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笔下女性形象之比较研究

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笔下女性形象之比较研究
摘要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是东西方的文学巨匠，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

他们饱含人文主义情怀，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光彩照人、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

他们讴歌和赞美的女性身上表现出的特征，都是他们人文主义思想的集中表现。

但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所处的时代背景及社会地位，又使他们看待女性的眼光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莎士比亚关汉卿人文主义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人文主义源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奉格拉的箴言“人是万物的尺度”。

它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和人的价值，是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核心思想。

英国作家威廉·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代表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

在作品中，他不仅倡导人性的解放和自由，更主张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而对女性有权追求幸福爱情的肯定，则是莎士比亚作品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光辉体现。

莎士比的笔下流光溢彩的女性形象，不再是中世纪文学中男性的玩偶，而是有着独立个性和鲜明性格的大写的人。

而在13世纪的中国，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则掀起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关汉卿的杂剧多以妇女为题材，刻画了众多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社会底层妇女形象。

他的杂剧创作不单单是反映当时元代社会的妇女问题，更多关注的是她们的内心追求，她们强烈的反抗意志。

莎士比亚和关汉卿，这两个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家，饱含人文主义情怀，以不同的艺术方式关注女性命运，讴
歌和赞美女性形象。

一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古今中外作家不惜笔墨着力渲染的话题。

莎士比亚的作品总是生动地展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遭遇，揭示女性有追求自己幸福爱情的权利。

在作品中，莎士比亚反对封建教会的禁欲思想，塑造了众多追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和爱情婚姻自主的大胆叛逆的女性形象。

如《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大胆叛逆，不畏父权和政权的威逼，为寻求真爱而违背父亲“三匣择婚”的意愿。

她的择偶条件不是门第和财富，而是个人的人品、相貌和才能；《驯悍记》中的阿德里安娜尽管身背“河东吼狮”的恶名，但她真诚地渴望甜蜜爱情和大胆追求现实生活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

中国封建婚姻强调“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诚如恩格斯所言：“当两性关系和婚姻被束缚在封建主义框架中，男女结婚成为家世利益，而决不是个人意愿的狭隘社会行为”。

而关汉卿杂剧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却冲破了传统婚姻的樊篱，勇敢地抛弃了“被金钱或其他社会行为”所制约和扭曲的恋爱观、婚姻观、价值观，大胆地追求具有“情投意合”人文思想的理想爱情。

如《望江亭》中的寡妇谭记儿，在丧夫之后吐露心声：“若有似俺男儿知重我的，便嫁他去罢。

”经白士中一再表明真诚相待后，谭纪儿才与之结为秦晋之好。

在这里，关汉卿否定了“一女不事二夫”的传统思想，推崇寡妇再婚。

就连《拜月亭》中的大家闺秀王瑞兰，也
厉声指责阻碍婚姻自由的封建家长制，直抒内心的强烈抗争。

正是关汉卿塑造的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年轻女子，演绎出相同或相似的爱恨情仇，藉此证明她们不再是封建制度下驯服的羔羊，她们有爱的渴求，有寻求真爱的权利。

二显露聪慧胆识的女性
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有的美丽纯洁、爱情专一；有的机智聪敏、有胆有识，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后者的典型代表如《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正是由于她的机智，才使得一场生死官司巧妙地化险为夷。

在这部剧作中，鲍西娅乔装打扮成一个年轻的法律博士，采取欲擒故纵的计策，先承认夏洛克的契约符合法律，允许他照约割肉。

就在人们为安东尼奥的性命捏一把汗的时候，她又突然把话锋一转，从容不迫地对夏洛克说：“这一张借据并没有规定你可以取他的一滴血；写明的只是‘一磅肉’，那就割一磅肉，照你的条款执行吧；可是，割的时候，你要是流了一滴基督徒的血，那你的土地，你的财产，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就要全部充公，没收入威尼斯国库。

”并且，“割起来，不准多也不准少，要刚好一磅肉。

”鲍西娅凭借她聪明的才智，把夏洛克打得一败涂地。

而她的机智又是与胆识连结在一起的，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女人只能拜倒在男人脚下，没有独立人格不能走出家门，更不能参与社会活动。

但鲍西娅却勇敢地参与了社会事务，并在政治斗争中施展聪明才智，表现出文艺复兴时代新女性的特征，她也因此被海涅誉为是“应当作为那朵希腊精神的后开之花——文艺复兴的代表了”。

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虽都是名不见经传的良家弱女、青楼歌妓，但却显露出聪颖的智慧。

尽管她们身处社会底层，是黑暗社会的牺牲品，但她们真诚、坦率、不畏权势等诸多思想，却让人崇敬。

如《望江亭》中聪明美丽的谭记儿被杨衙内看上，为霸占谭记儿，他骗取了皇帝的金牌势剑，欲取白士中的首级。

白士中听到消息后一筹莫展，而作为弱女子的谭记儿却订下计策解救丈夫。

她先是乔装改扮成卖鱼女子张二嫂陪杨衙内饮酒填词，然后趁其酒醉之时，再骗走金牌势剑，夫妇俩得由此到解救。

在这里，谭记儿虽然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地位，但她却敢于同压迫者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

她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机智、勇敢的个性，恐怕让当时的男子也感到汗颜。

三珍视美好友谊的女性
莎士比亚早期喜剧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赞美人与人之间真诚无
私的友谊。

莎士比亚对于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争斗、尔虞我诈等丑恶现象深痛恶绝，他赞美友谊就是强调人类心灵的沟通、相互谅解，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的和谐关系。

《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丝与希罗、《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与西莉娅，她们之间的友谊不仅忠诚、深厚，而且她们都能为朋友挺身而出，或仗义执言，或排忧解难。

特别是西莉娅视友情为生命，当她得知好友罗瑟琳被父亲驱逐，不仅义正言辞地提出抗议，还帮助罗瑟琳女扮男装逃到树林中。

元代，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汉人科举的轻视，使
得大批文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与女性同处边缘化境遇。

关汉卿作为“书会才人”更是被抛到社会底层，落脚于勾栏瓦肆，与娼优歌伎为伍，并与女性在心理上得到认同。

因此，他笔下的风尘女子不再是以往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而是有胆有识、有情有意。

如《救风尘》中侠肝义胆的赵盼儿，为救义结金兰的好姐妹宋引章出火坑，不计前嫌，以风月手段与恶少周舍斗争周旋，终于使周舍钻入她所设置的圈套，被她牵着鼻子走。

孔子曾将女子与小人等同起来，认为“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而关汉卿描写的赵盼儿这样卑贱的小人物之间的友谊，却展现出女性大写的人格精神。

四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莎士比亚创作出的新女性抛弃了一贯的温柔贤淑，作风大胆泼辣，具有新思想的开放性格。

《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斯就是这一代表。

她爱笑，其明朗的笑声成为新时代妇女的性格特征。

她标榜独身主义，“听人谈到‘丈夫’她就不耐烦”，一提起结婚，她就把男性横加讽刺。

但这并非由于她缺乏丰富的情感，而是不甘心妇女屈辱的命运，所以在她反复申诉自己主张的同时，也堕入了情网，虽然她常常不承认自己的爱，但终于还是结婚了。

她隐隐地喊出了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一个女人要认一块泥土做她的主人，还要服从这块绷紧僵硬的泥土的管教，岂不伤心！”这是对封建伦理道德中的夫权主义的极大蔑视。

这类进步的新思想，使贝特丽斯成为与众不同的新女性。

关汉卿《调风月》中的燕燕虽然是婢女，却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人格尊严。

当她知道被小千户抛弃的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时，并没有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因为自己卑微的身份而甘受别人的侮辱；而是大闹婚礼，说是“吊客临，丧门聚”。

与以前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比较起来，这一女性形象蕴涵着强烈的叛逆精神，反映了元代妇女遭受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

关汉卿满怀激情地肯定和赞扬了这种社会底层的反抗和觉醒。

莎士比亚和关汉卿同是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都从男人的眼光出发，描写女性为争取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及独立人格进行的种种抗争，但两人关注的对象却有着很大的区别。

莎士比亚歌颂赞美的女性大多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各个天生丽质，如有着“两颗明星”般闪闪发光眼睛的朱丽叶，拥有“五月春潮”般娇美可爱脸色的贝特丽斯。

她们集中了女性身上的主要美德，是美的化身。

而对剧中那些村姑、侍女、厨娘等下层人物，莎士比亚则运用了漫画式的描写手段，她们成了被嘲笑的对象。

这无疑是一种阶级偏见。

而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关汉卿，则总是从平等自由的角度勾画妓女、丫环、寡妇等的悲惨遭遇，把妇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提出，并完全以赞誉之笔描写女性。

但作为封建社会的男性作家，关汉卿笔下的勾栏女子却把利用色相欺骗当作正义一方进行反抗报
复的合理手段。

如赵盼儿利用周舍好色的习性，以身相诱；谭记儿利用酒色愚弄杨衙内。

男性特权统治的封建社会，贫贱女子只能采
用非正常的手段进行自救，这更说明了社会底层女性的不幸。

五人文主义情怀的局限性
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笔下的女性无论怎样大胆、勇敢、叛逆，她们最终都未能走出父权、夫权的圈子，摆脱男性的控制，依然无法改变作为女性被社会和家庭赋予的角色和命运。

由于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创作深深根植于男性社会，且男人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女人则处于附属甚至边缘的地位。

因此女性往往在这样的强势下默认了男性强加给她们的要求，并以男性的审美标准作为调整自己行为的规范。

如《驯悍记》中的悍妇阿德里安娜在剧终被莎士比亚变得比任何女人都更守妇道，对丈夫更是惟命是从；《调风月》中的燕燕为维护女性自尊不屈不挠地抗争，可斗争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小千户“许她做第二夫人”，温顺地重新回到男性的圈套中。

佟新在《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一书中引用拉康的话说：
“女人在一个父权制文化编码的程序化的过程中和以男性为中心的符号界是不可能被赋予任何文化意义的。

女性存在的唯一前景就是得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符号界的认同。

”
莎士比亚是占社会主导力量的男性，他一方面敢于承认并赞扬女性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另一方面却又证明女性只有化身男性才能参与到社会活动中。

法庭上的鲍西娅无论多么能言善辩，进退有据，她被认可的前提仍是身着男装、说着男性社会认可的法律语言、保持着男性律师的身份。

在中国元代，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对妇女的教条化束缚虽有松动，但传统的封建女教依然对妇女进行奴化教
育，向女子灌输奴性服从的礼教纲常，给她们套上精神枷锁，以使妇女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自觉遵行者和殉道士。

关汉卿同情女性、赞美女性，因此他的喜剧大多是大团圆的结局，即男女主人公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女主人公虽逃脱父权的控制，却又落入夫权的掌控之中。

王瑞兰、杜蕊娘都把后半生的幸福完全寄托在丈夫身上，希望今后凭借“夫贵妻荣”，她们的反抗是有一定限度的。

总之，这些敢于追求爱情、有胆识、有魄力的女性身上表现出的特征，都是莎士比亚和关汉卿人文主义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他们所倡导的道德原则和生活理想的形象化表现。

他们把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基本认识运用到女性形象身上，肯定了她们的人格不容侵犯，肯定了她们有自主享受自主并支配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她们忠贞的品德、她们聪敏的思想、优雅的外表，都可以成为人文主义者理想中的人物的楷模。

参考文献：
[1] 钟敏：《关汉卿笔下独特的女性形象及其成因》，《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0期。

[2] 张永文：《关汉卿杂剧的人文精神》，《戏剧文学》，2005年第1期。

[3]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4] 赵晓红：《元杂剧女性形象爱情观探析》，《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5] 袁颖：《解读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的女性美》，《辽宁师范大
学学报》，2005年第5期。

[6] 王莎列：《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观》，《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作者简介：赵利娟，女，1972—，河南济源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