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

导论
语言是我们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

恪守语言的工具性,是语言学家关注的语言自律性问题;突破语言牢笼,将语言置入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即他律性,是诸如詹明信之类的文学/文化批评家的兴趣所在。

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⑹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的重要典籍。

他在批判英美经验主义语言观和欧陆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基础上,将上述这两种语言观融合起来,提出了辩证主义语言观,力图彰显语言的“辩证性”。

语言并非中性的“零度写作”,它无法脱离言者所处的社会上下文,并充满了意识形态因素,因此,从语言内部批判到语言外部的意识形态批判是语言本身的逻辑发展之必然,这也顺应了各种后学思想从语言到言语的转向。

詹明信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其思路因而是从索绪尔语言学起步,然后考察语言学理论在文学中的运用,即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

对詹明信而言,语言所构成的文本总是包含乔姆斯基所言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deep structure)或弗洛伊德的显义/隐义(manifest meaning/latent meaning)。

表层结构就是由语言构成的文本,而深层结构则是历史句法(the syntax of history),即政治无意识,语言的深层内涵是意识形态⑺。

这样,语言本身就突破了自身的牢笼而进入到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

一、建构主义语言模式及其局限性
回到问题本身,语言、思想、世界之间的三维运关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语言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中介,也是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

我们通过语言形成对世界的看法,外部世界也以自身的存在方式丰富我们的语言,这就是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至于我们的思维问题,康德已经作了回答,我们的知识有一部分来自于后天,即经验部分;有一部分来自向先天因素,即先验部分,先天和后天的知识部分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知识,只不过是康德将其研究对象限定在我们先天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上而已,并没有否认经验部分。

我们的思想就是如此这般的,既有先天因素,又有后天的习得因素。

只有先天因素,就不会有狼孩的产生;只有后天因素,就不会有失语症。

关键的问题在于先天/后天因素产生的机制以及语境问题。

关注先天因素是乔姆斯基关心的生成语法问题;关注后天语境问题是北美语用学的兴趣所在,将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化简为前者或后者都无法回应对立面所提出的挑战,也无法形成自圆其说的超理论。

学术界的这种“超级理论”理应成为批判的另一种压制性的总体性霸权话语,这是学术上的假大空现象,是虚无主义。

语言和人类的知识运作呈相同的取向,对于由语言构成的文学现象也是如此。

当然,遮蔽某种视角可以更好地研究另一视角,这是另一问题,否则便是学术上的意识形态问题了。

索绪尔语言学模式之所以在英语世界如此富有魅力,答案很简单,因其简单性和灵活性⑽。

索绪尔语言学本身框架系统及其问题系列本身是十分复杂的,而其基本理念被理解得非常简单和图式化,核心在于其任意性理论,即相关的三个命题:语言不是世界中事物名称的罗列,而是形式差异系统;差异系统为人们使用语言赋予了逻辑先在的必要条件;语言系统尽管经历历史变化,但是,语言系统能够进行共时研究。

尽管这三条原则并非不可分割,但文学/文化理论家们总是按照自身的目的而各取所需。

所以,一些理论家将这三条原则合而为一成为理论上强有力的形式主义,凸显文学/文化文本乃共时、约定俗成的系统之产物,与外部世界没有联系。

有的强调语言的任意性和差异性性质,凸显漂浮的能指(the floating of signifiers),使得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

而有的则根据语言的任意性提出系统的压制性本质,因此,“索绪尔的理论可以任意解释,历史的或非历史的、系统的或非系统的、个人的或社会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依靠你所认同或拒斥的方面,或根据自身的理解对其展开的特定之扭曲”
⑾。

所有这些依据的是符号的任意性和系统约束个体即个体成为系统之函项两个概念。

任意性概念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使用,从文学作为完全不同的自治的语言体系到将文学的虚假性拓展到所有语言,现实本身因而成为语言诗学的产品。

而系统原则促成了欧洲自二战后盛行的反人道主义(anti-humanism)。

在此理论之下,我们同世界集体关系以及我们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都是超个人(suprapersonal)系统的效果。

在表征和社会生产结构中,任意性关系为权力游戏提供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答案,即索绪尔语言学模式为解读后现代语境中各种压制性话语提供了理论支撑。

将索绪尔语言学模式用于当下的文学/文化批评无可厚非,关键的问题是注意其限度问题,詹明信在将语言模式运用在文学/文化批评中并没有充分考量其语言模式的局限性。

这是詹明信留下的盲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索绪尔本人警告不要将其理论任意引伸和发挥,他说道,“人类的这样一种习俗,如果我们相信除文字以外向一切人类的其它习俗的类推的话,那么这些其它习俗只能使我们对这种类推的真正本质产生错觉和感到失望”⑿。

施特劳斯将语言学系统用于亲族和经济分析,都不是合适的对象,因为那是有意识的活动。

经济关系同样经不起检验,经济根植于物品及其自然关系,例如,一小块土地的价值与其生产能力有关。

亲族关系和词语本身也不具备可比性,交谈者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词语而不受约束,而婚姻则不同于对话,结了婚的妇女不能由其父复原到“女儿身”。

再者,语言/言语之间的关系成为主体/结构之间的关系也颇成问题。

语言结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发展相对缓慢,而政治、经济和宗教结构变动的速度要快于语言结构,语言结构相对稳定,而社会结构则相对不稳定。

言语不受物质约束,是自由的,而其它社会实践则要受到自然资源的影响,人、商品、劳动力等等都不能随心所欲地产生。

这些问题都说明了语言模式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二者甚至不能同日而语,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运用语言模式来分析文学/文化文本时,要充分考量语言模式的限度性。

詹明信的尝试值得借鉴,但也留下了诸多悖论。

比如,关于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问题,语言到底是否能够建构外部世界?詹明信语焉不详。

作为一个文学/文化批评家,詹明信并不具备分析哲学家对语言分析的严密性,对语言问题的探讨也略显简陋,对于语言模式的局限性也没有给出充足的说明。

所以,詹明信的立场含糊,很难清理出其线索分明的思路,其模棱两可、文字晦涩的行文风格从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其理论立场的莫衷一是及其折衷主义。

二、主体与结构
三、总体性问题
四、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及其意识形态的叙事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詹明信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主导话语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式的话语分析。

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对有些社会现象有其适存性,但是它并非对任何社会任何特定的问题都具有普遍有效性。

语境不同,分析批判的工具也应该相应转变。

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是否有效,应该具体文本具体分析。

过于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毕竟无法解释后现代众说纷纭的精神分裂症式的多元异质话语。

在有些语境中,精神分析话语、女性主义话语、权力谱系学也许更有针对性和具体性。

马克思主义过于总体化的主导话语遭到女性主义等话语批判也绝非偶然现象。

话语分析具备自身的层次性和适存性。

詹明信应该为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厘
定其有效性的范围。

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的同时,又赞同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微观叙事。

詹明信所提倡的文学/文化批评是一种辩证式的文学/文化批评,这就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吸收迥然不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从而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批判。

詹明信一方面要坚持总体性立场,另一方面又要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因此,悖论不可避免。

詹明信的理论话语主要集中在由语言构成的文本层面,因而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批判力量从现实回归到文本层面,最终也无法起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总是诠释世界,而关键的在于改变世界。

所以,詹明信的辩证批评理论有意无意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锋芒和改造现实的巨大作用。

詹明信没有在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之间划定边界线,削弱了其理论锋芒。

语言模式对于外部的社会历史语境必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语言本身也具备意识形态,詹明信因而冲破语言的牢笼,展开对话语意识形态的分析,实现了从语言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的转变。

意识形态是阶级对话的产物,通过意识形态素(ideologem)体现。

意识形态素是社会之间基本上是敌对的集体话语中最小的意义单位。

任何意识形态无法自行显示出来,需要通过文本叙事表现出来,而叙事文本将意识形态素作为表现对象,意识形态就成了“意识形态素”和叙事文本之间的中介。

任何一个由语言构成的文本都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体现了敌对阶级在文本深处的对抗和斗争。

对于詹明信而言,意识形态理论只能作为阶级话语冲突的符码而存在,这种象征性既为真实决定,又消解了真实。

这和他的历史观如出一辙,历史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无法把握,我们只能通过历史事先的文本化来把握,所以,无论是历史观也好,还是意识形态也罢,都只是限定在文本的框架内进行把握。

这和詹明信本人批判的形式主义有何区别呢?也正是因为如此,詹明信只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模式,将文本和现实拉开了距离,将现实看成无法把握的实体,仅仅在文本之内才能解决,但是,文本和现实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文本实践有助于实现人们的审美活动,通过社会活动改变和改造现实,但其作用的大小应该受到质疑。

詹明信认为阶级概念越来越模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阶级界限的模糊不能否认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尽管其存在方式越来越隐蔽,也不能否认其规律,更不能否认阶级存在的理由。

这是詹明信意识形态理论的困境所在。

结束语
语言性问题、主体性问题、整体/部分、同质/异质、宏大叙事/微观叙事等问题的纠缠使得詹明信徘徊穿梭在理论的森林中,有点找不着北,找不到一条打通其间的道路。

詹明信始终无法逻辑一致地将其理论融会贯通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而这正显示了其思辨风格,同时也将其弱点暴露无遗,或多或少削弱了詹明信理论的锋芒。

但这也许正是詹明信所希冀的风格,不给出问题的答案,只提出问题给人思考。

一种多向度的社会批判理论能够提供对对社会现实之间不同层次与领域的相对自主性的分析,从而使其相互作用形成特定的具体分析方法。

辩证理论能够将各种社会现象彼此联系起来,一方面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动因如何使得各种现象产生;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剖析特定的社会想象从而了解广泛的社会力量。

多向度的社会批判理论强调每一向度的相对自主性,允许从不同视角来探讨社会现实领域,揭示其构成及其运作。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詹明信多重视角的辩证思维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财产。

但是,辩证思维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展开多重视角来探讨各种后现代景观,也可能带来折衷主义毛病。

詹明信折衷主义道路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视角去审视后现代的各种文学/文化文本。

但如果说折衷主义就是詹明信所言的辩证思维,那么,多重视角往往使得詹明信没有视角。

这可能就是辩证思维本身的辩证法。

但无论如何,詹明信的多重视角,以及其突破语言牢笼,实现从语言批判到话语(意识形态批判)批判的叙事,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开辟了新的航线,拓宽和加深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的内涵和外延,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建
立了新的里程碑,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并非科学中的科学,预示了其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