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关系

1945年8月30日，美国军用飞机抵达东京近郊的厚木机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踏上日本土地，“仿佛是二十世纪的拿破仑皇帝一般”。美日关系的故事情节从这一刻起发生转折：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开始上演一出包含着温情、理解与敬意的交流剧目。美国精英对日本国民的柔顺感觉讶异，而日本人对美国的宽宏大量则感恩戴德。此后，双方结成“美日同盟”。这是否皆大欢喜？由于美日同盟的性质已然超乎人们的一般理解，人们对其本质及意义缺乏准确的把捉。这本《战后日本的美国软实力》（《戦後日本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ソフト?パワー》）就给读者这样的印象；不过，它为我们洞察这种同盟关系的本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素材。

这是一部讨论二战后美国如何实施对日文化政策的著作。作者京都大学教授、日美外交史专家松田武基于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详细描述了占领军司令部、美国国务院、民间财团、日本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互动过程。这些互动均指向一个冠冕堂皇的目标：促进美日文化交流。在作者历史学的解剖刀下，（美国与日本）政府-财团-大学三个组织的“共生关系”得到了展现；标题中的“美国软实力”正是对这种关系的另一种表达。一般而言，在硬实力的背景下，软实力要发挥作用，还需依赖两个条件：一是学术界对对象国进行过长期研究，有大量的知识储备；二是政策制定者对这些知识的运用。二战后，美国对日政策制定者最大限度地使用了美国的日本研究成果，从而卓有成效地发挥了其软实力。

作者于是得出结论说，日本已经完全陷入了美国软实力的控制中，“在精神上与心理上形成了对美国永久性的半依存结构”。这句话并非耸人听闻，因为“在精神上与心理上”这个限定性描述性命攸关。这个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对美国对日政策成功的赞歌，还是对日本国民的命运与生存状况敲响的警钟？思考如果驻足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我们将无法获得关于“美日同盟”的本质认识。我们必须进一步拓宽视野：这里所言的战后美日关系，对于世界史、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

最近十数年来出现的“帝国”（注意不是“帝国主义”）观念，而非人们当下熟悉的“民族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在新兴的观念当中，“帝国”这一人类对自身、对区域的统治秩序被认为更符合历史的常态，因而更具有解释现实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松田乃至为本书撰写绪言的美国日本史专家约翰·W. 道尔（参见中译本《拥抱战败》，胡博译，三联出版社，2008年）都没有意识到的是，战后美国的日本政策正是美国的帝国课业，即规训日本的一部分。松田对美日文化交流，尤其是学术交流史的重新考证，仅仅停留在这一教程的实施细节上。由于没有将帝国课业这一真正具有政治意义的视角表述清楚，他陷入了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比如“文化帝国主义”的辩驳当中，尽管这种做法与世人的心态与世界认识符合。

松田在本书前言中引用的一段话，表露了他的盲点。2002年2月10日，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为《纽约时报》撰文。在提到美国国民的观念时，弗里德曼指出：“如果国民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他人的阴谋，试图回避自己的责任，那么他们就免除了自己以及领导者对自身所面临的困境的责任，而且也不会自我反省。迄今为止，凡持此看法的国家，没有一个兴旺繁荣起来。只有在一个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社会当中，人们才能究明事实的真相，才能通过政治过程致力于解决真正的问题。”

对有健全判断力的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国民来说，这段话只是常识。松田特意引用，源于他的“苦衷”：他认为自己正在处理一个战后美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有可能会触及当事者的自尊心，因而事先要求大家保持理智的清明。其实，松田的主题自身在史学领域中可谓中规中矩。但如果引入“文化帝国主义”这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说法，问题的性质就陡然改变：这个词意味着，制定美日关系政策的美国官员与学者自诩在道德、文化、知性上优越于日本人，因而所谓的“文化交流”，并非对等的交流，仅仅是从优势的美国一方源源流向日本而已。在这种观念中，美国成为日本政治的监护者、民主化的教师、国民精神的导师。

事实的真相若何？松田将焦点对准了美国的洛克菲勒财团与日本的美国研究学界。在一些日本历史学家看来，美国主导的日本民主化改革，乃是日本的政治活动家与美国占领当局合作的结果。问题在于，这里所说的“合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战后日本被规训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化国家的过程中，当事者实际存在的观念与美国的世界认识具有怎样的关联？

真相倒不令美日两国富有正义感的人士尴尬。在本书资料详实的叙述中，美国在对日政策中显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宽大与善意，尽管有时强制要求日本的对外政策符合美国的战略，也尽管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个别当事者对日本抱有轻蔑的态度。洛克菲勒财团在这一过程中居功至伟。

为了防止被贴上“文化帝国主义”这一后来才被学者大肆讨论的标签，参与对日和谈的洛克菲勒三世在构想美日文化交流时，有意提出了“双向车道”（two-way street）的说法；他期待这种交流将是相互主义的，是平等的。他说，“如果一方被过度强调，那么就要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而“从长期来看，文化帝国主义不仅对日本，对美国而言也是不幸”。这句话不久就得到了表面上的验证。

战后日本最终形成了依存于美国的结构。这种依存对美国与日本而言，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美国实施的课业，可以说成功地规训了日本。民主主义、经济的繁荣、军事力量的抑制，这些成为美日两国异口同声赞叹的成就。然而，美国在其中获得的经验，反过来已然影响了美国自身，尤其是影响了美国的世界认识与对外政策。战后美国课业的全球意义开始显现出来。

1951年5月5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麦克阿瑟说出了一段有名的话：“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科学、艺术、宗教、文化上处于四十五岁的发展阶段，那么德意志人是相当成熟的。然而，日本人尽管有着很长的历史，却还处于需要指导的阶段。从近代文明的基准来看，与美国的四十五岁相对，日本还是十二岁的少年。”这段话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此前麦克阿瑟在日本被视为国家重建的恩人，被视为英雄，备受敬重。从日本归国不久的洛克菲勒三世立刻展开了灭火行动，反复强调美日要“相互尊敬”。同年4月，洛克菲勒三世向当时的国务卿辅佐官约翰·F. 杜勒斯提交了长达八十余页的《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书中具体列出了五种计划，包括在东京设立文化中心、分别为东京和京都的学生设立国际交流会馆、进行以国家指导者与学生为核心的人员交流活动、实施彻底的英语教育等。杜勒斯与洛克菲勒家族关系密切，从1950年开始担任洛克菲勒财团理事长，两年后出任美国国务卿。接到报告书后，他立刻以“机密”的方式将其呈交给了美国国务院。洛克菲勒三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说法与构想越真挚，他就越以一种高度凝练的方式将“文化帝国主义”的部分本质表达了出来——以对方同意的方式，帝国获得了文化上的领导权。借助意大利理论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松田试图将美国的对日文化政策进行漂白处理。然而，从帝国秩序生成的角度来看，松田的担忧及工作并无意义。他低估了——如果不是说无视了——二战后美国政治家对政治、对一般人类事务可能达到的认识与成熟。

什么是美国的世界认识与政治成熟？这只能留给读者思考了。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我们需将目光暂时转向日本这一主体。让日本学者多少汗颜的，或许是事关他们自身的部分。为了获得来自美国的研究资金——有人美其名曰“学术资源”——的支持，当事者显露出了以利益为中心的算计、小气，以及争夺“资源”时的霸气；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本应有的矜持。日本一东一西久负盛名的两个学府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卷入了漩涡。

从1945年进驻开始，占领军当局对日本知识分子发动起“精神攻势”。目的非常明确：用民主主义精神取代基于神权秩序的天皇统治与天皇制意识形态。其实，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正处于“精神的真空状态”。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杜勒斯发现，“日本国民有着自由自在变来变去的特质”，觉察到他们可能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杜勒斯虽然不理解，此前还是军国主义者的这些人，为何如此简单地变成了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政策却异常坚定：强化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