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与《变形记》

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犹太人。他有一段名言，很能说明他的柔弱性格：“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能够摧毁一切障碍。’在我手杖上则刻着：‘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有人称他为“弱的天才”。他不追求名利，现存全部著作9卷，而生前仅发表过6篇小说。他说：“发表两字与我毫不相干，正如天空对于鱼类那样。”他未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名气比某些获奖者还大。他是公认的现代主义文学先驱。
小说的故事
《变形记》（1912）是现代主义的经典短篇小说。描写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一只大甲虫的故事。小说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写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早晨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公司不要他了，全家对他态度顿变。父亲用手杖把他赶回房间。小职员怕手杖打来，拼命向房门爬去，但身子转动很困难，腰扭伤了，脚流着血，他终于进他的房间，砰的一声，父亲用手仗把门关上了。第二部分写小职员爱家人，家人对他越残酷，他越体谅家人。第二天天亮，妹妹偷偷进来了，不给他吃牛奶了，给他吃烂菜、烂肉，还有一盆清水，全放在地上，又出去了，反锁上门。又过了两天，父亲
《变形记》之所以成为20世纪短篇小说的经典，因为它综合性地继承了传统，并且发展了传统。有人只知模仿、依傍，不知将传统化为自己作品的血肉，尤其缺乏综合传统而发展之能力。卡夫卡却不是这样，这就是《变形记》成功之秘诀。《变形记》写于1912年，它在当时是很新潮的，但现在它自己也变成传统的一部分了。迄今为止，世界短篇小说中还没有《变形记》第二，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继承传统并发展传统，是文学史上最艰难的事。卡夫卡知难而进而成功，此乃文学发展之永恒规律。
其次是对比手法的创新。对比法自古有之，不足为奇。卡夫卡的创新表现在哪儿呢？他不是写人的对比，而是写人与甲虫的对比。在《变形记》中，人是一方，“甲虫”是一方，表面上，人恨“甲虫”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它不是人。所以秘书主任、三个房客、父母妹妹都恨它。全家人巴不得它死。卡夫卡着重写的，是“人”的振振有辞，秘书主任逃跑是合情合理的，三个房客退租是合情合理的，父亲打它是合情合理的，妹妹说她不能叫这个怪物是哥哥了是合情合理的。当然，这是表面的层次，事实是不合情不合理。理由就不用分析了。注意，以往作家的对比法，写人对人的压迫，只写了一个层次：不合理。大人物压迫小人物是不合理的，统治者压迫被统治者是不合理的，强者压迫弱者不是合理的，富贵的压迫贫穷的是不合理的，男人压迫女人是不合理的，父母压迫儿童是不合理的。但是，卡夫卡偏偏着重写这些压迫表面上是合理的，卡夫卡写出表面上的合情合理下面的不合情不合理，写出了整个社会道德准则的虚伪性，这就是对比法的创新。以往的作家只写一个层次：不合理，卡夫卡写了两个层次：合理下面的不合理。卡夫卡把传统的“对比法”改了一下，把人与人的关系的对比，化为人与甲虫的对比，这种强烈的反衬，便使真善美更真善美，假丑恶更假丑恶，这种“对比法”，是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构思，它剥落这个不合理世道的“合理”的外衣，还它一个虚伪的真正本质，从一个荒诞的环境中赞美善良的人们，这种新的“对比法”便具有前人所未写过的更高的典型意义。
开始为生活发愁，小职员虽然被关在房间，父亲在外面说话却听得清清楚楚，他心中十分难过。心想：怎样才能使家庭免除这场大灾难呢？全家的收入就靠他一个人呀，但他现在变成甲虫了，他又想到妹妹，才17岁，他准备明年让他进音乐学院的。他越想越痛苦，离开门缝，扑倒在沙发上。现在，格里高尔·萨姆沙养成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爬来爬去的习惯了。他觉得这比在地上爬要舒服。妹妹马上发现了他的想法，就要把房间的家俱搬出去，母亲也进来了，妹妹想把墙上一幅画像也拿走，这是萨姆沙心爱之物，他急忙从沙发底下爬出来，爬上墙去，用身体贴紧那幅画。母亲看见墙上有团棕色的东西，吓昏过去。小职员又恨自己，又担心母亲，在绝望中从墙上掉下来。这时，父亲下班了，妹妹告诉父亲，大甲虫逃出来了，母亲被他吓昏了。父亲冲进小职员所在的房间，小职员见父亲手中拿着手杖，知道父亲要打他了，就逃。父亲绕着房间追他，他只能在地面上爬，不敢上墙——怕惹父亲生气。爬不了多久，他气喘了，因为父亲每迈一步，他就得动好多下。父亲用苹果扔他，有一只打中他的背，并且陷了下去。小职员挣扎着往前爬，却瘫倒在地，他动不了了。在清醒的最后一刹那，他看见母亲冲出来了，妹妹跟在后面。小职员看见母亲向父亲扑过去，抱住父亲，求他别伤害儿子的生命——可是这时萨姆沙的眼光已经逐渐暗淡了。第三部分写家人对大甲虫的仇恨到了顶点，小职员对家人的爱也到了顶点，一个月后，小职员的伤越来越重。父亲去银行做杂工，母亲给一家时装店做零活，妹妹当了售货员，全家为生活发愁。父亲把房间和饭厅都租给三个客人，全家在厨房吃饭。有一天晚上，妹妹在厨房拉小提，三个房客发生了兴趣，请她到饭厅来拉，父母从厨房出来听了。但三个房客听了一会就不耐烦了，退到一旁抽烟、说话。萨姆沙听到妹妹的琴声，忍不住爬出来了，他觉得妹妹的琴拉得真动听，很气愤房客不尊重妹妹的艺术。他要爬到妹妹跟前，用嘴拉她的裙子，甚至想爬上妹妹的肩膀，吻吻她的脖子。他要让妹妹到自己房间拉琴，他守护在外面，谁敢闯进去打扰她，他就对谁不客气。她要告诉妹妹，一定要送她入音乐学院。但是三个房客忽然发现地板上的大甲虫了，叫喊起来，琴声中断，情势大变，父亲赶紧过来，想挡住房客的视线，妹妹扔下琴，跑去给房客铺床，全家尽力掩饰这丑事。可是三个房客忿怒了，纷纷要退租，因为他们不能和大甲虫住在一起。父亲受不了新的打击，妹妹大哭起来。萨姆沙知道自己又闯祸了，吓得待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他听见妹妹哭着对父母说要把他弄走，说她再也没法开口把这个怪物做哥哥了，说全家被他害苦了，对他也仁至义尽了。母亲同情妹妹，但又痛苦地反问妹妹，要拿自己的儿子怎么办才好？父亲认为妹妹说得极对，但是说甲虫根本不懂人的意思，没法和他谈，也就没法让他自己走。萨姆沙很伤心，他要爬回房间。他艰难地用头支撑着身体，在父母妹妹面前经过，全家人眼定定地、阴郁地、默不作声地看着他爬过去（精彩至极）。萨姆沙害怕自己的样子惊吓父母，使劲快爬，但他体力衰弱到了极点，爬了很久，才爬回房间，还努力回转头去（精彩至极），看一眼家人。妹妹飞快地跑过去把门锁上了。萨姆沙爬回房间，小职员很快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能动弹了。他的整个身子都觉得痛，不过也好像逐渐减轻。他背上的烂苹果还在，周围的肉早已发炎，全身都是灰土，他心里想：现在又该怎么办呢？“他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甲虫不是人，不能自杀）。萨姆沙在黑暗中深思，一直到钟楼打响了半夜三点，他昏迷过去了。次日，窗外透进来第一道光线，又一次唤醒了他的知觉。他抬了抬头，接着，他的头无力地颓然垂下，他的鼻孔也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他死后，全家反而轻松了。父亲写信给银行、母亲写信给服装店老板、妹妹写信给商店，三人同时写了三封请假信，要出城去玩一天。父母考虑搬家，又用目光打量女儿成熟的身段、考虑给她找个好女婿。女儿呢了也想着自己的未来。生活一切照样，谁也不去想死去了的格里高尔·萨姆沙。
小说的主题
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有人说，小说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人被资本主义社会压迫，变成甲虫了。有人说，小说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冷酷无情的关系，萨姆沙的家庭关系就是这样。这些都对。小说有这个批判性的主题。但是，小说有没有肯定性的主题呢？我看是有的，就是爱的主题——萨姆沙对家庭的爱。又是批判，又是肯定，是否半斤八两，平均分配呢？我看不是的，肯定性主题是第一位，批判性主题是第二位。社会、家庭越冷酷，萨姆沙的爱越感动人。不是冷酷压倒爱，而是爱压倒冷酷。人变甲虫在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它的寓言意义却有普遍性，首先，萨姆沙不是自愿的，灾祸是突如其来的，无法避免的。谁敢说自己就不会遇到突如其来、无法避免的灾祸呢？其次，世人（包括亲人）又是怎样对待如萨姆沙这样的不幸者呢？第三，当自己成为萨姆沙这样的不幸者时，又应该怎样对待世人（包括亲人）呢？这三个问题，可供我们反思、反省。小说批判性及肯定性的主题就扩大了。这就是我对小说主题的理解。
创新来自传统。《变形记》启发了不少现代派大作家的创作思维：在荒诞的语境中写人间的冷和热，这可以说是现代派文学之总主题。那么，它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是来自传统？还是来自创新？还是来自两结合，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似乎不能用中庸的答案。我个人认为，《变形记》成功的秘诀，还是在于卡夫卡出色地继承了传统。第一，它有一个好故事，有头身尾，十分完整，极具可读性，比诸那些三淡化（故事、人物、主题）的小说，高明得多。第二，小说的“变形”与“对比”手法，来自传统。第三，小说有大量心理描写，有大量细节的逼真性，也是来自传统。第四，小说的主题既明白又富于含蓄性，如冰山之1/8，作者只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后面的7/8，读者去思考吧，这也是来自传统。第五，小说有明显的基督教思想，这当然也来诸传统。所以，传统与创新，传统是第一位的，离开了传统，《变形记》之艺术技巧，《变形记》之思想性，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创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创新”是以传统为基础，为起点的。这是我们必须掌握之一个基本观点。但是卡夫卡又不囿于传统，他敢于变化它，发展它，如“变形”与“对比”手法，就是变化，就是发展。
小说的艺术
首先是“变形”手法的创新。“变形”手法自古有之，不足为奇。卡夫卡的创新有以下5点。第一，以丑为美，以往文学作品写“变形”，多以美为美，蜜蜂蝴蝶变人，蜜蜂蝴蝶是美的，花草树木变人，花草树木是美的，也有以丑为美，但丑到最后还是美，如丑小鸭、灰姑娘。唯独卡夫卡写一只大甲虫，它无论如何不是美。他对一个画家说：“别画那个，千万别画那个！……这个昆虫本身是不可画出来的，即使作为背景也不行。”小说家可以写“甲虫”心灵之美，而画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画出一只棕色的、多脚的、美的甲虫来。第二，以“甲虫”拟小人物，选物极贴切。“甲虫”丑、笨、不伤人、极易受伤害、缺乏自助与自救能力，太像人世间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了，还有什么比用“甲虫”拟小人物更贴切的呢？第三，同时写出“甲虫”作为人与物两方面的特性。以往文学作品之“拟人化”，重在写“人”，只写一面性，不论什么东西，一变成“人”，就只有人性。而卡夫卡笔下的“甲虫”，亦人亦物，“甲虫”作为“物”之生理属性、特征均极为鲜明。第四，作者把自己借给丑物，“甲虫”就是作者。作者常常把自己借给小说中的人物，但把自己借给“甲虫”，真是闻所未闻。作者写信给未婚妻说：“不错，念给你听是美好的，同时必须握住你的手，因为这篇故事有点可怕。它叫《变形记》。它是从这么一颗心中跑出来的了，而爱就住在大甲虫心中，他把“大甲虫”献给了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