的内容逐渐远离现实而专注于整恢复儒家经典后拓展到其他古代文献意在纠正和弥补在历代传继过程中这些文献出现的错漏佚失等问题恢复其本来面目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乾嘉考据尤其是在整理古典文献方面成绩突出如校注古籍辨别伪书辑录佚书等
立 起来的。明清两代学风迥异， 在清人看来，明 朝的 学 在严重剽窃行为： “ 当日 儒臣 奉旨 修四书 五经大全， 颁餐
风和学术道德相当糜烂，这是因为，首先 ，由于心学盛 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 ， 所费于国家者不知 行与堕落。明朝盛行心学，既是学术研究 ，也是一种个 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 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 人的道德修炼。在王阳明创立心学理论的初期 ，心学还 林之绪， 而仅取已成之书， 抄誊一过， 上欺朝廷， 下诳 士子。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 ” ［ ‘ 通 经 为 吏 诸 有一些积极的研究和建树，但到明朝中后期之后，越来 越崇尚空谈，流于 “ 狂禅” ，在心学末流的影响下，学 如此类的不端行为，顾氏一律名之为 “ 窃书” ，足见痛
六十八种清代人物资料书目
1《清史稿校注》作者:赵尔巽, 柯劭等原撰《清史稿校注》编纂小组编纂页数:15册(12167页) 出版社:国史馆出版日期:1986简介:有索引:本书对原《清史稿》不予更动, 仅就具有问题之处, 加以查证校正签注。
2《清代传记丛刊索引字号諡号检字》作者:周骏富出版社:明文书局出版日期:19753《稿本清代人物史料三编（外一种）》作者:朱彭寿编纂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日期:2002简介:本书是《稿本清代人物史料·第三编·皇清人物考略》，它是一部介绍清代人物的专著，收录的近万人中大多是清代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人物。
书后附有外一种《古今人生日考》。
4《清代翰林名录》作者:(清) 朱汝珍辑刘建业点校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日期:20005《清内府八旗列传档案稿》作者:(清)佚名辑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日期:2001简介:本书传主为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间文武大员一百零九人，包括德成列传、王国栋列传、二格列传、布廷列传等。
6《清代地方人物传记丛刊(全11册)》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主编出版社:广陵书社出版日期:2007 简介:本书按地区收录有关清代人物传记资料。
凡通代性地区人物传记集，选取其中的清代部分。
凡非传记专著包含大量清代地方人物传记资料的专著，辑录其中的传记部分。
其收录的人物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
叙述详尽，内容丰富，是研究清史、重修《清史》的重要史料，同时也可为目前日益深入的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
7《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西北卷》作者:刘一平，徐蜀主编北京图书馆编页数:20册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日期:2001简介: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本书所收人物传记资料由国家图书馆藏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近600种方志中精选的228种地方志中辑录、整理、汇编而成。
8《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东北卷(全十二册)》作者:北图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日期:20019《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北卷》作者:北京图书馆编页数:66册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日期:2002简介:本卷共六十六册。
《清季外交史料》的成书历程及其价值、特色
《清季外交史料》的成书历程及其价值、特色李育民【摘要】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Diplomacy of Late Qing Dynasty,whose publication brought about a thorough accom-plishment of the official diplomatic archives and documents,was compiled by Wang Yan-wei and his son Wang Liang. It took Wang and his son nearly half century to complete the book and they had made great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s. The contents mainly contain all kinds of the diplomatic events in both Guangxu and Xuantong imperial courts,and the relevant important in-ternal affairs as well. Treaties and rules were the key part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s diplomacy,which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sino-foreign treaty relations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What was compiled was official documents and files,which not only played a reference role to the current diplomacy but also brought a high value of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whoever would do research on the sino-foreign treaty relations. As far as the compilation style was concerned,it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types of literature,and in addition, the new forms of expression were absorbed. As a assembly compilation, the book has its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cies.%《清季外交史料》由王彦威、王亮父子辑编，该书出版，使晚清外交的官方档案文献得以合成完璧。
《明清论丛》总目(2000—2010年)
《明清论丛》总目（2000—2010年）《明清论丛》创办于2000年，是一本由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海内外学者共同主办的专门研究明清两代历史的大型论文集刊，旨在繁荣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科学诸方面的研究，检讨自明朝至今中国发生的多次沧桑之变，以得到历史的警世和启迪。
该刊由著名明清史专家朱诚如教授、王天有教授主编，每年一辑，文字含量在50－80万之间。
《明清论丛》第一辑（1999年12月）评近代经学刘大年清代前期科举取士的兴废之争王戎笙就《秋柳》诗之唱和考论顾炎武与王士祯之交谊［美国］谢正光纳兰词到《红楼梦》——满汉文化融合的“青萍之争”胡小伟?关于朱元璋文的整理问题——读《全明文》第一册陈高华于谦《石灰吟》指疑阎崇年影印明刻珍本《史学要义》序瞿林东《尚氏宗谱》与三藩史实考辨李治亭由南京地区出土墓志看明代宦官制度周裕兴17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述论——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兴亡王思治、(香港)吕元骢清入关前对辽东汉区统治探微朱诚如雍正帝整饬盛京陋习姜念思、高荣斌嘉庆朝政述评张玉芬明朝的改元更化毛佩琦论明宣宗的另面样貌(台湾)朱鸿朝鲜三学士与明末九义士的反清思想张玉兴清入关前的烽燧制度赵志强清代督抚及其对地方官的监察刘凤云清代官印制度综论任万平试论明代的社会阶级结构商传满洲八旗中高丽士大夫家族徐凯明季东阳民变考论(香港)潘星辉试论明清徽州的“接脚夫”阿风清代的“家人”郭润涛?明代万历前期的商业税制与税额陈支平林枫明清宫廷肖像画单国强故宫六品佛楼梵华楼考——清代宫廷佛堂典型模式王家鹏关于清史研究的三重证李尚英《明清论丛》第二辑（2001年4月）满族兴起的精神力量戴逸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王钟翰“奉天玉诏”铜牌真伪之辨王戎笙戚继光奏议研究张德信明代大都督府略论李新峰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张显清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楚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陈春声论历史上满洲与“贰臣”张玉兴清末满汉关系小考——以1899年荆州驻防满洲八旗兵殴打汉人官吏事件为例（韩）任桂淳清入关后与科尔沁蒙古联姻述论杜家骥明代的工商业管理韩大成嘉庆朝整顿钱粮亏空述论朱诚如、张力清代北京铺面房屋契初步整理研究张小林晚清傅云龙的海外游历和外国研究王晓秋乍浦港与清代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冯佐哲清季中国与新加坡及南洋的关系秦国经明初对日外交与林贤事件（日）檀上宽英国与澳门：以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为考察时段郭卫东清人“礼以义起”的宗法变革论冯尔康清儒汉宋之争与曾国藩集团的思想基础朱东安西学东渐与经学的终结房德邻清末国民意识与文艺启蒙梁景和试论清代前期的离卦教李尚英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李景屏晚清街头文化、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王笛《成化二十三年休宁李氏阄书》研究栾成显刘师培论清代学术李帆明代制义风格的嬗变高寿仙清末新政中之旗学教育屈六生晚清新政时期袁世凯办学述论周京南清代帝师论刘盛麟庆家族与满汉文化融合曹连明清代关羽崇拜对“关戏”发展的影响王政尧清代碑学的崛起廖晓晴清使阿克敦与《奉使图》徐凯清代盛期皇家藏书：规模、类型及其职能朱赛虹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坊刻述论齐秀梅清代督陶官唐英及其《陶冶图说》赵宏论清代太庙与堂子祭祖礼仪关娜嘉关于清官舆图邹爱莲清康熙朝御制玻璃张荣雍正朝“禁铜令”与官窑陶务蔡毅论明清葫芦形瓷器董健丽《明清论丛》第三辑（2002年5月）明代前期福建户籍的民间重构陈支平李自成的最后归宿袁良义《明代家具》序朱家溍论明清政治立法的礼制原则李宝臣论中华帝国法律的宗教特征——明初法律文化为例姜永琳论明代东宫臣僚集团胡凡明代州县官的施政心理及其特点柏华从官箴书看明代知县的为官心理何朝晖明代吏员的迁转和洪勇明代《军政条例》初论吴艳红明代生员层的社会职业流动及其影响陈宝良明代田土数额的再考察高寿仙努尔哈赤论阎崇年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韦庆远清初贰臣曹溶与“移民门客”[美国]谢正光施琅平台三题王思治论嘉庆亲政后的中央权力重组朱诚如论康乾盛世的文化特征李治亭、王剑全谢山与杭堇浦的恩怨纠葛[台湾]杨启樵15—17世纪东北地区女真商人的社会角色赵毅、栾凡清代政治权力与八旗科举世家张杰嘉道两朝的“实政”与中国史学的转变喻大华休妻的规定与实践——以18世纪中后期的个案考察为中心王跃生论清朝道咸之际的“茶用案”郭卫东清代中期四川白银流通的扩大及其影响李俊甲为南怀仁《穷理学》正名张晓子虚乌有的“中意五口通商章程”张建华《明清论丛》第四辑（2003年4月）乡约的推行与明朝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常建华明代州县官的政治权术和手段柏华明代“三途并用”说考论潘星辉试论明初里甲制度的宋元渊源夏维中明清时期医学用糖演变初探周正庆明前期朝鲜使臣丛考李新峰南海子与明代政治陈宇赫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清代历史评说朱诚如、于庆祥清代西北边疆民族史研究四题蔡家艺清开国前后之军事文告兰书臣清代密折制度探源[日本]杨启樵蒙古民族与八旗满洲旗分佐领徐凯康熙朝的捐纳制度及其对铨制的影响刘凤云清代官员引见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李景屏建省前清政府管制台湾的若干特殊制度徐万民清代顺天府司法审判职能研究胡祥雨清代的理藩制度赵云田清廷喀喇沁蒙古联姻述评杜家骥清代驻京喇嘛管理机构考略罗文华清代陕甘地区森林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赵珍论道光朝的鸦片战争后对传统经济的挖潜喻大华论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兴起陈连营清代满族民俗政治化论析谢景芳试论清代的进士朝考制度李世愉科举制度与清代满汉文化融合张杰清代科举制中之“馆阁体”廖晓晴试论清代状元与状元戏王政尧清末社会陋俗的演变梁景和皇帝玺印与清早期寿山石雕刻艺术郭福祥海关造册处初步研究章宏伟清代官修正书的续修及其特点朱赛虹对秘密建储制度发明权的质疑王光尧太湖厅及其史料价值范金民外籍来华人士记载中的明清时期的杭州陈学文明清史研究的一份宝贵财富——学习许大龄师《明清史论集》李尚英《明清论丛》第五辑（2004年8月）清史《文献丛刊》、《档案丛刊》总序戴逸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茅海建三谈关于柳敬亭的几个问题何龄修明代政制论纲王天有方册藏的刊刻与明代官版大藏经章宏伟明代倭寇与海防建设——兼论明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张德信永乐宣德年间明朝、女真和朝鲜关系述略姜相顺明中叶中国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叶显恩试论明清时期产权的共业形式任志强明代北京城市管理体制初探高寿仙明代林业概述韩大成、杨欣从“纳粮开中”到“运司纳银”——以明初河东盐区为例陈永升从徽州文书看明代税契制度的演变汪庆元日本明史研究述评[日本]夫马进，栾成显译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清代政治纲领研究常建华试析王夫之的“华夷”观[韩国]于心华“柔惠远邦，以实不以文”——清朝对朝鲜赴清使团的回赐与加赏王元崇清朝开国时期秘案释疑张玉兴试论皇太极时期的明清议和何宇秘密教门组织在清代的嬗变张莉清代皇帝大婚礼俗述论任万平清宫做钟处关雪玲康熙年间口外行宫的兴建郭美兰雍正朝宫廷艺术初探王健华清代民间丝织业严勇清代国际法传入中国张小林论光绪年间南北清流之地域学术渊源——以光绪十一、十二年黄守羲、顾炎武从祀文庙之争为中心孙明曾国藩集团同清政府的矛盾与对策朱东安一部晚清出使日记及其启示李景屏晚清交通四政的发展与交通系的演变于庆祥日本清史研究述评[日本]夫马进，栾成显译明清论丛第六辑（2005年6月）戴逸：谈清史图片与图录修纂伍跃：清代报捐研究张英聘：明代南京七卿年表简述张德信：太祖皇帝钦录及其发现与研究辑录——兼及《御制纪非录》[美国]姜永琳：从明代法律文化看中华帝国法律的刑事性——向杨一凡等教授请教何朝晖：明代县衙中的吏书万明：明内府杂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浅探——兼及明朝人的下西洋理念陈宝良：明代的自我与社会：以自传文为例彭勇：明代京操班军来源卫所考——以川越泰博的研究为基础潘星辉：被扭曲与被辱没的历史——试论明史观的形成与嬗变李文君：明代西海蒙古首领火落赤事迹杂考黄卉：明代通俗小说的书价与读者群李治亭：论清代“大一统”与边疆民族问题刘凤云：论洪承畴招抚东南与经略西南暴景升：军机处与清代皇权常越男：试析乾隆翻政治成案与治变之道霍红伟：清代国子监的衰落与改制张永江：内地化与一体化：略论清代藩部地区政治发展的一般趋势余同元王来刚：清代中原人口北移与农牧经济一体化发展郝艳红：从清宫档案解读道光帝即位朱诚如张力：评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的禁毒政策罗检秋：清末正统汉学家的学术二重性喻大华：晚清儒学的新趋向与中体西用论的构建——中体西用理论模式的文化定位瞿林东：皇帝与时代——读《乾隆帝及其时代》致戴逸先生李国荣：明朝档案首次系统公布——《中国明代档案总汇》评介明清论丛第七辑（2006年8月）有关明史地位的四个问题郑和下西洋卫所人事补证明代松山蒙古述略明代捐纳制度试探明代的义官义民于谦与明宣德、正统年间的河南地方社会明代文庙祭祀“仪注”研究有关袁了凡生平的几个问题明代殿试榜数与进士数考辨傅维鳞《明书》征引文献考述明代通俗小说的传播方式试析天命年间八旗牛录的分布关于清初后妃改嫁问题的考察戴震义理学述论清代新疆茶务发展述略圆明园始建年代考康熙朝御医考述康熙朝钟表历史考述故宫藏地毯述略乾隆前期纳谷捐监研究光绪三十年粤海关改革再研究从三份历史文件看庚子之战的性质与起因《明清论丛》第八辑（2008年1月）论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责任内阁制清末朝鲜领选使研究明代大礼议与儒教宗法文化传统明清龙游商帮与儒学文化明清时期北京的商业街区明代文官丁忧制度的确立与执行论嘉靖朝科举革新《山堂别集?诏令杂考二》系年析疑明代张家口堡考论乾隆早期粮政的再探讨试析清代山西缺额丁银问题道光初年直隶差徭改革论争考析清代地方文官考核制度述略清代行取制度述略清代武官军政制度初探湖广总督与汇丰银行借款合同从徽州私约看晚清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政策与论说：学堂与私塾的两重竞争潘圣章、潘耒兄弟与明史修纂清代宣南戏剧文化的形成与梨园名宿的贡献乾隆诗文玉册：清官特殊的文化现象浅谈宫廷收藏简述六世班禅呈进贡品对清宫宗教制度的影响乾隆朝官修图籍与西北研究清宫普洱贡茶清代珲春协领副都统衙门及其满汉文档案《明清论丛》第九辑（2009年8月）也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几个问题论明代科举的考试资格1比9：《甲申岁戈闯志》的得与失——并说费密《荒书》明代中后期城乡统治势力的发展变化《万历野获编》校证举例明清“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罪萨敦哈拉与努尔哈赤的姓氏考论八旗满洲高丽家族与清初战争“御门听政”——康熙朝中枢决策“朝会”康雍间殿试策问之题目与时政——兼述康雍二帝性格雍正皇帝遣使赴俄外交礼仪交涉——兼论清朝官书不载托时、德新使俄问题略论清代中期的理学试论清代科举制度中的考差制度颇罗鼐总理藏政时期的藏、内军政关系考述乾隆朝的闽台族正制论抚远大将军图海“兹如斌者能有几”——清高宗御制诗中的河臣高斌清代乾隆朝武官处分制度探究法外之罚：乾隆朝官员罚议罪银和坤现象与清中期政治马嘎尔尼“谢恩信”和“跪拜如仪”质疑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论胡林翼对“系外”关系的处置《吴京卿节本天演论》考释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江南产业技术理论化的差异性与关联性研究钱泳《履园丛话》所反映的江南社会经济清前期中俄外交文书浅析试论19世纪前中期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海上来的世界图景——从利玛窦到魏源的世界新图与新世界观从精神控制角度看明清时期秘密教门屡禁不止的原因康熙时期藏传佛教与皇室信仰——兼论清圣祖对藏传佛教的态度清代妇女兴贩的相关法律与成案审理之初探《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刑案汇览》的编撰及其价值故宫博物院藏清宫武备兵器研究述论论清代镈钟的产生曹寅刻书考论(上篇)清代宫廷刻帖述论试论清代学术对清代篆书艺术变革的影响论清高宗敕修《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及其影响清官金砖档案研究宋荦书画鉴藏述考《悦心集》与雍正行乐图清代对海南岛地区黄花梨征采述略清代宫廷氅衣探析——兼论清代宫廷服饰的细节变化清康熙文治政策对明遗民画家石涛的影响清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新探索略谈清朝会典的编纂及其利用问题“文献馆”时期明清档案工作的学术介入与维系谈清史研究史料利用的问题——以蒋良骐《东华录》为例《明清论丛》第十辑（2010年8月）论清史研究与清史纂修的良性互动清朝“正统观”之确立与历史书写胡惟庸党案再考洪武初年明朝、北元、高丽关系与地缘政治格局试论明初南京大报恩寺修建的几个问题万历工部三书所证内官董役与召买开纳事例述考明代的蝗灾与治蝗明清州县官陋规收入刍议明初亲军卫变迁与军中派系义乌兵、戚家军与明代御倭战争及其他——兼论义乌兵对浙江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明代中叶在河套地区修筑长城的历史考察从文学发现历史——明清文学中之诉讼社会明代《毛诗郑笺》流行小考——以常熟新出明代墓志为线索明清时期的淄川毕氏家族明儒赵贞吉的经世出世论:学渊与间架——兼论一种思想史的线索明代孔颜曾孟四氏圣裔的教育与科贡——以阙里孔氏庙学为中心明代进士及第时三代存殁状况初探张廷玉《明史·职官志》考误郑和《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校读明刊《新安黄氏会通谱》述要论清代满蒙文标音词典的发展演变法国科学传教团来华及其影响清代云南普洱茶的兴盛及其原因从康熙南巡观其治政“清慎勤治河、省方与尊孔——清康熙帝六次巡幸江南述评康熙时期对日海外贸易政策刍议雍正时期人嗣孔庙人员的选择标准探析——兼论陆陇其为何能够入嗣孔庙清乾隆时期庆典戏本之比较在政治与学术之间20世纪以来的“康乾盛世”研究清道光二十九年财政岁入岁出数字厘正清代地方官的社会实践与基层管理——以张吉安在浙江的治绩为个案“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论严复思想的转变由《清史稿·孝义传》看清代孝义文化《清实录》世传版本考清代洋彩刍议清代新疆宫廷地毯考清朝“边疆史地学”与日本“东洋史学”的交流——《元朝秘史》抄本的渡日。
浅析《清代学术概论》
浅析《清代学术概论》
《清代学术概论》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的学术著作，全书共分为十章，涉及清代学术的多个方面，包括官方学术、私家学术、民间科技、西学东渐等。
在官方学术方面，李学勤认为清代士人在科举制度的压力下，被迫将学术研究与政治考试融合，导致官方学术局限于儒家经典的研究和传承，缺乏创新和开放性。
而私家学术则更具有创新性和自由性，许多私人学者开始关注自然科学和西方文化，推动中国学术走向现代化。
在民间科技方面，李学勤指出清代农民对自然环境的观察和实践经验积累给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在西学东渐方面，清朝满洲政权以及中国精英阶层对欧洲习俗和文化的接受，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然而，李学勤也指出了清代学术存在的一些问题。
例如在官方学术中，批判和改革思想被压制和排斥，导致学术发展遭遇停滞和萎缩。
而私家学术和民间科技则缺乏系统化和科学化，许多研究成果未能被精确传承和发展。
总的来说，《清代学术概论》对于清代学术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我们了解清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和科技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启示。
同时，书中也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改进的问题，为我们推动现代中国学术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道胜师大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七）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道胜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是史学界最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
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50多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容涉与明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地理、民族、、中外关系、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
因限于篇幅，兹将其中若干问题的研究概况，分述于下。
一、关于明史与清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明朝建立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先后传12代，历太祖、建文帝、太宗（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毅宗）16帝，共计276年。
学术界将这一段历史大抵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4世纪60年代到15世纪30年代。
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专制制度高度发展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和巩固明朝统治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废行中书省，改设十三布政司，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掌地方民政、刑法和军事；废中书省与丞相，设置直属皇帝的六部；设刑部、寺、都察院三法司分掌司法、监察大权；分兵权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民间实行里甲制、关津制等，严格户籍管理；制定《大明律》，从法律上保障封建统治秩序；亲自颁写《大诰》，并先后制造了“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南北榜案”以与文字狱，以打击功臣与豪强；分封诸子为藩王，分镇各地，以巩固朱氏的统治等。
这些措施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
与此同时，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如解放匠户、奴婢，迁徙农民，鼓励垦荒，实行屯田，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等。
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在北平起兵，通过三年战争夺取了皇位。
文献学人费寅事迹述略
文献学人费寅事迹述略费寅，字景，又字泰昌，号双石，清朝广西贺州人，文献学家、散文家，清代出名的“文献六家”之一。
爱国精神厚重，捍卫中华传统文化是费寅的宗旨，他撰写的《乾隆朝稿》、《清朝文献》等多种文献史料，被誉为“史家之明”。
二、学习生涯费寅自幼爱好读书，他曾就读于当时世界上最高级的书院杭州籍南京治，他又曾在贺州自编自习，先后学习古今史书、哲学经典，包括儒家、道家、释教、法家等，最终通晓六经。
费寅精通汉语，掌握文献学的奥秘，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乃是著名的文献学家。
在贺县，他创办“费氏文献馆”，搜集旧编本，研究翻修，逐渐形成一套文献学理论体系，他也为官吏大臣提供历史参考，指导文献学生，更是著有多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史料作品，被誉为“清代的文献学家”。
三、社会贡献费寅学术成就颇丰，多部文献著作得到官方认可。
他著有《乾隆朝稿》、《清朝文献》、《康熙朝稿》、《雍正朝稿》、《乾隆实录》、《清实录》等，堪称清代文献学的珍宝，其中《乾隆朝稿》是他的一部杰作，内容以乾隆皇帝派遣的多封官员任命书、官吏离职书及新开制度落实具体情况等文献，为史学家掌握乾隆时期官员任免、政策落实及政府机构改革的史实提供了有力的史料依据，因此被官方垂青。
费寅也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但他的文章大多被官方封杀，前后只出版了《费家文稿》、《述微备纂》、《清墨集》三部，他受到西方文学家们的尊重，尤其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必拉米斯。
四、继承者费寅精通汉字、具有文献学研究能力，其宝贵经验被其孙子费瑞、费仁承继，两人也是清朝文学界的杰出人才，他们继承了费寅的精神和文献学理论，为后世学者文献学的学习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费寅的影响费寅的学术成就深受后世学者的喜爱，他的文献学理论和散文创作，为后世文学界提供了许多理论参考，他也为研究清代历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被誉为“史家之明”。
六、结语文献学家费寅的学术成就，为中国文献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的精神也影响了清代许多文学家，对我们后代的文化素养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元儒张起岩生平述略
元儒张起岩生平述略张起岩（1772-1846），字德璧，号东陵居士，江苏无锡人。
他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儒学大师，也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学者之一。
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多个重要时期，对于中国的儒学传统和学术兴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起岩生于乾隆末年，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儒家教育。
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很高声望的学者，对于儒家经典有着深刻的研究和领悟。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张起岩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了严谨的学术素养和卓越的学识。
在儒家传统的熏陶下，张起岩一直关心社会时局和人民疾苦，他十分重视儒家思想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
他的学问广博，对于儒家经典有着深刻的理解，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很高的热情。
他不仅对儒家经典有着深刻的研究，还关注社会民生和国家治理，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言论和建议。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他被誉为“学者中的学者”，是当时最有声望的儒学大师之一。
在他的一生中，他历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兴衰和变革。
他曾亲历过太平天国的战乱，见证了清朝政权的日渐衰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也是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传统的保存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
张起岩为人低调谦和，深得学生和同僚的尊敬。
他一生非常勤奋，对于学问有着极高的追求和热爱。
他热心公益，倡导儒家仁政，致力于社会救济和国家治理，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尊重和爱戴。
他在学术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勇于探求新知，不断开阔学术视野。
他也是一位敏感的时事评论家，关注国家大事，对于时局的变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建议。
在学术上，张起岩注重实地考察和采集文献，对于儒家经典有着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和主张。
他主张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积极致力于儒学的复兴和当代化。
他提出了很多有关教育、治学和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方法，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儒家思想传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明清时期的道德家和学术管理
明清时期的道德家和学术管理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尤其是出现了很多道德家，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此外，这个时期的学术管理也非常有趣，我们可以通过它们了解到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如何运作的。
本文将分别从道德家和学术管理两个方面来考察明清时期的中国。
道德家道家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流派，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三大流派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儒家和墨家。
道家强调“无为而治”，认为君子应该追求内心的宁静和安详，只要内心平静，外部世界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在明清时期，道家思想发扬光大，出现了很多伟大的道德家。
张载是明朝时期的一位重要道德家，他强调“气质”这个概念，认为一个人的气质决定了他的行为和处世方式。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修炼好自己的气质，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
张载的道德思想对后来的理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清朝时期，王阳明成为了道德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他认为人有“知行合一”的精神，只有在知识和行动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真正的道德境界。
他的思想对后来的社会有了深刻的影响，很多人开始追求内心的宁静和平静，寻找自己真正的生命意义。
学术管理在明清时期，学术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非常活跃，他们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来创作和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
因此，明清时期的学术管理也非常发达。
明朝时期，朱熹在学术管理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
他提出了“格物致知”这个概念，认为要想真正理解知识，就必须要实践和体验。
他对学术管理的重要性非常重视，他经常组织学术讲座和研讨会，以促进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和学术进步。
清朝时期，康熙皇帝是一个非常崇尚学术的皇帝。
他明确规定了科举考试的制度，要求考生必须具备良好的学术能力和知识水平。
他还提出了“读书三到”、“学而优则仕”这样的口号，鼓励人们多读书多学习。
在康熙时期，学术环境非常活跃，知识分子阶层也开始崛起。
文献学人费寅事迹述略
文献学人费寅事迹述略费寅，字伯存，号闻仲，又称费闻仲，一世清朝学者，著名文献学家，历史学家，文法学家，书法家，易学家，费氏学派创始人。
费寅出生于清朝康熙三十二年（1653年），曾任湖南省开福县令，昌平知县，高砂知县，官至九江通判。
费寅的文献学是以整理和研究清代资料为基础，以发现古代文献所蕴含的历史情报为导向，以实际考察为重点的文献学体系。
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就是把清代的文献编纂、整理出完整的文献学体系，结合了历史古籍、易学、诗歌、书法，持续地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文献学体系。
费寅是一位全面素质出众的学者，他既精通古文献学，又擅长文法学，在古文献学、文法学和易学等多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并创立了自己的学派费氏学派。
他的学术著作多达四百余篇，其中以《玄玉论》、《文论讹录》最著名，他把文献学、文法学和易学相结合，打破了古代只研究单一学科的传统，使文献学得以发展和完善，对中国文献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费寅还广泛研究书法，他在书法领域有着辉煌的成就。
他擅长书法，能将篆书、行书和草书完美结合，类型鲜明，笔画灵动活泼，静动有致，技巧更是一流。
费寅书法的最大特点就是“侠无尚节俭”，书中颜色简约，字体灵动，把古今书法之精华发挥出来，饱满和谐，融会贯通古今书法，令人惊叹。
费寅曾受过许多嘉奖，在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所研究的文献学、文法学、易学等，对当代学术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位全面素质出众、事业卓越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让人称道不已。
费寅在文献学发展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清朝文献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震撼了整个文献学的发展历史。
也正是有了他的努力，文献学发展了，中国学术界受益于费寅的学术研究，使清朝文献学研究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镌刻了清朝历史上一位全面素质出众、事业卓越的学者的传奇历史。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清代杜集述略
杜甫研究学刊二○一五年第四期 总第126期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清代杜集述略陈 宁〔摘 要〕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是国内收藏有关杜甫资料最集中的地方。
文章主要对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的较有代表性的清代杜集,按印本与写本分类,小类下又按钞刻时间先后为序,作一简要介绍。
通过简述每部杜集版本的版式、主要内容、特色及影响等,使世人大致了解草堂馆藏清代杜集的情况,为杜学研究做出些许贡献。
〔关键词〕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馆藏 清代 杜集作者:陈宁,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助理馆员,610072。
清代是杜诗学史上继宋代以后的第二次研杜高潮,也是杜诗学发展的集大成时代。
古籍版本中清代刻本最多,除了大量翻刻前代的珍本、善本外,还在杜诗研究和杜集出版方面不断推出新的成果。
同时,大量手钞本问世,更促成了杜集版本壮观的景象。
古籍版本形式大致包括:稿本、钞本、刻本、活字本、套印本、石印本、铅印本等。
一般用与“写本”(稿本、钞本)相对应的“印本”一词来涵盖以刻本为主的版本类型。
下面介绍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的较具代表性的清代杜集,先按版本形式分类,小类下按钞刻时间先后为序。
一、印本古籍印本按刻印时间和方式,有原刻本、翻刻本、写刻本、套色刻本等版本之分。
其中原刻本收藏价值较高。
翻刻本比较多,收藏价值略逊原刻本一筹。
但如若原刻不存,或是刻书机构较为著名、翻刻精良的本子亦值得珍视。
还有在原刻本上进行影摹,然后再上版雕刻的影刻本,这样印出的书能够完整地保留前代原刻本的形状,价值颇高。
经过后世学者编撰、点校、刻印而成的本子,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意义,使原刻得以发扬光大,其功用与价值更不容小觑。
草堂现存就有许多清代翻刻宋、元、明时的刻本,由于原刻本存世较少,故其版本价值值得珍视。
另外清朝也有很多刻印精良、学术价值较高、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清人研杜注本刊行。
(一)翻刻本杜甫诗集,自宋迄清,刊刻蔚为大观,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杜集版本层出不穷。
到了清代,旧籍、善本日少,在朴学风的推动影响下,清人大量翻刻重刊了前代的珍本、善本,其中亦有不少佳本。
孙诒让生平及学术思想述略
孙诒让生平及学术思想述略孙诒让（1900-1962），字文轩，号夏山，浙江嘉兴人。
他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是中国现代史学专业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学术研究涵盖了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字学、考古学等多个领域，对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孙诒让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进行简要的述略，以展示这位杰出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影响。
一、生平孙诒让生于清朝咸丰二年（1852年），他在家中是姥母的嫡长孙。
从小就受到家庭教育的熏陶，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他进入江苏南京的金陵大学学习，并成为著名历史学家梁启超的学生。
在梁启超的熏陶下，孙诒让开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启了他的学术之路。
孙诒让曾任南京金陵大学、北平中央研究院等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和研究员，从事中国古代史学、文化史和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他还担任中国古代史学会的会长，曾多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他还曾担任各类学术期刊的编辑和主编，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学术思想孙诒让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等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
他的学术思想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1. 突破传统，注重实证研究孙诒让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的最大贡献之一是他对传统历史观念的挑战。
他提出了“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注重对史料的实证分析和考证，严谨地对史实进行考察和核实。
他还注重对考古学的研究，并通过对考古现场的实地调查和考察，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理解和研究。
2. 注重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孙诒让注重对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他曾参与了对中国古代史料的整理工作，如《旧唐书》、《新唐书》等重要史书的整理工作。
通过他的努力，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保存和继承，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3. 关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孙诒让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的研究不仅注重对史实的考证和分析，还注重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文献学人费寅事迹述略
文献学人费寅事迹述略费寅，清末民初著名文献学家、历史研究者。
他出生在河南宋城附近，以博学才干，精湛的文献学和古文学分析技术而享誉中外。
凭借对中国历史文献的智慧和分析力，他对清末民初中国历史起了重要作用。
费寅从小就展现出卓越的才能，六岁就能把《三字经》背诵出来。
他的得意门户是文献学，他精湛的文献学分析技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研究了大量历史文献，揭示了中国古代史料的真实历史内容，给西方学者以参考。
费寅自清朝末期就开始流行古文献学，他拜学于名师陈寿，在这里，他学习了大量历史文献，把以前位置研究和古文献分析，深入到古文献学理论、逻辑推理和古代文学语言上，取得了显著成就。
费寅具有极高的学术素养，据说，他在清朝末期参加的圣经考试，不仅过关而且得到优异成绩，被赋予“清朝状元”的殊荣。
在清朝，费寅曾任洛阳吉祥寺参禅院研究员，负责了大量整理古文献的工作，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推动了清朝末期古文献学的发展，促进了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并被国外历史学家和学者们引用，是上世纪中国文献学和历史学的主要探索者之一。
费寅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曾出版过一部收集自己的诗词的诗集《费府旧典》，广受好评。
他也曾著书编纂，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所编纂的《清朝纲目》，是清朝末期历史文献学发展的一本重要著作。
除此之外，他题写的古诗词与笔记，仍然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
在费寅的历史上，也曾被书面记载，他曾把唐代著名诗人李清照其著作《西江月》里的诗改写成清朝官方文字，担任过洛阳诗院抄写室职务，两次参加人文科考试，都取得优异成绩，获得“清朝状元”称号，在清朝末期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
费寅作为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文学家、审管专家，具有重大影响。
他是上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的贡献不仅仅是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而且在当时的历史学界中掀起了高潮，把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研究引入了新的时代。
史记研究史述略
史记研究史述略摘要：本文对《史记》研究史做了整理，汉魏六朝是史记的发现和传播时期，唐人以注释见长，宋明的成就在品评方面，清人注重考据。
关键词：《史记》；研究史司马迁《史记》问世后，历代研究它的人数不胜数，本文就史记研究史做一个简单述略，涉及时限从汉魏六朝到明清时期。
一、汉魏六朝：《史记》的发现和传播时期司马迁完成《史记》之时，正是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时期。
在儒家思想大统一的背景之下，《史记》被视为离经叛道之书，为正统思想所不容。
因此，《史记》在产生之初就“藏之名山”，只有一些散落的单篇流传在世上。
此时，史学也没有取得其应有的独立学术地位，被认为是经学的附属部分。
一直到东汉中期以后，《史记》才开始正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魏晋之后，随着史学摆脱经学附庸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的社会地位也开始提升。
汉魏六朝是《史记》的发现和传播时期，《史记》也得到了初步的研究。
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是《史记》第一个传播者，《史记》开始逐渐得到众多文人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综合来看，汉魏六朝时期对《史记》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班固是全面评价司马迁的第一人，他在《司马迁传》中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和“实录精神”。
史学家裴骃在《史记集解序》中也称赞司马迁是良史之才，该书后来也被列为《史记》三家注之一。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史记》是“爱奇反经之尤”，说明刘勰已经发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展现的尚奇精神，虽然他把这种“奇”和“经”相对应，并不准确，但确实发现了认识《史记》的新角度。
扬雄曾这样评价司马迁：“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看出了司马迁的独特之处。
班氏父子提出了“史公三失”，这三点在《司马迁传》里说的很清楚：“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对于司马迁的这些评价在后世影响很大，历朝中都有争议，也因此对司马迁的评价褒贬不一。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清朝学者的学术道德观述略作者：周云来源：《北方论丛》2014年第01期[摘要]清朝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形成了一定的学术道德观。
清朝中前期的主流学派乾嘉学派，比较注重学术的原创性与学术发明权，将引用别人学术成果不加说明乃至剽窃等行为，视为不道德。
而乾嘉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是强化这个学术道德观念的外在机制。
清中叶之后学术道德则有所转变，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注重义理的学者，则视学术为公器，学术的目的在于“明道”，只要是为了“明道”，而非为了私利，即使引用他人著述而不注明，也是正当的行为。
[关键词]清朝；学术道德观；乾嘉学派；章学诚[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1-0000-06清朝学术研究的主体是经学研究，经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非常繁盛的局面。
其间，研究的内容以及学风也几经变化，与此相对应，不同的学者对学术道德的认识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一汉学在清朝大部分时间里，是学术研究主流。
因此，了解的清人学术道德，首先应了解汉学研究的主体——乾嘉学派的学术道德观念。
而乾嘉学派的学术研究及其学风、学术道德观念，很大程度是在批判前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明清两代学风迥异，在清人看来，明朝的学风和学术道德相当糜烂，这是因为，首先，由于心学盛行与堕落。
明朝盛行心学，既是学术研究，也是一种个人的道德修炼。
在王阳明创立心学理论的初期，心学还有一些积极的研究和建树，但到明朝中后期之后，越来越崇尚空谈，流于“狂禅”，在心学末流的影响下，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1] （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其次，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也极大地败坏了当时学风与学术道德。
“元明之际，以制义取士，古学几绝，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彻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在当时岂无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哉，然皆滞于所习，以求富贵，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也。
”[2]（p.4）研究学术，“惟以剽窃为工” [3]（卷一中，原阳九述略）。
由心学末流和八股取士造成的空疏鄙俗的学风，导致明朝学界学术道德水平低下。
顾炎武对此有诸多批评。
“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
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
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
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吾读有明弘治以来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
” [4]（卷十八，窃书）顾炎武还发现，一些官修书籍，也存在严重剽窃行为：“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
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
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
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4] （通经为吏）诸如此类的不端行为，顾氏一律名之为“窃书”，足见痛恨之心。
顾炎武还注意到，明朝另外一种学术不端行为是“改书”，“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
人心之邪，风气之变，由此而始”。
比如，把骆宾王的《讨武氏檄》中“伪临朝武氏者”，改为“伪周武氏”；将曹丕的“长吟永叹，思我圣考”，改成“圣老” [4] （卷十八，改书）。
这样的改动，不仅造成了文字上的错乱，更造成了史实的错谬。
明清易代之后，很多人都将明亡归咎于明末的学风，顾炎武批评明代学者：“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4] （卷十八，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因此，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注重以考据方法研究问题。
在研究内容上，提倡经世致用，与现实的政治军事需要结合起来，明末空疏的学风随之一变。
同时，学者们也有意识地尝试改变明朝学者对于儒家思想的解释方法，采用更为笃实的考证等方法来诠释义理。
正如余英时所言：“如果我们仔细地排列清儒研治古代典籍的谱系，我们将不难发现其先后轻重之间确是有思想史上的内在理路可寻的。
换句话说，清儒决不是信手摭取某一段经文来施其考证考证功夫，至少在考证学初兴之际，他们对考证对象的选择是和当时儒学内部的某些重要的义理问题分不开的”[5]（pp.2-3）。
出于以上种种原因，许多学者们继承了清初顾、黄等人倡导的学风和考据的方法，但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学术研究的内容逐渐远离现实，而专注于整理、恢复儒家经典，后拓展到其他古代文献，意在纠正和弥补在历代传继过程中，这些文献出现的错漏、佚失等问题，恢复其本来面目，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乾嘉考据学。
其研究内容涉及经学、文字学、音韵学、史学、历算学、方志学、地理学等。
尤其是在整理古典文献方面成绩突出，如校注古籍，辨别伪书，辑录佚书等。
这一转变也是学风与学术道德的转变。
从学风上讲，乾嘉考据学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讲求“实”，不空谈义理，研究具体问题，注重实证研究，研究过程和结论严谨都务求严谨。
正如阮元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言》中所讲：“我朝儒学笃实，务其为难，务求其是，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2]（p.1）据此，学者更为注重学术道德。
乾嘉学者的学术道德，可以从两上层面来认识，一是在观念和言论方面，乾嘉学者对学术道德有了高度的自觉，进而建言献策，大致上形成了关于学术道德的理论；二是在机制的层面，乾嘉学者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对学术不端行为有约束的作用，引导学者遵守学术道德。
作为乾嘉考据学的开创者，顾炎武最早地系统论述学术道德规范的问题。
作为一名学者应该遵循怎么样的学术道德，顾炎武讲得很清楚：首先，“文须有益于天下”，学术研究必须要服务于社会，否则，“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也。
”[4] （卷十八，文须有益于天下）其次，学者首先要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并且将道德规范带入到学术研究中，“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
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 [1] （卷三，与友人论学书）再次，顾炎武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的原创性，研究“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以不可无，而后为之。
” [4] （卷十八，著书之难）学者最大的不道德就是将他人、前人的成果据为己有，“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
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1] （卷二，钞书自序）顾炎武在学术上开一代风气，对乾嘉考据学有开创之功，对乾嘉学者的学术研究影响极大，他关于学术道德的论述，也对乾嘉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在学术道德上相较于明朝学者有非常大的提升，顾炎武起了开创和引领作用。
此后的清朝学者关于学术道德问题不断阐发。
这些阐述有的是专门的议论，更多的则是在学术争论中有感而发，比如，全祖望关于学术道德的见解就是在对毛奇龄的批评中阐述的，他批评毛言行不检点，尤其是在学术上有诸多不端行为，列举了多条：“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如谓大学、中庸在唐时已与论、孟并列于小经）；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释文旧本，考之宋椠释文，亦并无有，盖捏造也）；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如邯鄣淳写魏石经，洪盘洲胡梅磵已辨之，而反造为陈寿魏志原有邯郸写经之文）；有信口臆说者（如谓后唐曾立石经之类）；有不考古而妄言者（如熹平右经春秋并无左传，而以为有左传）；有以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于晋栾肇论语驳，而谓朱子自造。
则并或问语类亦似未见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如胡文定公曾赞秦桧，而遂谓其父子俱附和议，则籍溪致堂五峰之大节，俱遭含沙之射矣）；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读书百篇，以为书百篇之证，周公及见冏命甫刑耶）？有改古书以就己者（如汉地理志回浦县乃今台州以东，而谓在萧山之江口，且本非县名，其谬如此）。
”“抑闻西河晚年，雕《四书改错》，摹印未百部，闻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板，然则御侮之功亦馁矣！其明哲保身亦甚矣！”[6] （萧山毛检讨（奇龄）别传）从全祖望对毛奇龄的批评可以看出，乾嘉学者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认识更加具体。
顾炎武主要是原则性的概括，全祖望则以毛奇龄为例，列举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具体表现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属于学风轻率，不做认真研究便妄下结论，比如，“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不考古而妄言”，“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另一类属于有意作伪造假，将他人研究成果据为己有，诸如“造为典故以欺人”，“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改古书以就己”；第三类则是屈从权力，不敢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
由上可知，明清易代后，随着学风的转变，乾嘉学者对学术道德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阐述，对学术不端行为提出了批评，提出了从事学术研究应当恪守的道德规范。
这种道德自觉是学者遵守学术道德的起点。
学术道德的维系不仅需要主观上学者的建言与呼吁，也需要在客观上形成一定的机制予以支撑。
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与运转，是这一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清朝初年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发起端，至清朝中叶，乾嘉学派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学术共同体，并且在学术界占据了主流地位。
在学术界的影响，超过了当时清政府尊奉的理学。
“国朝经学凡三变。
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
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
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以理。
是为专门汉学”[7]（pp.249-250）梁启超认为，乾嘉学者形成了一个“学者社会”，学者社会成员治学有诸多一致性，比如：“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讲学”；“其为文也朴实说理，言无枝叶。
” [8]（pp.61-65）也就是说，这个学术共同体具有成员认同的研究领域、研究价值与方法，形成了共同的学术评价标准，以及学术规范，这其中包括了学术道德的评判标准。
乾嘉学者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后人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曰辑佚书，一曰精校勘，一曰通小学[7]（pp.241-242）。
在学术评价即学术研究价值取向方面，大体可以概括为：重训诂考据而轻义理清谈。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被认为是汉学门户确立的重要标志，也可以认为是乾嘉学术共同体确立的重要标志。
江藩在书中写道：“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源，声音训诂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
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 [2]（pp.5-6）可以看出，乾嘉学派认为，只有“象数制度”、“声音训诂”才是有价值的学问，而清谈、道学则在败坏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