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学的反思——清代汉学与国际汉学

关于“汉学＂的反思

・学术动态・清代“汉学＂与国际汉学口李江辉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认识的逐渐深入，兴起了许多热潮。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生活对现实的补充和调节功能。反映了人们对传统的态度逐渐回归理性。在弘扬民族精神、构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特色．同时和谐地融人世界文化大家庭中．成为大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在这些潮流中．国内的“国学热”．国外的“汉学热”尤为令人瞩目。

“汉学”主要有三种含义：

一是与“宋学”相对．专指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潮流．即“乾嘉汉学”．也称“朴学”。这是对清代经学家好儒信古。治经注重字句和名物训诂考据。反对宋儒空谈义理，推崇汉儒朴实学风的概括。清代汉学重考证．崇尚以汉儒章句训说经典，用汉儒注书条例研究群书．发展为以考据为重点的学问．包括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考古学、金石学、甲骨学、简牍学等。

二是国际汉学．指国外对中国历史：《化的研究，一般采纳德国汉学家奥托・弗兰克的定义．认为“汉学就是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欧洲早期汉学起源于传教士，在明末清初逐渐兴盛．开始进入学院成为一门学问．这与乾嘉汉学的形成时代相仿。他们研究的重点是历史与人文．特别是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宗教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同时也包括某些“专学”研究．如敦煌学、考古学等。这类研究往往与其所在国家的学术思潮和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还会因为地理上的差异而展现出不同的特色。

胡适在１９１６年４月５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ｏｒＳｉｎｏｌｏｑｕｅｓ．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这种启发主要表现在新颖的方法、独特的视角等方面．不拘泥僵化．因而显得内容丰富、观点独特。对于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中国研究就像一面镜子，他们的冷眼旁观．往往会呈现一些为我们忽视的东西。

三是泛指汉民族文化或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近年国内学者呼应国际汉学而提出的，意图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国际化的同时保持民族特色。

表面看来上述三种“汉学”似乎并无关联．但仔细考察近代学术史。却可以发现从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型直多ｌ今天，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加深，三者之间隐而不显的联系。

关于清代汉学的形成。近代和当代学者都有所分析。梁启超将清代汉学之名的确立归功于惠栋，认为惠氏治经求之汉唐注疏，“累世传之，惟古是信．惟汉是从．自是‘汉学’之目．掩袭天下．而共尊惠氏”．“惠氏祖孙父子，而定宇最有名于乾隆间．以记诵浩博为学．其《易汉学》、《九经古义》、《后汉书补注》等最有名于时。‘汉学’之名盖于是创始焉。”（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２—６３页）朱维铮也指出．乾嘉之际的所谓汉学．“本指否定宋学、唐学而恢复贾、马、服、郑一系的东汉经学。”（《汉学师承记・导言》．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５页）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清代的汉学不同于汉代学术．是以汉代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刘师培说过：“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著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故所学即以汉学标名。”（《左盒外集》卷九《近代汉字变迁论》）然刘说也只及于汉儒的训诂方法与注书条例．还没有明言这种方法的内涵。章炳麟归纳其中优良的方法为六点．说：“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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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文录初编》卷一《说林下》）

“汉学”一词作为对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学术的整体概括．其确立与流行源于江藩与方东树之间的争论．他们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和《汉学商兑》中对将乾嘉乃至清代学术概括为“汉学”的问题进行辩论。并将汉宋之争推向顶点。尽管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以“汉学”称乾嘉学术未必符合整个清代学术发展的事实．但后人在使用“汉学”一词时实际上还是依照江藩的理解来定义的。“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皮锡瑞《经学历史》）清代学者研究范围大都以经学为主．而旁及文字、音韵、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典制、校勘、辑佚、辨伪等。江藩是惠栋再传弟子．惠栋所标榜的“惟汉是从”是吴派治学的显著特点．江藩受此影响。称乾嘉之学为“汉学”．实际是想以吴派的特点来整合整个清代学术。

其实．对能否以“汉学”概括清代学术．历来是有争议的。乾嘉汉学的背景是汉宋之争．有着过分强调考证、忽视义理的倾向．随着乾嘉时代结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纯粹考据无益于身心．国家民族的弊端越发暴露．对乾嘉学术进行反思、改造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从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派别来看．既有以惠栋为首的吴学．还有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前者确有惟汉是尚、惟汉是从的倾向．后者则比较注意运用与吴派相近的考据手段发掘经典的原始意义，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等．表现出与吴派不完全一致的特点。因此．晚清时期的汉宋合流、今文经学兴起正是对乾嘉汉学的补偏救弊．在继承其考据方法的同时．重新挖掘“经世致用”之学．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治学理念得到继承发展。

章太炎、刘师培等重申“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赋予汉学新的含义，并积极借鉴西学．其经学、史学、文学研究融入新式学问．摆脱了乾嘉汉学的繁琐、僵化局面．从“旧学”中发掘“新知”．把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世界汉学大会２００７”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６４学纪宝成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章太炎先生称国学为一国固有之学．吴宓先生称国学为中国学术的总体．钱穆先生则将中国文化概括为人统、事统和学统。然而无论国学是什么．无论国学的边界怎样模糊。它的内核始终是清晰的．它也必须成为汉学所关注的对象．并且与汉学相互激荡。”纪先生认为“汉学”或“国学”学科是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传承的内在脉络以及民族文化的内核。但是．清代“汉学”和近代“国学”在历史上都只是一段时期内的特殊学术潮流．并不代表整个传统文化．甚至它们在各自时代也并不被用来概括当时文化和学术的全部。

近代学者国学研究的对象还是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但对学术的态度与清代已有明显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继承明末的“经世致用”思想．借鉴西学．努力做到中西贯通。他们与国际汉学界的交往密切．这种交往建立在真正的学术研究上。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与欧洲、日本汉学界之间相互影响．在语言、文献、观点、方法上互相启发。国际汉学界也吸收了许多清代考据学的方法与成就．特别是在语言、文字、音韵方面．较此前西方的探险式考察、旅行式介绍和基本文献的译介更进一步。二战后的国际汉学中心从巴黎转移到美国。研究兴趣和方法理论均有较大变化。例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研究．就是把“东方”作为西方的文化霸权符号来研究．现实色彩十分鲜明。是二战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典型代表。所以，海外汉学本质上是外国学．海外中国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本国提供参考。

清代汉学的考据影响了那一时期的欧洲汉学．塑造了那个时期的“中国形象”；而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汉学又在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所谓“汉学”；我们似乎又在根据国际汉学这面镜子所反射的那个“中国形象”塑造着自己。这些都还是有待进一步反思与研究的问题。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邮编７ｌ００６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