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嘉学派与清代词学(一)

干嘉学派与清代词学(一)内容提要乾隆、嘉庆两朝是清代朴学昌盛的时代，这一时期词坛上出现的“浙派”也深受干嘉考据学风的影响。

它的许多成员同时也是干嘉学派的著名学者，他们运用干嘉学派治学的考证学方法进行词学研究，还从干嘉学派那里借来汉学观念讨论词学的复雅、重情、协律问题。

干嘉学派为清代词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人力、方法和思想“资源”。

关键词干嘉学派汉学考证词学一、干嘉学派与干嘉词坛干嘉汉学作为有清一代的主流学术，是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在乾隆中期的出现为其重要标志的。

然而，它实由明末清初的实学发展而来，实学的兴起则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清初学者在批判、反思宋明理学的过程中达成一致的共识，这就是反对空谈心性，强调崇实黜虚，主张经世致用，力求恢复原始儒学朴实淳厚的学风，实学思潮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蔚然兴起。

康熙中叶以后，清王朝结束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状态，政局的稳定，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百姓生活的安定，带来的是文化的复苏和繁荣①。

在明末清初崛起的实学逐渐放弃了它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走上了朴学的考证经史的治学途径，至雍正末、乾隆初完成了由实学到朴学的过渡，乾隆中期便形成了表征有清一代之学术的干嘉学派。

干嘉学派形成的同时，也正是清代词学发生蜕变的时期。

清初词坛百派回流、百家腾越的繁荣景观，在乾隆初年已趋于消退，主导词坛的是以厉鹗为首的“浙派”。

厉鹗是雍正至乾隆前期的浙派领袖，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后期生活的主要场所——扬州是干嘉学派的重要基地之一。

当时，徽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贾而好儒”，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建设，推动了扬州地区经史之学的研究，还修筑有名闻天下的小玲珑山馆（街南书屋），为全祖望、陈撰、厉鹗、金农、姚世钰等提供最好的著述条件，著名性灵诗人袁枚有诗赞曰：“山馆玲珑水石清，邗江此处最知名。

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

”②厉鹗曾馆于马家达三十年之久，不但教授马氏子弟，也从事文史著述，还在马氏提供的优越条件下，先后撰写了《宋诗纪事》、《南宋院画录》、《辽史拾遗》、《东城杂记》、《湖船录》等，特别是《辽史拾遗》采摭群书达三百余种，厉鹗常自比之为裴松之《三国志注》，可见其在学术上的追求。

在进行学术研讨的同时，他们也有传统文人的风雅韵事，学术研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是马氏“小玲珑山馆”的一大文化景观。

厉鹗之后，浙派在苏州、扬州等地继续传衍。

吴中（苏州）向来为人文之渊薮，文风昌盛，文化发达。

在明末清初，这里已有一个研习汉学的学者群体，到乾隆时惠栋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其治学特色的“吴派”。

文坛上，这时也有沈德潜在鼓吹温柔敦厚的诗教，成为乾隆盛世诗坛上的一支劲旅——“格调派”。

乾隆中后期承沈德潜格调之说的是“前吴中七子”，传惠氏之学者为沈彤、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其中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又是“前吴中七子”的重要成员。

王鸣盛有《谢桥词》，王昶有《琴画楼词》、《红叶江村词》，钱大昕未见有词集传世，但也留下了不少清疏爽朗之作。

“吴中七子”的另外几位成员，主要以诗词名世（赵文哲有《媕雅堂词》、吴泰来有《昙花阁琴趣》），其研经修史亦具特色，赵氏撰有《群经识小录》，吴氏曾纂修《蒲城县志》、《同州府志》等。

特别是王昶一生勤于著述，早年受惠栋的影响，是惠氏通经信古之学的忠实传播者。

后来在京城为官，又与戴震唱为同调，还结交了陆锡熊、周永年、金榜、邵晋涵等汉学名师，治经尊汉儒训诂，兼言宋儒性道③。

他的主要成就在朴学，也热衷于当世诗词的搜集和整理，先后编纂成书的有《湖海诗传》、《青浦诗传》、《明词综》、《国朝词综》、《琴画楼词钞》等，以推衍沈氏格调诗学和浙派的醇雅词学。

嘉庆时期，吴中词风发生蜕变，“枚庵高朗，频伽清疏，浙派为之一变”④，但他们变革浙派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力，真正推动浙派向前发展的是顾广圻及“后吴中七子”。

顾广圻是著名的校勘家，曾师事江声，受惠氏之遗学，尽通经学小学之精义。

其论词受其治经之学的影响，注意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探讨词律词韵。

“后吴中七子”时间上稍晚于“前吴中七子”，与“前吴中七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比如戈载之父戈宙襄就曾师事钱大昕，但他们受顾广圻的影响更大些，“其论词之旨，则首严于律，次辨于韵，然后选字炼句，遣意命言从之”⑤。

他们填词注意博考精究，以求律之出入，韵之分合，以暨其字、其句、其意、其言之得失，“权衡矩矱，于斯大备；轻重方圆，未之或差”⑥，体现了后期浙派填词谨守声律的风范。

扬州在清中叶是繁华的商业都会，自厉鹗、二马逝后，又有江昉、江立、江炳炎等在扬州主持风雅。

江昉与其兄江春是著名的徽商，“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迨秋玉（马曰琯）下世，方伯（江春）遂为秋玉后一人”⑦。

当时士大夫过扬州者，不是馆于江春的康山草堂，就是馆于江昉的紫玲珑馆。

一时文人学士如钱陈群、杭世骏、郑燮、戴震、金农皆从之游。

江春未见词集传世，江昉却是当时扬州词坛之主将，有《练溪渔唱》、《随月读书楼词钞》、《集山中白云词》、《学宋斋词韵》等著述。

其时卢见曾驻节扬州，江南名儒多集其幕府，惠栋、戴震、沈大成亦在其列，江昉、江立、江炳炎等与之往还，这时扬州的学术与文学已呈互融互渗之倾向。

到嘉庆时期，主盟扬州学林的凌廷堪、江藩、焦循等，则明显地表露出学者与词人身份的双重性，学者即是词人，词人也是学者。

凌廷堪少时失学，居海上（江苏海州），以填词自娱。

后入两淮盐运司词曲馆，任编校，期间遍览群书，学识大进。

这时，他尤为服膺精于音律的南宋词人姜夔，故填词严守声律，并注明宫调，其词集名为《梅边吹笛谱》，亦取白石《暗香》句意。

江藩少居吴门，受业于惠栋、余萧客、江声，博综群经，尤长于史学，其著述主要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等。

他亦善填词，有《扁舟载酒词》三卷。

焦循与江藩齐名，世称“扬州二堂”。

一生未仕，闭户读书，尝从阮元游幕，于学无所不通，于经无所不治。

其于治经之外，诗、词、医学、形家九流之书，无不通贯，有《红薇翠竹词》、《仲轩词》各一卷，《词话》一卷。

他的词在清中叶词坛上别树一家，特别是他的小词，“情思活泼，笔墨也灵动，没有丝毫夫子气和头巾气”⑧。

总之，吴中和扬州两地浓厚的文化氛围，干嘉学者以一身而出入二派（浙派、干嘉学派），共同促进了学术研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文学与学术的互动又积极而有效地推进了干嘉时期的词学建构。

二、考据学风与词学研究干嘉学派是作为宋明理学对立的学术流派出现的，在研究对象、治学途径和方法上与宋明理学迥异其趣，它推崇的是一种无征不信、证据优先、事实重于义理的朴实学风，有时也被称之为“干嘉朴学”。

朴学的学术特色是力求屏蔽主体，主张从材料、事实出发，通过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证等手段，探本求源，取真求实。

这一重考据的学风，因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加之四库馆臣的大力推衍和弘扬，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有清一代的主流学术，在词学方面则催生出词籍整理、词韵修订、词律编纂和词乐研讨等重要的研究内容。

清代词学是对唐宋词学的复兴，对唐宋词籍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在清初就已经开始了。

康熙十七年由朱彝尊、汪森编辑整理的《词综》，不仅广泛地征辑于公私收藏，共计览观宋元词集一百七十家，传记、小说、地志共三百余家，还详尽地叙述了词籍征集目录及其来源，在校勘词籍、考辨词调、考证词人里爵年代等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开有清一代以考证方法编纂整理词籍的先河。

但真正广泛地运用考证方法整理词籍的还是在考据学风流行一时的干嘉时期，人们已从辑佚、校勘向版本、目录、提要、笺注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地开展词学文献搜集、整理、考订的工作。

在这一重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干嘉时期出现了一股追攀朱彝尊编选“词综”的潮流。

先后成书的有王昶《明词综》、姚阶《国朝词雅》、王昶《国朝词综》、王绍成《国朝词综二编》等，这几本词选都明显地沾染上了这一时期偏重文献考证的风习。

比如，王昶编选的《明词综》就是一部编选精当的明词选本，全书共收明代词人387家，词作604首，大致反映了明代词坛创作的实际风貌。

“虽不能说所选皆佳，但明代佳词，多数已被网罗其中。

相对于其他词选来说，该书搜求较为完备，选篇亦较为精当”⑨。

更重要的是王昶在编选《明词综》时，应该是花了一番考证的功夫的。

当时明代词籍流传不广，可以依赖借鉴的前代选本不多，尽管王昶没有像朱彝尊那样开列一个访书清单，但我们仍然可以推测出他在编选此书时是做了大量的文献爬梳考证功夫的，诸如作品的择录、作者生平著述的考证以及评论资料的选辑等等。

至于词籍的版本、目录、提要工作，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四库全书总目》一书。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馆，当时干嘉学派的主要成员汇聚京师，戴震、周永年、邵晋涵、陆锡熊、金榜、翁方纲等皆在其列，其总纂官纪昀也是一位精通诸子百家的汉学家，在治学方法上以考证为主，其考据学的重要成果就是《四库全书总目》。

近代学者梁启超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的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

”⑩“总目”（包括存目）凡著录词籍109种，其中别集84种，总集25种，它融版本、目录、提要三者于一体，“对各家利病得失及版本流传时有纠正阐明”(11)。

这一时期的词话之作也有很浓厚的考证色彩，由过去单纯记事、品评转而为纪事、品藻、辨正三者兼而有之，出现了阐述思想与考订训诂并重的新型词话。

乾隆四十九年由李调元撰写的《雨村词话》已较多考辨性的内容，而由扬州学者焦循撰写的《雕菰楼词话》几乎全是考证性的话语。

屠倬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作序亦称是书：“有校正词律讹缺之处，有考订词韵分并之处，有评定词家优劣之处，有折衷古今论词异同之处。

至于博征明辨，搜罗散佚，信足为词苑有功之书。

”(12)从考据学的角度考察，清代词话主要做了考释词义、考订词源、辨正词作、校正词律和考证作者生平等方面的工作。

有些考订工作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些考订工作则不免流于琐碎，对理解文本的意义并无多大价值。

如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为李清照改嫁所作的考证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本来在宋人的许多记载里已有定论，李清照自己所作《上内翰綦公启》亦为之铁证，但吴衡照却从封建时代的礼教观念出发极力为李清照“辨诬”，认为李清照不可能在五十岁的年龄再改适张汝舟：“岂有就木之龄已过，隳城之泪方深，顾为此不得已之为？”(13)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初由徐编纂的《词苑丛谈》和田同之辑录的《西圃词说》，还未摆脱明末空疏学风的影响，引用前人之言，多不注明出处。

到干嘉时期由冯金伯编辑的同类词话《词苑萃编》，就特别注意征引文献的出处和来源，这也是当时考证学风在词话编纂上的一种表现。

冯金伯自谓他编纂《词苑萃编》一书，最重要一点是力求修正徐氏之书（《词苑丛谈》）的不足：“引书必注，隶事有序，厘然秩然，俾观者快然有当于心，亦庶几为徐氏之功臣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