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司汤达_红与黑_的悲剧意识

第17卷 第6期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Vol.17 No.6浅论司汤达《红与黑》的悲剧意识

姚亚波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 315100）

摘要：《红与黑》是一部浸透着悲剧意识、具有悲剧美的作品。它运用了悲剧的艺术特点，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等在主人公于连身上的集中体现，揭示了于连的悲剧命运和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及性格原因。

关键词：《红与黑》；司汤达；于连；悲剧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250（2004）06－0017－03

收稿日期：2004－09－05

作者简介：姚亚波，浙江万里学院外语学院研究实习员。

《红与黑》在当时曾一度遭到冷遇，而今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学名著。它为司汤达赢得了“现代小说之父”的巨大声誉。100多年来，它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传播，受到人们的喜欢。在我国《红与黑》是有关专家学者最钟爱的外国经典小说之一，受到深入探讨，获得了丰硕成果。笔者认为：浸透着悲剧意识具有悲剧美的作品，它出色地运用了悲剧艺术手法，揭示了主人公于连的悲剧命运和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与性格原因，从而使作品拥有了振聋发匮、引人深思的艺术魅力。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悲剧理论认为，戏剧冲突有三种：“第一，物理的或自然的情况所发生的冲突，这些情况本身是消极的，邪恶的，因而是有危害性的；第二，由自然条件产生的心灵冲突，这些自然条件虽然本身是积极的，但对于心灵，却带有差异对立的可能性；第三，由心灵性的差异面产生的分裂，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矛盾，因为它起于人所特有的行动。”[1] (262)这三种冲突即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我的冲突，由此导致了命运悲剧、社会悲剧与性格悲剧。当我们以黑格尔的理论去观照于连悲剧的时候，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一致，在于连的悲剧中，正包涵着这三种悲剧元素。

于连的悲剧首先是命运的悲剧。作品开篇就点出他出生于木匠家庭，是小儿子，但因身体瘦弱爱读书而得不到他父亲的欢心，常被父兄作为出气筒，遭受身心的折磨。命运似乎一开始就注定了于连悲剧的一生。于连不想屈服，他奋起抗争，想要出人头地，摆脱那个阶级，享受财富、权势、地位带来的种种好处。于是，他成为 “在和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2] (6) 。凭借着老军医教给他的拉丁文和谢朗神父的推荐，于连成了市长家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然这正是他迈开了命运悲剧的第一步。于连在去市长家之前，在教堂的跪凳上发现一张碎纸片 “它摊开在那儿，好像是为让人看似的。他看见：‘路易•让雷尔在贝藏松达伏法，其死刑执行及临终时刻的详情细节……’这张纸残缺不全。在反面可以看到一行字的头三个字：‘第一步’”[2] (19-20)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巧妙暗示，纸上的死刑犯不仅姓氏和于连一样，还有相同的经历，他也去了贝藏松（神学院），这喻示着于连的悲惨结局。认识德•雷纳尔夫人并怀着仇恨想征服她的念头，则揭开了于连命运悲剧的序幕。悲剧的第二步就是去了贝藏松神学院，由于他自身种种不受欢迎的表现以及阴森伪善的神学院本身不可抗拒地把于连推向了命运的漩涡。他不得已做了德•拉莫尔候爵的秘书，走入上流社会，为改善地位，又与清高、傲慢、虚荣的德拉莫尔小姐纠缠。于连一步步踏上了不归之路。于连所走的路似乎是命运注定的，他异常崇拜拿破仑，渴望能当上将军。孩提时，看见拿破仑威武的骑兵，便发狂地热望进入军界。然而他却降生在复辟时代，没有财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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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出生，梦想得不到实现，当教士是唯一留给平民的职业。然而，残酷的现实与自身的矛盾，使他最后选择了死亡，以体面的方式结束自己痛苦而短暂的一生一个鲜活的生命在命运的捉弄下就这样消失了。

于连的身上折射着司汤达本人的影子，于连的命运悲剧，也是作家本人死亡情结的体现。从最早的岁月起，对死的着迷就缠绕着司汤达。他对死亡的初次感受是5岁时和父母参加的葬礼，7岁丧母增强了他对死亡的认知，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痕。1828年后，司汤达陷入了对生活的绝望，他曾数次试图自杀，立下的遗嘱达6次之多。在《红与黑》中，对于连来说，“死亡在他眼里并不可怕，他的整个一生仅仅是为了不幸做准备的长期过程，……”[2] (348)。

其次，于连的悲剧亦是社会悲剧、时代的悲剧。司汤达一向重视将主人公置于同性格的形成和命运发展密切相连的特定社会环境之中，于连的思想和性格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逐步形成和演变而来。小说以“1830年纪事”作为副标题，反映的就是王朝复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通过描写教士、贵族与自由党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斗，揭示了19世纪初中叶法国社会复杂情状。作为平民阶级一员的于连正处于社会的夹缝中，他千方百计想摆脱自身所处的阶级地位，实现飞黄腾达的个人野心，从而得到拿破仑式的金钱、地位与爱情。但这两股势力在阻止于连的欲望时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当他真正爱上了德·雷纳尔夫人，本城新贵瓦尔诺先生则恼羞成怒，醋味大发，给市长先生写了一封匿名信，街头巷尾流传的风言风语生生隔断了热恋中的一对男女。在贝藏松神学院，于连因为思想激进，被视为“异端”。因是皮拉尔神父的“宠儿”而陷入阴谋，经常落入想夺取院长职位的对立教派的圈套中。同样，于连想利用候爵女儿玛蒂尔德小姐进入上流社会，彻底改变平民的身份，而当两人谈及婚嫁时，教会又出面干涉。一封由听德·雷尔夫人忏悔的教士起草的信彻底粉碎了于连的梦想，把他从云端狠狠摔向地面。于连的一生被别人左右操纵着，虽然他也有抗争，但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当于连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过是统治阶级阴谋的牺牲品时，他就拒绝上诉，拒绝忏悔，用生命的终结表示他对那个不公正的社会的最后抗议。

第三，于连的悲剧更是性格和气质的悲剧。于连在去拉莫尔候爵家前，皮拉尔神父就担心：“……在您的性格里有着一种至少对我来说是难以说清楚的东西，如果您得不到发迹，您将要受到迫害。对您来说，没有折衷的余地。千万别抱幻想。别人能够看出，他们跟您说话，并不能使您感到高兴。在像这样的一个重社交的国家里，您如果不能得到尊敬，您就注定要遭到不幸。”[2] (182)神父的担心便是一种了解了于连性格后的预言和警告。柏杨就这样认定：“一个人悲剧，往往是个性造成的，一个家庭的悲剧，更往往是个性的产物”[4] (442) 。于连的性格及其矛盾性和冲突性是造成于连悲剧的深层次原因。他既有强烈的自尊，却又深深地自卑；既不失为一个正直的上进青年，却又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择手段的虚伪之人；既有反抗的热情，又有软弱的妥协。这样，具有深刻矛盾对立的两重性格造成了于连的痛苦人生。幼年的于连，就异常的敏感，内向沉静，自卑胆怯，又极度自尊，同时在骨子里深深地根植了想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坚强信念。正是这种热情，使他只能选择努力向前，而不做像他朋友富凯一样的人。德国悲剧理论家和剧作家莱辛就这样认为：“因为是性格选择事件，而不是事件选择性格”[5] (8) 。极端的温柔和极端的残暴两极性格如此矛盾地统一在于连身上。相由心生，尤其是对眼睛的描写：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平静的时候，闪耀出沉思和热情的光芒，在这一瞬间却又流露出最凶狠的憎恨表情[2]（13）。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他流露的是他最本质的东西，这里显示了“人类心灵的观察者”司汤达对人物内心世界描摹的入木三分，也给小说奠定了矛盾的基调。

于连的家庭是没有温情的。童年起就失去母爱，又得不到父亲的喜欢。因体弱，被认为是家里的累赘，“以提供收入”为特点的家里人都鄙视他，他总是挨打。他认为自己“也跟弃儿差不了多少，我的父亲，我的哥哥们，我的全家都恨我”[2] (27)，他形容自己的父亲用了“可怕”一词，对两个粗鲁的哥哥，是怀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同时，他们对金钱的贪婪又令人不齿。当好心的老军医教于连拉丁文和历史时，反而“要出工钱给索雷尔老爹，把他小儿子的时间买下来” [2] (14) 。由此可见，这个家对于连来说是地狱。他急切想从这个家里逃出去。这种环境给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