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教育思想研究

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论文题目：李端棻教育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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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棻教育思想研究
摘要：李端棻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不仅是维新运动的参与者，对中国近代制度的变革起到重要积极作用，他更是一位具有近代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可堪称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创者。

本文主要以李端棻的教育思想为研究核心，从李端棻教育思想形成的渊源出发了解李端棻教育思想转变的背景，并重点介绍李端棻在近代教育改革过程中的作为及其教育理念，并对其教育方式和教育思想对近代贵州及中国有何借鉴意义做出评价。

关键词：李端棻教育思想近代教育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清朝贵州贵筑人，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开创者、中国新式教育的奠基人。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5月，他向光绪皇帝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制度改革，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方案，拉开了向近代教育转轨的序幕。

他所推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合璧”的教育理念对中国近代教育有重要意义。

一、李端棻教育思想的渊源
李端棻有苦难的经历，却能刻苦学习、饱读诗书，在清政府身居要职却能决心变法、开眼看世界，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却能提倡新式教育改革。

“他能从传统的修齐治平、忠君爱民的思想，逐渐上升到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思想．进而接近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的转变”[1]是与其家庭教养、学术风气及时代环境的变迁等各方面有密切关系的。

（一）家庭环境的影响
李端棻幼年时父亲早逝，家道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

母亲勤劳俭朴，志节高尚，其淳朴踏实的人生态度及崇高的气节对李端棻日后在学习上的严谨务实、为官上的正直、清廉都起到了不少潜移默化的作用。

李端棻父亲早逝，其叔父与舅父对其各方面的培养都不容忽视，就连李端棻晚年也说：“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2]。

其叔李朝仪，字藻舟。

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历任知县、同知、知府，升道员，晋山东按察使，授顺天府尹，一声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所在有治声。

如“任顺天府尹时，屏绝夤缘清托，行之期年，吏治一
变”[3]其舅何中宪，字湘雪，安顺人，饱读诗书。

李端棻在其教诲下日夕苦读，志向高远。

在其母亲的家庭熏染、其叔父舅父的培养下，李端棻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忠孝”的儒士品格。

但是他这种品格又与其他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不求思变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面对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的备受欺凌而“请推广学校”这体现了，“从夜郎国走出去的山里人，当了京官，却不忌‘自大’之讳，敢于‘狂言’，直谏变法”。

[4]
（二）贵州“阳明心学”的影响
阳明学说诞生于贵州，对贵州历代学子都有深厚影响。

明代贵州三位理学家，清平孙应鳌、贵阳马廷锡、思南李渭，是王阳明再传弟子。

三传弟子邹元标谪戍都匀，培养了陈尚象、余显凤等人才。

清初周渔璜服膺阳明学，清中晚叶傅潢、傅寿彤父子是阳明学信奉者，影响了黄彭年等一批学人。

丁宝桢、莫庭芝、唐炯等也是阳明学服膺者。

李端棻成长在阳明学浓郁氛围之中，必然耳濡目染。

阳明学中冲破传统的意识和民主、平等的思想，对李端棻影响深远。

他晚年主讲贵阳经世学堂，因宣扬卢梭、培根学说遭到阻挠时，便给学生演讲阳明学说，“朋友相处，常觉自己的不是，方能感化他人的不是说”，注明此题语见王阳明语录。

足见李端棻晚年服膺阳明学说。

自小所受的文化熏陶，在翰林院又受理学家倭仁、罗敦衍的影响．使李端橥一度崇奉程朱理学，思想守旧，反对向西方学习。

但是，民族危机的逐渐加深，促使李端菜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他开始对以往的学说产生怀疑和进行反思主张变法维新，进而倾向民主共和的思想。

（三）“大变时局”下的思想转变
中国封建帝制沿袭几千年，到李端棻时期，清政府已是“外壳犹存、内瓤已朽”。

自鸦片战争屈辱以来，众多仁人志士投入到改变中国现状、探索救国救民道路。

如林则徐、魏源等提出的“师夷制夷”之大计；李鸿章、曾国藩等“洋务运动”，设同文馆翻译西方著作；更多的官员宦游海外，写下海外纪游，使国人眼界渐开……这是一个思想革新的时代，虽仅仅是停留在技术、经济、海防等物质层面。

甲午战败，康、梁“公车上书”，维新思潮随之风起云涌、戊戌变法运动逐渐展开。

李端棻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之下，他忧国忧民的的爱国主义激情瞬间迸发，他开始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感兴趣，关注时事，极力想改变中国旧的教育制度以挽中国于狂澜之中。

《近代名人小传》中追忆李端棻“甲午谒于京师，颇论时事，娓娓道东西方制度”[5] ，因为他深知内政不修，纵有坚船利炮也是难以抵御的。

而李端棻自小所崇奉程朱理学，正是在时代潮流下，李端棻渐渐摒弃守旧的
理学，逐渐倾向于革新，对科举的“帖括”之学深表厌恶，发出了“帖括词章误此生”的感叹。

从而萌发了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念头。

二、李端棻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中的作为
李端棻自道光二年入翰林院至光绪二十二年，从事学政三十三年，其政历生涯，使他深知科举制度专注考试、忽视教育的避害，深知科举选拔制度的弊端。

李端棻在教育上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提倡教育、请推广学校，重视科学、创仪器院以及在戊戌变法中所提出的“经济特科”等培养人才的举措。

（一）“请推广学校”
李端棻制订出一套完整的教育改革方案，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折”，简称《请推广学校折》。

主要内容包含学校的设立：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

学生的来源：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入学。

学习的课程：诵四书、通鉴、小学等书，而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理之平易者，以三年为期。

人才培养上：省学选诸生(秀才)年二十五下者入学，其举人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通经史予及国朝掌故诸书。

而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以三年，为期。

京师大学堂选举贡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

因课程繁多，可“分斋讲习”即分系科。

为了繁荣教育事业，折中还提出五项辅助措施：一为设藏书楼(图书馆)；二日创仪器院(科学实验室)；三日开译书局；四日广立报馆；五日选派游历选派学生出洋游学。

此折于1896年6月12日上奏，光绪皇帝于8月11日命内阁议复，除“广开报馆”一节外，其余均准予施行。

（二）维新变法的举措
在变法维新的若干举措中，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设立学堂，提倡西学，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等，这一系列措施在中国教育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端棻积极支持开“经济特科”以选拔人才，他保荐了十六位“洞达时务”的人才。

所举荐者为：翰林院编修严修，庶吉士熊希林、贡生唐才常，庶吉士寿富f皇族1，工部主事曾习经，知县狄葆贤、夏曾佑、汤寿潜，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助教崔朝庆，举人宋梦槐、陈先甲，附生徐勤，监生罗普，学生戴修礼。

这批人在当时虽未受任用，但后来都各有作为。

（三）为贫困地区人才减免费用
李端棻是最早提出为贫困地区学生减免费用的人。

当时虽然还不存在“教育
乱收费”问题，但他看到云贵两省地处偏远，“士多寒酸”，士子们去北京会试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车马费用负担沉重，不少人因出不起钱雇车马，只得靠步行进京，往往误了会试。

或负担不起进京费用，虽考中举人也只有放弃进京会试的机会。

于是他与云贵总督刘岳昭、云南巡抚岑毓英联合上奏清廷，请对“滇黔两省举人会试，例给火牌驰驿至京”，得到朝廷批准。

从此，滇黔两省的举人，凭着官府发给的火牌进京会试，沿途驿站免费提供马匹车船和伙食，这项措施为滇黔两省造就了不少人才。

三、李端棻的教育思想内涵
（一）变革的教育思想，适应时代潮流
甲午战争失败，李端棻鉴于国家羸弱，非有济难瑰伟之才不能富强，遂上书“请推广学校”，设学堂以培养通才，实为全国普及教育之始。

“东方兵事初定，天子思奋发有为，下诏求贤，端棻以国事之弱，视乎人才，而人才之兴，由于教育。

”这通常被看做政治意义上的“新政之始”，但从教育意义上而言，它有着更广泛而深刻的意义。

从第一个层次上阐述了人才、教育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教育兴，则人才通，人才通，则国家强。

李端棻教育思想里很重要的一点即是要重视人才的培养，而在当时社会下要想培养人才，最迫切的是需要改变旧有的教育制度，所以变革教育思想，以适应当时社会需要、历史发展，这也体现了另一层次的含义，即教育变革要适应社会发展，教育目的是改变当时中国社会落后的旧面貌，教育一方面有其独立发展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需要满足社会的需求以求经世致用。

（二）完善的教育体制，保障教育实施
李端棻站在历史的高度把握近代教育发展的趋势，并藉以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体制。

他在奏折开篇就指出：“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

”特别指出，国家的教育现状已成为国家实施变法的严重障碍，制约了国家对人才的培养，再如梁启超《戊戌变政记》中所言“常科以八股楷法取士，但使能做八股，能做工楷，虽一书不读，亦或入翰林，登显秩，积资以致公卿、督抚……相率于不读书，不讲实务，人才愚陋，实由于此。

”而李端棻正是看到了旧体制的弊端，开始摒弃科举八股皓首穷经博取功名利禄的陈腐教育体制，采取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合璧”的一套先进作法，对传统文化既有继承，更有革新，目的是为了培养于国家社会有用之才。

《请推广学校折》从学制的年限、教学的内容、办学的经费到讲课教习、藏书楼、选派游历等等，我们可以知道李端棻提出了一整套完善的新的教育体制。

（三）“变通”人才的培养，教育发展的关键
李端棻深知变法之要在于人才，人才之兴在于教育，只有培养出一大批有实学的人才，国家才能强盛。

他始终把人才、教育放在重中之重，他对有识之士，唯才是举，不拘泥于旧习。

如1889年，他以内阁学士的身份典试广东时，发现了梁启超的博学多才，不仅将他取为第八名举人，还将自己的堂妹李慧仙许配给他。

李端桑慧眼擢拔梁启超，是戊戌变法史上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

由于为系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因而也得到李端棻的提携，使他们的政治主张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同。

（四）兼收并蓄的教学内容，适应形势发展
李端棻教育思想中有一点即兼收并蓄，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传统的，只要是有利于人才培养、教育进步都值得提倡，这点在其教育内容中体现明显。

他强调教学内容应“中西并重，关其会通，无得偏废”。

并由洋文、洋语扩大到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矿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诸多学科。

这就改变了传统的“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国之原，一切要素多未肄及”的缺陷，同时分科教学，有利于培养各类专业人才以供国家所需。

四、李端棻教育思想的影响
（一）对贵州教育事业的积极作用
贵州自古教育落后，师资缺乏，李端棻回乡后以毅然已开贵州风气为己任。

首先，宣传近代先进思想，为贵州引入进步之风。

李端棻以《卢梭论》、《培根论》为命题，阐发西方民权、自由思想，把卢梭与中国的孔、孟相提并论，传播西方的学术思想。

其次，撰写《普通学说》，普及贵州教育发展。

此书由贵州官书局刊印于光绪二十九年七月。

他在书中说：“当今之世所最急者，教育与政治；所急需者，教习与深于政治原理之人。

”该书给贵州的近代教育改革提供了教学资源，为贵州的近代教育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第三，在贵州开办学堂，进行新式教育。

李端棻与于德楷、乐嘉藻等合办了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公立师范学堂，以此作为发展教育的契机，力图尽快为贵州培养尽可能多的教育人才。

1902年，他们又创办了贵州第一所公立中学堂——贵阳府中学堂。

1906年，李端棻与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人发起成立了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教育总会的成立对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不到十年的时问内，从李端棻在经世学堂传播卢梭、培根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到全省各地学堂的纷纷开办，既反映了社会进步发展不可阻挡之势，也记载了李端棻以开通风气为己任的不朽功绩。

（二）对中国教育的深远影响
李端棻所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教育改革举措，不仅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拉开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轨的序幕。

其教育思想理念对中国教育的发展进步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各地学堂的建立普及了中国教育。

根据他的《请推广学校折》而于1898年5月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当今闻名遐迩的北京大学的前身。

它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也是戊戌变法运动所保留的重要成果之一。

为后来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乃至最后废除科举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其所奏请设藏书楼，促成了中国最早的图书馆的诞生；所奏请选派游历各项，促成了清末“新政”出洋留学的高潮，使学西学之风盛行。

第三，李端棻适应时代潮流的变革思想对于当今神话教育体制改革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其兼收并蓄的教学内容对于全球化形势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教育思路，其人才培养注重综合素质、注重社会需求对于今天教育课程的设置、人才的培养液有深远意义。

总之，李端棻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及现实价值。

李端棻教育思想的形成是有着深刻的家庭、时代及学术风气的渊源，其教育理念也是在近代教育改革过程中逐渐渗透形成的，其教育思想有为广泛的内涵，不仅从教育体制变革、人才培养，而且从课程设置上及对西方文化态度上等等方面都有体现。

虽然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李端棻的教育思想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也有其局限性，但他积极的教育理念对贵州及中国教育的发展都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作为历史文化名人，他的事迹、遗迹和作品既是当时历史文化的浓缩、标志和象征，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载体，更可称之为当时“民族精神的最大标记”。

李端棻先生在贵阳 ,贵州其至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都发挥过重要作川。

他的思想和行为是特定历史时期巾华文化构建的重要部分。

?是我们今天重提李端棻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为何要重提李端棻，
多元化育才之路的构想
李端棻作为清政府封建官僚中一个改革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无论是在政治改革还是教育改革中#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一身绾结了京师大学堂即后之北京大学的创建、戊戌变法两大历史事件，后来的护国倒袁运动，也与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没有他，这几件大事会是另一种面貌。

[1] 张建新.从<芯园诗存>看李端棻思想的转变[J]．思想纵横，2008，（10）.
[2] 何麟书．苾园诗存序，贵阳五家诗钞[M]．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3] 秋阳.李端棻传[M].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4] 石胜昌.简论李端棻的改革思想[J].安顺学院学报，2012,14（6）:108-110
[5] 钟家鼎，等.李端棻《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研究[J].贵州文史丛刊，2004，（1）:14-19
[6] 清史稿-李端棻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 梁启超全集一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 (民国)贵州通志·李端棻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9] 付宏.一百年后看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J].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25（5）:16-18
[10] 侯绍庄.维新大员几李端棻[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
8-10
[11] 袁仕洪.李端棻与康有为新式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J].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2,10（6）:53-55
[12] 张建新.李端棻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1）:166-168
[13] 中国清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4] 黄江华，等.李端棻：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J].教育发展与研究，2009，124-125
[15]黄江玲，黄万机.李端棻思想演化历程探寻，贵阳市委党校学报[J].2011，（2）: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