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word版)察举制简析

察举制简析
一、简介
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

到春秋战国时，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

战国时期出现「军功爵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

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

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

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

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

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

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

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

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

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二、察举科目
总述
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

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

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

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

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

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

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1.孝廉
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多名人。

「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

「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

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

汉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

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

「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

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

东汉时，和帝（公元89－105年）采纳丁鸿和刘方的建议，改以人口为单位；郡国人口不满10万三岁（年）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20万岁举一人；四十万举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

外围郡国则作适当放宽。

后来又采纳左雄建议，限年龄40岁以上才得举。

但此种「限年法」实行不久，就废除了。

2.茂才
察举岁科之一「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公元25－57年在位）讳，改作茂才（茂材）。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这是此科之始。

后来，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均有诏令，举「茂才异等」。

西汉时，茂才并不是岁举常科。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

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

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

「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

还有不少人先举「孝廉」，再举「茂才」。

「茂才」中有许多升至高位，成为汉代名臣。

如东汉的周举（？—公元149年），官至光禄卿，为「八俊」之一。

3.察廉
「廉吏」是汉代察举岁科之一。

「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

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

而「廉吏」与「孝廉」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又可概括成以下四点：
（一）「廉吏」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而「孝廉」则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
（二）「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开放予所有吏民；
（三）「廉吏」一般根据本秩（职位）直接迁补，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
（四）「廉吏」之「举主」范围广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举主」仅限于郡守、国相。

「廉吏」一科，大约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之前就有了，之后逐渐明确，成为一种岁举常科。

被举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们忠于职守，特别是为官清廉，才被「举主」看中，作为察举的对象。

4.光禄四行
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据上述元帝诏书的内容，说明「光禄四行」的几项重点：
（一）从永光元年开始，才有推举「光禄四行」一科；
（二）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
（三）「光禄四行」为岁举常科；
（四）「光禄四行」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
（五）光禄勋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属官。

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

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

5.贤良方正
古代比较贤明的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

汉代察举制度设立「贤良方正」科，就是这个原因。

「贤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

帝王们当时普遍认为，发生天地灾异，是自己犯了过失，即「人主（皇帝）不德，布政不均」。

所以，这一科常常是在灾异发生之后举行。

而「贤良方正」又多与「直言极谏」相连，这是皇帝「求言」的一种方式，所以称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汉代的皇帝大多开过此科。

「贤良方正」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

皇帝很重视此科，被举者皆由他亲自主持对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为「九卿」者。

朝廷征求的人才也很广泛，包括儒生、有「道术」者，以及官吏等。

有时也从贤良中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名目称为「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如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曾进行两次诏举。

这类目的在于「广开言路」的选才办法，在汉代以后曾长时间实行，后演变为唐代科举的制科之一。

到宋代，则以「对策」的方式向全国征求治国之道。

6.贤良文学
在汉代，选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

「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

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学」的涵盖范围实际指「经学」。

这样看来，察举中常见特科「贤良文学」一科，所立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正式下诏举「贤良文学」：「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即位之初，曾发生地震，诏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

不见于诏书的，在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就有「贤良文学」之举，晁错属此科。

可见，贤良与文学有时连称，成为一科，有时分开，各独立成科。

不论怎样，此科是以文学为主，主要荐举对象是儒生。

在汉代察举制中，文学一科很受重视，西汉时每次察举「文学」的规模可达一、二百人。

王莽时有四科之举：「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文学是其中之一。

两汉时期「贤良文学」一科，出了许多名人，包括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地位显赫，成就卓异。

7.直言极谏
中国古代有敢于指出皇帝的不足之处，提出治国建议与方略的大臣，被称为「诤臣」。

于是有了「直言极谏」这个词，意思是「正直的言论谏诤」。

汉代名臣晁错写有一篇《举贤良对策》，是对「直言极谏」的最好解释。

所以，从汉代察举制度正式建立之初，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就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此后，举「直言极谏」一直延续下去。

但它不是
独立的一科，而是与「贤良方正」相连，说明对直言极谏者来讲，应当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

无私才能无畏，才敢于「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古代就有了「文（指文臣）死谏」的说法，是文臣（特别是谏官）忠君的最高境界。

西汉官吏王吉，先举「孝廉」，再举「贤良」，任昌邑王中尉。

昌邑王荒淫，他因时常劝谏昌邑王而遭到处罚。

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召为博士、谏大夫，常上疏议论时政得失，但没有受到皇帝重视，只好托病还乡。

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召他为谏大夫，担任掌管议论的官员。

8.孝弟力田
《汉书》上说：「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

意思是：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的正月，下诏选拔有孝悌（悌同弟）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为官。

这时察举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

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死后，少帝立，由吕后（公元前187－前180年在位）临朝称制，特设「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地位很高。

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孝弟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管教化的乡官。

以后「孝弟力田」成为察举的特科之一。

为什么要举「孝弟力田」呢？「孝弟」与「力田」，有时分开作两科，因为这是两种德行。

「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对父母尽孝，「悌」是对兄长尊敬。

古时候中国人很尊崇孝道，因为它能使社会秩序和谐安定。

至于「力田」，因为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农业「为生之本也」，希望大家勤于耕作，达到「家给人足」，国家富裕。

在唐代，「孝弟力田」仍然是科举选士（举人）的科目之一，可见其仍受重视。

9.明经
汉代察举中的「明经」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

「明经」就是通晓经学。

秦朝就有此科，到汉代地位开始突出。

所谓「经」，原指先秦经典，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

其实，察举各科都有经学内容，被举者也要熟习经学；把「明经」特立为一科，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

汉代的读书人无不自幼苦读经书，目的都是为了应举、入仕。

西汉时举「明经」科不按人口，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开始，以人口多少定举数。

后来加上年龄限制，年50至70才可入太学。

但在东汉初，年纪轻而精通经学，也可应举「明经」。

如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

」
汉代许多名臣，如孔安国、贡禹等都是明经科出身，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以明经科入仕，先后位居宰相。

重经之风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唐代的「明经」科试帖经，以通经比例决定等第。

可见经学在汉代察举制中地位之重要。

10.明法
汉代治国是儒、法并用的。

选官时既选拔通晓儒学的儒生，也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因此设立「明法」一科，作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汉武帝时令举「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这是设「明法」科的开始。

在此之前，汉初就开始招天下明法之士，辅佐以法治理国政，可见朝廷对律令的重视。

由于通晓律令而以明法入仕、位至高官者，汉代不乏其人。

如：郑宾位至「御史」，陈咸、陈忠位至「尚书」，吴雄位至「司徒」。

郭射「家世掌法律」，世代通晓律令，有七个人当上廷尉，即国家最高司法审判官。

唐代科举考试仍设「明法」科，选拔明习法令的人才，为常科之一。

11.明阴阳灾异
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说，认为天的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符；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

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亦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

汉朝的君臣们大都认为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

所以，在察举的特科中设立「明阴阳灾异」一科，选拔有关人才。

由于这一科本身的特点，所以大都在发生天地灾异的年份才开科。

如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因「风雨不时」，令「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

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是因为皇帝「不德」，造成万民饥馑，少数民族叛乱，特下诏，举明习阴阳等有识之士。

汉代是中国古代地震频繁发生的高峰时期，据统计，从公元96年到125年间的30年中，就有23次较大规模的地震，其中有的就发生在京城附近；以致汉朝的皇帝大为紧张，只好乞求于鬼神术数。

大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可以观测地震的「地动仪」，可是并未被举「明阴阳灾异」科。

可见，科学与迷信在汉代并非一途。

12.勇猛知兵法
在隋唐的科举考试中，有文、武两科，武科的渊源就是汉代察举科目中的特科：勇猛知兵法。

作战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军作战，这就是此科所选之人才。

此科始于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这一年发生日蚀，成帝恐天下有变，下诏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其后，汉朝频开此科，只是名目略有不同。

如：
（一）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

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灾异蜂起，寇贼纵横，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说明这一时期天灾人祸频发，社会动荡不已。

所以，「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

（二）东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诏令大将军、三公等各举地方「刚毅武猛有谋，堪任将帅者各二人」。

（三）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诏公卿，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交车」。

从以上可知，主要是在「灾变不息，盗贼众多」的东汉，才急需较多军事征战人才。

一般而言，汉代察举制仍以「明经」科为最重要的特科之一。

三、利弊
察举制之利
其一，在察举制下，个人的社会背景、家庭出身不再是选士任官的唯一依据。

地方士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有一定的社会威望，或有值得称颂的道德品质，就有可能成为察举对象，从而登上仕途。

许多出身卑微的人才像主父偃、东方朔、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得到重用，而这在世卿世禄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世卿世禄制下，官职由贵族垄断并世袭，一般人根本没有条件成为官吏。

而世袭的贵族往往奢侈腐化，无所用心，于国于民都为害不浅。

军功制起初，只要有军功，不管他出身如何都能授以爵位，而若没有军功，哪怕他出身再高贵也不能获得爵位，所谓“有功者荣显，无功者虽富贵无所芬华”是也。

但到两汉时，有了高爵低爵
之分，一般人不可能获得高爵，换言之，家庭出身此时使得爵位越来越无实际意义，百姓对是否拥有爵位也毫不挂心了。

其二，察举制有利于招徕各类人才。

察举科目很多，有孝廉、秀才、明经、明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孝悌力田等不下十几种，而且又让熟悉地方情况的州郡长官亲任察举官，这就能把各类人才作为察举对象，选士任官，这无疑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治。

而军功制不利于按才能来选拔官吏。

在军功制下，授爵仅以其军功为依据，如此便剥夺了许多非身强体壮的士人之权利。

韩非子有言：“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

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

”说得很有道理。

秦朝又实行“计首授爵”制，多次发生杀良冒功之事（这在《虎地秦墓竹简》中有载）。

在军功制的蛊惑刺激下，将士疯狂屠杀，几乎每次战争都要死许多人，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

世卿世禄制不利人才选拔之弊则更明显了。

在世卿世禄制下，官职由贵族垄断并世袭，出身的小贵族即使是昏庸之辈，甚至是白痴，也可继承父兄的职位。

如此弊病大矣哉！
其三，察举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这与军功制相比更加明显。

在察举制下，察举权虽下放到地方，但官吏任免权最终由中央掌握，中央仍可自由委派官吏。

而在军功制下，极易出现地方诸侯“功高盖主”的现象，对皇权造成威胁。

西汉初，分封的异姓王几乎全是军功制的受益者，结果造成地方王国势力强大，中央无法驾驭。

地方王国问题遂成为西汉中央集权的最大威胁，这很能说明军功制是不利于中央集权的。

其四，察举制在其实行之初一般能保证被察举者的“质量”。

被察举者有一年任期，只有胜任者才能转为正式官员。

若不胜任，就要被撤换，而且推荐者也会因此受罚，这使得察举人不敢随便乱推荐士人。

还用策问形式直接考察士人，其益处自不待言。

东汉顺帝采纳左雄建议，用贤才必须经过严格考试，一考儒家经典，二考文书、表奏。

“诸生通章问，文吏考笔，得考选。

”公府初试后，还要在端门（御史台）复试，如此严格把关选拔贤才，“南郭先生”们是很难蒙混过关的。

综上所述，察举制相对于世卿世制、军功制是一大进步，两汉统治能长达400年之久，与察举制的有效推行有很大关系。

察举制之弊
正如凡事有利有弊一样，察举制虽有上述多种优点，但也有其严重弊端。

其一，在察举制下，虽然察举科目很多，但天下之大，贤人之众，不可能把所有贤人都推荐给朝廷，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贤才被埋没在乡村野氓中，终身未得任用，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和浪费。

两汉由察举而成为官吏的士人只占总官吏人数的极少部分，而且有许多小人利用察举机会，或贿赂或靠关系千方百计使自己成为被察举对象。

还有，被察举者因察举人而走上仕途，必对察举者感恩戴德，并为之效命，这样极易产生宗派行为，形成地方集团。

其二，对士人道德品质的考察是察举制的前提，但这不易作好，因为很难对人的道德品质作出中肯的评价。

人的道德品质须通过对他言行的长期考察才能得出较客观的评价，而且这种言行还可能是假的，抑或他以后发生蜕变。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如《后汉书·许荆传》中那个挖空心思、沽名钓誉的许武；王莽篡汉前，谦恭至孝，有很大的声誉和威望，后来却成为篡汉的历史罪人，正所谓“向使王莽身先死，一生真伪谁复知？”。

其三，察举制广泛推行，地方乡闾因之有了评议之风，“清议”名士好品评臧否人物，不重实际，空发议论。

这种恶劣风气还遗留给了后世，在魏晋时尤为
明显。

“清议”名士中有许多是“刻情修客，依倚道艺，以就声价”者，清议成了这些伪君子攫取名利、捞取政治好处的资本。

其四，察举制在其后期，弊端日益严重。

到东汉中后期，地方选举权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他们选士任官往往推荐名望家庭的子弟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如此使得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被察举者也大都名不符实，“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社会上出现了“四世五公”、累世公卿”、“累世经学”的官僚门阀集团。

此时的察举制已蜕变为变相的世袭制，成为那些公卿大族维护自己势力，维持特权的工具了。

而“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证明，不论是何种官僚制度，一旦变成世袭制，它便很快就要腐朽下去。

”（朱绍侯语）魏晋时产生极端腐朽的士族便是两汉察举制严重弊端所致的。

综上所述，相比于世卿世制、军功制，两汉的察举制有着明显的优点，这也是我国的封建社会能在两汉时期获得初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察举制也存在着严重弊端，在其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国家急需各类人才，因此很有必要借鉴我国古代选举制度之得失，努力做到唯才是举、因才制宜、人尽其才，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四、两汉察举制浅析
摘要：两汉时期，选拔或委任官吏以“尚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较完备的察举选官制度。

察举是一种自下而上选拔官员的办法。

主要是根据人的“德行”，通过举荐和策问．在经过一定的考试后。

授以相应官职。

通过察举制度，两汉选出了很多贤良之才，对巩固两汉统治、促进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对两汉察举制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两汉时期察举制创立内容影响
战国时，许多诸侯打破“世卿制”，召集和选拔贤能者担任官职。

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建立了军功爵制．按军功选
拔官吏．直到统一六国。

西汉建立后，在继承前朝“尚贤”思想的基础上．为适应封建专制政体的需要，对官员选拔方法叉进行了变革。

于是，察举制度应运而生。

一、察举制的创立
察举制是以远古“尚贤”思想为基础，在对先秦诸子百家“尚贤”理论进行继承发展并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上的。

在中国古代，尚贤思想历史悠久，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就是体现着“选贤与能”精神的一种远古选举制度，殷周时期仍有保留。

春秋战国时期也强调尚贤、贵贤、选贤，而秦朝尚贤思想曾受到冲击。

【西汉建立后．统治者看到了秦朝法治绝对化的种种弊端．为了更好地巩固封建政权，尚贤思想再度受到重视。

这就为察举制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两汉时期，举贤思想很好地付诸实践，形成了系统化的察举选官制度。

高祖刘邦于十一年公元前196年1发布求贤诏书，开了察举制之先河，之后至文帝时，察举制度大体形成。

文帝于二年(公元前178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于十五年(公元前165)又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

”①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正式建立了以儒术取士的较完备的选官制度，并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首次颁布了“令郡围举孝廉”的诏书．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