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视角下《蛙》的英译本研究

Journal of Chizhou University2019年8月第33卷第4期Aug.2019Vol.33No.4收稿日期：2019-02-11作者简介：穆可娟（1965—），女，安徽颍上人，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学；李雅（1996—），女，安徽五河人，安徽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

关联理论视角下《蛙》的英译本研究穆可娟，李雅（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合肥230000）[摘要]《蛙》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2014年葛浩文将其译成英文出版。

本文以关联理论为视角，从词汇、句法和篇章三个层面对葛浩文所翻译的《蛙》的英译本进行分析，探讨其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为其他文学作品的翻译提供参考。

[关键词]关联理论；《蛙》；文化底蕴[中图分类号]H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102(2019)04-0076-03《蛙》是莫言先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之一，也曾获得过第八届矛盾文学奖，是一部深受中国读者欢迎的小说。

该小说也受到葛浩文先生的青睐，并在2014年将其翻译成英文出版。

出乎意料的是，这部有浓厚中国乡村风情的小说，译本一经出版就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

2015年该小说的英文版被《纽约时报》评为最畅销书之一。

究其原因，是因为葛浩文先生能把这部乡土作品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英文读者面前。

《蛙》是以妇产科医生“姑姑”的一生为线索，真实地反应计划生育国策在中国的实施过程。

小说蕴涵了很多中国特有的文化特色，文中很多描述对中国人已司空见惯，但对非本族语者来说却难以理解，这无疑增加了译者对这部作品的翻译难度。

自从《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学者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比如，有学者从《蛙》这个标题的隐喻意义进行研究，有学者对《蛙》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研究，也有学者对《蛙》中具有地方特色的谚语进行研究等。

但学术界对《蛙》的英译本的研究却不是很多，从关联理论视角进行的研究更为罕见。

1理论依据从格莱斯所提出的关联概念入手，斯波伯和威尔逊在翻译学领域，通过将语言中超符号关系的相关研究引入到认知领域之中，提出了关联理论[1]。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双方能够互相理解对方话语意思以及暗含信息，源自于二者之间存在“关联性”这个最佳的认知模式。

关联理论是一个关于交际和认知的理论，强调语用和认知原则在语言理解中的作用，主要包含两个原则：即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

20世纪90年代初期，语言学家恩斯特・奥古斯特・格特最早将关联理论运用到翻译领域，其专著《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于1991年出版。

关联翻译理论打破了以往研究界认为翻译活动只是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的看法，认为翻译活动中的交际除了译者，译文读者之外，还包含一个重要角色——原文作者，三者是一个动态的关系。

按照关联理论，翻译活动包含两次交际过程，每一次交际均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次交际是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的交际，第二次交际是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2]。

作为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译者在翻译时，重要的是需要考虑到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文化背景的差异，进而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来进行翻译。

关联理论的运用也体现在了文学作品的翻译上。

文学作品中往往蕴含着原文作者所在世界的深厚的文化底蕴，面对文化差异，译者进行翻译时应尽量找到原文和译文之间更大的关联性。

2基于关联理论视角的《蛙》的英译本分析莫言先生的《蛙》展现出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和特殊的历史环境，很多内容对非本族语者是难以理解的。

葛浩文先生在翻译《蛙》的过程中，非常注意保留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意蕴，在追求原义得到顺畅理解的同时，也很重视文化的有效传递，以及原著创作风格的重现与对等，成功地采取了多种翻译技巧，使得非本族语者也能够很好地理解该作品。

其英译本曾在2015年被《纽约时报》评为最畅销DOI ：10.13420/ki.jczu.2019.04.020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从关联理论视角来看，这个成功契合了关联理论，其诸多具有特色的翻译都运用到了关联理论。

以关联理论为视角，从词汇、句法和段落篇章三个层面，对葛浩文翻译的《蛙》的英译本进行探讨。

2.1词汇层面词汇是语言系统构成的基本单位，有的词汇直接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

在翻译理论中，人们将这种蕴含着民族文化的特色词汇称之为文化负载词。

中国学者廖七一认为，所谓文化负载词汇，是指某个民族所特有的词汇，反映着该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这些词汇并不是一蹴而就、数月数年就可以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步积累而成，是特定文化的一部分[3]。

莫言先生的《蛙》是对山东高密东北乡历史的写实，因而其中包含了大量体现当时、当地文化、历史的文化负载词，如人名、中国特色食物名称、具有地方特色谚语等。

译者在翻译此类词语时，应根据关联理论的翻译原则，把原语作品词汇中所蕴含的浓郁的文化特色忠实地反映给非本族语者，传达出原文本特有的信息，进而满足译文读者在阅读时对词汇和短语的期待，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意图。

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先生运用了多种技巧，如音译、直译、释译等，对这些词语和问题作了巧妙处理。

2.1.1音译关联不同的译者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各不相同，有的采用音译法，以音代意，以发音为纽带使两种语言进行转换，以译入语的声音替代元语言的字形。

在小说《蛙》中，人物的姓名十分独特，虽然姓氏是常见的姓氏，但人名却几乎全是以人体器官等命名，比如鼻、肝、胆、眉等。

这与当时农村的地方思想“贱名者长生”有着一定的关联。

此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具有某种意义，用人体器官命名也间接地表达出了对生命的敬畏。

对小说中那些显得有些奇怪的名字，葛浩文先生几乎都采取了直接音译的方式，例如，将“陈鼻”翻译成Chen Bi(Nose)、将“王肝”翻译成Wang Gan(Liv-er)，避免西方读者觉得奇怪和厌烦，因为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只需要了解人名即可。

再如中国特有的乐器“二胡”一词，葛浩文将其翻译成“two-stringed erhu”，在此译例中，译者用音译加上补偿的方法来解释这个中国乐器的特点（两根弦），更加方便译文读者去理解。

再比如“姑姑”的翻译，葛浩文先生直接将其音译为“Gugu”，而没有翻译成“aunt”等，“Gugu”的翻译比较亲切，且姑姑的叫法是中国文化里特有的称谓，英语中“aunt”的所指范围要比“姑姑”大，因而直接音译成“Gugu”更为合适，更加有利于译文读者对其确切意义的理解，避免译成”aunt”所造成的人物关系的模糊认识。

2.1.2直译关联所谓直译，通俗来讲，就是直接翻译，即对原文进行逐字逐句地翻译，这种翻译方式既保留原文的内容，也保留原文的形式。

一般来说，为了避免译文的生硬，是不采取此种翻译方式的。

然而，葛浩文先生在翻译《蛙》这部小说时，采用了大量的直译翻译方法，并做到了在保留原语形式的同时又准确传达出了原文的信息的目的。

例如，“恭喜啊！”姑姑道，“我说，王小梅怀了龙种，我们院后继有人了。

”葛浩文先生在翻译“龙种”一词时，将其翻译成“dragon seed”，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手法。

尽管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龙种”这种说法，该词仅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然而，即使读者没有接触过这个词，也可以通过阅读上下文猜测出其词义，能够将其含义与译文关联起来，故此，翻译者采用直译的方法，保留了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再比如原文中的“日落西山”，葛浩文将其翻译为“in the sunset of his life”，用的也是直译的方法，指的是“人生的西落”，英文翻译使用和中文相近的暗喻，虽然没有“西山”，但这个英文的说法和中文是相近的，能够被译文读者所理解。

2.1.3释译关联所谓释译，是指译者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特色文化词汇时，为了帮助非本族语者更好地理解其含义，就会用简洁准确的语言对这些特色词汇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使表达更通俗易懂的一种翻译策略[4]。

例如，原文“暂名青蛙的‘蛙’，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娲’。

”葛浩文将其译成“for now it’s the‘wa’in ‘qingwa’，but I can change it later to the‘wa’in‘wa-wa’for babies，or in‘Nvwa’，the goddess who creat-ed mankind.”在此例中可以看出，葛浩文先生将“女娲”翻译成“‘Nvwa’，the goddess who created man-kind.”。

“女娲”是中国民间神话中的人物，而国外读者并不了解中国民间神话及相关的文化知识，若直接音译成“Nvwa”给国外读者阅读，他们可能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

因而译者要充分利用关联理论，通过对其进行适当扩充以促进读者的理解，葛浩文便使用了释译的手法，在音译过女娲的名字后，又解释说她是the goddess who created mankind。

这样的一种翻译形式既能传递原文意义，又能让译文读者对我国这个独特的民间神话人物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从而促进读者对于整部小说的理解。

总之，翻译是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第4期穆可娟，李雅：关联理论视角下《蛙》的英译本研究77翻译的核心是语言，其根本任务是传递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需要将原语言的文化内涵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之中，翻译活动不仅仅是词语含义的转化，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输出的过程[5]。

在翻译《蛙》时，要将翻译从语言层面提升到文化层面，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消除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障碍。

2.2句子层面相对于词汇而言，句子是一个能表达完整思想的语言单位。

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相同的词汇也会常常表示不同的认知情境。

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应用关联理论来进行翻译指导，同时，要能够准确把握原作者的表达意图，运用多种翻译技巧，以便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新的明示，使译文读者能准确理解和感知原作者的表达意图。

为使译文读者最大程度地获取原文作者的意图，译者需要对内容的关联性更好地进行把握[6]。

例如小说原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真是糊涂，我引狼入室，我助纣为虐！”葛浩文先生将此句翻译成“‘What a fool I was，’she said angrily，‘letting the wolf in the door.’”原文中的“助纣为虐”是中国历史典故，译者把“我助”的意思翻译到第二句里面，直接说他帮助他做了哪些坏事。

葛浩文先生觉得这个典故的历史背景很复杂，他巧妙地用意译的策略，传达这个比喻想要表达的意思，即其含义是“帮助坏人”。

这是一种很好的策略，能够保证译文和原文之间保持对等的明示推理，以便达到最佳的关联。

再比如，“乳名端阳，学名万心。

”，葛浩文先生将其翻译成“They called her Duanyang until she started school，and was then called Wan Xin(He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