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构架的演进与重建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带有许多令世人一时难解的“历史之谜”。

爱因斯坦在作东西方文化比较时，就曾惊奇地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

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①对这一著名的“爱因斯坦之谜”，需要从东西方两大逻辑体系的区别与联系，需要从弄清楚《周易》《墨辨》类推逻辑独特的逻辑结构与认识功能中去寻找答案。

②同样，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提出的“四个讲清楚”，不仅体现了中央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和无比自信，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提出了文化学、文明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历史文化之谜”。

例如中华文化为什么能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历经无数刼难而不中断？中华文化为什么能博大精深，能吸收诸如印度佛教、西方近现代文明等强大的异质文化之长而不被同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是中华民族雄立世界—————————————————————①《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第46页。

②参阅陶伯华：《试论类比推理的逻輯结构与认识功能》，载《求是学刊》1984年第3期。

《时代呼唤着现代新工具》，《中国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全国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会入选论文，载上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12期，收《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论文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新工具》，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民族之林的突出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喷发的第一轴心期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什么也一定能够在未来的第二轴心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开创世界文明新的格局？要回答这些带根本性的“历史文化之谜”，笔者认为就一定要进入文化学、文明学研究的更深层次，“讲清楚”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的宏大构架及其演进历程与未来走向。

一、第一轴心期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构架的形成轴心期理论是与海德格尔并称为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

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史前，第二个时期为古代文明，第三时期是轴心期（Axial Period），第四个是近现代的科学技术时代。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轴心期”比其它三个时期更为重要。

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基。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

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

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①从人类文明演进史来看，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确是一个社会变革、百家争鸣、巨人辈出的伟大时代。

由于轴心期较高发展阶段的人具备了能够把握世界普遍联系、洞察事物底蕴的抽象范畴思维、逻辑思维能力，因而他们能够第一次自觉深入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层面，探索精神文明与学术体系的基本结构框架。

再加上当时仅隔二三百年时差的冶铁技术革命在各轴心地的急剧推开，就引起了几乎同步的“天崩地裂”式的经济社会革命与相应的意识形态革命。

这个伟大的意识形态革命，确立了学术体系的框架，奠定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基础，形成了精神生产的独立群体，使人类文明发展又获得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新飞跃点、新支撑点。

只有经历轴心期革命或接受轴心期革命成果的，才能真正跃入文明的自觉阶段。

“轴心文明”的确立，突出表现为第一轴心期“元典”的形成闻世，各种学术谱系核心范式的奠定。

神话思维的“密索思”在各民族的神学谱系中获得进一步的深化发展，特别是在希伯来先知确立的一神教教义、古波斯袄教的善恶二元体系、古印度释迦牟尼对苦难人生的深层思考中衍生出影响至今的世界三大宗教。

古老原型中内涵的理性思维的“逻各斯”，在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学谱系中得到片面而又充分的发挥。

改变近现代世界面貌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可以溯源于此，也应该归功于它。

世界第一轴心期的古印度、古波斯、希伯来的宗教大师们信守神学，只是进行了神性的升华；古希腊的哲学大师们倡导理性，但始终不离神性；唯有历史悠久的古中华，在六经开道的基础上，其出场的第一位道家宗师老子，就以其超越时代认识水平的五千言《道德经》，以中华道学替代三代以来的“天命神学”。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李约瑟认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

这些观点，都认为老子在学术上的地位应先于、高于孔子，老庄道学实为中学之本根。

这是因为，在世界观上，老子是第一位以道学取代神学的学术宗师，深入到世界的本根；在历史观上，老子是第一位以母系原始文明反对异化的阶级文明的思想大师，深入到社会形态演化的本源；在运动观上，老子是第一位系统提出素朴辩证法的哲学大师，触及到宇宙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人生观上，庄子承继深化了老学，也是第一位强调亇体精神自由的大学者，追求理想境界的最高层面；在美学上，老、庄都是追求“天地大美”的诗化哲学家，开拓大道文化的自然诗性之维，触及到人性结构的最高层面。

在创立中华道学上，如果说道家更多地是强调“天道”的本根意义、超越意义，那么儒家则更注重“人道”的伦理意义、治理意义，强化了道的德性之维。

曾向老子问礼的孔子，直接继承周代的礼乐文化，全面承接并重新整理“六经”，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道学。

孔孟“仁”道，表现了儒家入世进取追求超生死的伦理和谐的社会理想。

儒家仁学的基本思路，是从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如何可能的诘问开始，由血统到道统再到政统，在家国同构类推的基础上建立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

它用维护家族集体生命的无限延续来回答个体有限生命如何超生死的问题；它用家庭伦理道德，用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来保障家族集体生命的有序持续；然后将家庭伦理发散到社会政治，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支持“尊尊”的“三纲五常”宗法等级制度。

用这种巧妙的方法，儒家就把外在的强制的等级制度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道德伦理意识，就把自己的学说植根于普通人心深处最本能、最日常、最亲密、最难以摆脱的“亲亲”观念与血缘关系之上。

这样，就使儒家学说既获得了远胜于其它学派的社会基础，又受到了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亲睐赏识。

孔子创立的儒学，还借助民间教育的传承文化渠道，在其众多的弟子努力下发展为一门“显学”，并长期成为中学之主干。

世界学术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奇特现象是，以倡导理性出名的古希腊学者，却不讳言神性。

与此相似，中国的墨家在诸子中是最讲鬼神的，又是最讲理性的。

墨家建有严密的组织，徒党以“勤生薄死，兼爱天下”为践行原则，摩顶放踵，奔走天下。

墨家高标远古先王平等的“兼爱”，反对周代礼乐文化的“差爱”，倡导理想理性；倡导有利百姓的“非攻”、“尚贤”、“节用”、“节葬”等实用理性；十分注重逻辑学的名理研究，倡导别具一格的逻辑理性；墨家许多代表人物来自“农与工肆”，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与科技知识，高度重视科学理性并取得许多重大的科技成果。

为此笔者认为，墨家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华道学确立了理性之维，墨学湮没千年后在现代社会中再度成为中外学者亲睞的“显学”是有其深层原因的。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虽为“显学”，但对当时社会变革并未起到多少直接的推动作用。

列国诸侯为了争霸，纷纷启用力主富国强兵的法家。

法家中的不少政治代表人物，如管仲、子产、李悝、吴起、商鞅、韩非等，也就应运而起，成为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改革派。

法家主张“法不阿贵”，要求限制贵族特权，限制“亲亲”“尊尊”的贵族制度，维护新兴的中央集权，重视人的物质利益追求，用法律规范功利性，推进中国走向统一，具有历史进步性。

司马迁在《史记.平——————————①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准书》中写道：“魏用李克（悝），尽地力，为强君。

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

”李悝制定的《法经》，主张“刑无等级”，“重其轻者”，实行“食有劳，禄有功”的社会功勋制，推进了废除贵族特权世袭制的社会变革。

商鞅变法承其《法经》，为强秦一统天下打下了基础。

以后汉承秦制，阳儒阴法，霸王道杂用之，形成了中华治道的基本格局。

第一轴心期的先秦诸子不仅共尚“大道”，还从各亇侧面开拓“道”的范畴。

道家强调的道的自然诗性之维，儒家强调的道的伦理德性之维，墨家强调的道的逻辑理性之维，法家强调的道的规范功利性之维，形成了从认识论、价值论到本原论的完整学术建构。

用“大道统”观来看诸子之学，他们围绕“道”确立的自然诗性之维、德性之维、理性之维、功利性之维，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人性结构，形成了一个理论覆盖面很广，可以容纳各种学说的比较完整而宏大的“一体四维”理论框架，这也是神学体系、西学体系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中华大道文化的独特优势之所在，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之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轴心期闻世的各种“元典”有一亇基本的价值取向，即面对私有制社会急剧膨胀的私欲、权欲、占有欲及其引起的社会危机，学术大师们都想返归到原始社会中去寻找解救的药方。

《圣经》中浑朴无知的伊甸园，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共产共妻制，老子绝智弃圣的“小国寡民”，墨子的“兼相爱”，孔子的“泛爱众”以及后儒追慕的“大道之运，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都是对原始文明的理想化描述，然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终极的价值追求与目标愿景。

正是依托于轴心文明的这一深层结构，被私欲、权欲、占有欲迷失了方向的后人才会一次又一次地返归轴心地朝圣，再度中兴的后续文明才要一次又一次地从第一轴心期各种“元典”中去吸取灵感。

二、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构架的深化与历史局限先秦诸子学仅从以上道、儒、墨、法四大家的比较中，就可见诸子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各有其合理性亦各有其局限性。

然而诸子各自偏执的人性维度又都从属于、服务于“道”范畴。

从学术发展自身的逻辑看，诸子通过百家争鸣，在“一体四维”的理论构架下，必然相互补充，走向融汇深化。

而战国后期出现的大一统趋势，则加速了这种走向融汇深化的步伐。

战国七雄中秦国最具统一中国的实力，权贵吕不韦门客三千，“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为《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第一部广纳诸子学说的文集，但长于汇，绌于融，未能揭示诸说的内在联系，被贬之为“杂家”。

在齐国宏大的稷下学宫中，经诸子长期切蹉后遂步形成的黄老学派，进行了统一诸子学的新尝试。

郭沫若先生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

……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