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冕与加冕 巴赫金的史诗与小说

（一）
巴赫金（ＭｉｋｈａｉｌＢａｋｈｔｉｎ，１８７５—１９７５）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前苏联文艺理论家。

他从事哲学、心理学、语言学、诗学等方面的研究，被世人誉为文学批评的奇才。

其主要著作有《弗洛伊德主义》（１９２７）、《文学中的形式方法》（１９２８）、《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１９２９）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１９２９）等。

他在许多领域标新立异，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理论洞见：杂语性（或众声喧哗）、复调理论、对话理论、时空体理论、狂欢化诗学理论、未完成性等。

其中狂欢化诗学理论在他的整个批评活动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从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１９２９）起直到他生命的终结，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的研究。

因此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

然而，不少学者忽略了对他提出的有关小说理论的研究。

巴赫金的小说理论观体现在他的“史诗与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一文中，该文收录在他的著作《小说理论》里。

本文开宗明义，提出了体裁（文类）概念，尤其是小说体裁的概念。

小说是处于发展变化的年轻体裁：“在所有重要体裁中，唯有长篇小说比文字和书籍年轻，也唯有他能很自然地适应新的无声的接受形式，即阅读形式。

”最重要的是长篇小说没有其他体裁固定不变的程式，研究其他体裁恰如研究业已死亡的语言，而研究小说却像研究活着的语言，而且是年轻的语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与其他体裁相比照，小说从不墨守成规，讲求变动不居，即使在小说占统治地位时期，其他体裁也都不同程度地“小说化”了，其进程表现为其他体裁可塑性增强，语言杂语化，出现了“对话化”；它们中间广泛渗进了笑谑、讽刺、幽默和自我讽拟的成分；小说赋予这些体裁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未完成性，与未定型、正在形成中的现代生活发生密切联系。

与此相适应，巴赫金归纳出长篇小说固有的三个基本特征：
（１）修辞上的三维性，这与小说中现实的多语意识相关联；
（２）文学形象的时间坐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３）文学形象的塑造，获得新的领域，即最大限度与未完成的现时（现代生活）进行交往的领域。

（二）
巴赫金在论证小说第一个特点时，直接切入主题：小说在修辞上的特点，即同新世界、新文化、新的文学创作意识中积极的多语现象相联系的一个特点。

他指出，多语现象古已有之，古典的希腊人不仅感到有不同的语言，而且感觉到语言的不同时代特性，以及希腊多样化的文学方言，小说恰恰是形成和成长在外在和内在多语现象急剧积极化的条件下，这是最适宜它的环境。

在论证小说的另外两个特点时，巴赫金运用对比的方法（将小说与史诗比较）来揭示这两个特点。

首先列举长篇史诗作为既定体裁具有的三个基本特征，然后进行逐一分析，这些特点是：（１）长篇史诗描写的对象，是一个民族庄严的过去，是“绝对的过去”（歌德和席勒语）；（２）长篇史诗源于民间传说（不是自由的虚构）；（３）史诗的世界远离当代，即远离歌手（作者和听众）的时代，期间横亘着绝对的史诗距离。

在此基础上，巴赫金进行了庖丁解牛式的解读。

他分析指出，史诗的世界，是民族英勇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根基”和“高峰”构成的边界，是父辈和祖先的世界，是“先驱”和“精英”的世界；长篇史诗已经是彻头彻尾的现成的体裁，已经僵化、几乎死亡。

其体裁内的歌手和听众与被描述的英雄不仅不在同一水平，而且处于两极对立的状况，二者永远无法处在同一平面进行对话，两者隔着史诗的距离，其媒介是无可怀疑的民间传说；因为它是完成的、闭锁的，听众和歌手只能被动接受，没有任何解释和阐发的权利。

巴赫金特别强调，“绝对过去”并非通常所说的局限而准确意义上的时间概念；它是某种兼具价值和时间的等级范畴。

像长篇史诗一样的其它一切崇高体裁，亦即整个正统文学，与尚未完结的现时不可能有任何关联。

崇高体裁里对过去的理想化，具有官方性质；而小说却永远同非官方语言和思想（节日形式、亲昵话语、亵渎行为等）联系在一起。

换言之，崇高体之于小说犹如官方之于非官方，形成了高贵与低下的对立体系。

但是由于希腊小说“庄谐体”的出现（如苏格拉底的对话和梅尼普讽刺）在民间笑谑中降格。

笑谑具有非凡的意义和作用，正是它消灭了史
“脱冕”与“加冕”：巴赫金的“史诗与小说”
湖北民族学院李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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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距离，以及任何表现等级的距离。

它具有把对象拉近的非凡力量，它把对象拉进粗鲁交往的领域，在滑稽世界里，记忆和传说无事可做。

人们嘲笑是为了忘记。

这是尽可能亲昵和粗鲁地进行交往的
领域：笑——
—骂———打。

在这里，巴赫金大胆地把长篇史诗或崇高体“脱冕”，给小说“加冕”，这无疑消除了史诗遥远的距离，消弭了等级高低的界限，中心人物不再仅仅是高贵的英雄，他们可以是与英雄平起平坐的小丑、骗子以及傻瓜脸谱，出现狂欢化传闻，英雄甚至可以蜕变成小丑；对话艺术在小说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低俗化的整套体系与严肃崇高的思想在一起自由的交流研究。

如前所述，长篇史诗描述的是“绝对过去”，是完结了的、稳定不变的，它不容读者去重新理解、重新阐释和重新评价，因而它是封闭的；小说则不然，它代表的是现时、未来，它变动不居，可以永无止境地被重新理解、重新阐释和重新评价，它是开放的体系，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小说可以利用“未明的悬念”大做文章，通过它可以洞悉一切；长篇史诗（和其他久远的体裁），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另外，小说同其他非文学体裁有着特殊关系，它的基础就是个人生活、社会生活的种种非文学形式，如书信、日记、忏悔等。

就人物形象而言，长篇史诗的人物是过去的、久远的、定形的，他们是完整的，实现了内在和外在的完美统一，可归为“扁平人物”，显得缺乏生气；可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却迥然不同，他们有血有肉、常新不灭，永远属于现代生活进程和未来的主人，因此他们是“圆形人物”。

巴赫金归纳指出，小说形成于这样一个过程：史诗中的那种间距被打破，世界和人获得了戏谑化和亲昵化，艺术描写的对象降格到现代生活的未完结的日常现实。

小说体裁从发端之时起，便建立在直接与这个未完结现时相联结的领域中；其基础是个人的体验和自由的虚构创作。

从本质上讲，小说不可用范式约束，它具有极强的可塑性。

因此，巴赫金断言，“长篇小说的形成过程还没结束。

如今这个过程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的时代，世界变得纷繁复杂而深刻，人类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和批判精神，寻求符合时代脉搏的批评理路，毫无疑问，这些决定着小说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三）
通过对巴赫金的“史诗与小说”的梳理，我们发现，他创见性地提出的小说体裁概念，使小说体裁（和小说理论）研究成为二十世纪新兴的独立文学门类，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他展开体裁诗学的出
发点。

他理想中小说体现的“小说性”、“民间性”和
“杂语性”是他卓有成效的理论创见的雏形，如杂语性、对话理论、复调理论和狂欢化诗学理论都可在本文找到理论基础和踪迹。

在巴赫金看来，小说是最具有颠覆性的体裁以及唯一正在形成的、未完成性的、开放的体裁。

他还利用小丑、傻瓜、骗子这类人物形象的转义、寓意性和讽喻性，作为形式—体裁面具，发挥它们对小说体裁的特殊功用等观点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叙述学、读者反映、阐释学以及解构主义文论都产生了积极的、具有启发性的影响。

当下学界对巴赫金已经成为热门话题，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他的杂语性、对话理论、复调理论、狂欢化诗学理论和时空体理论，它们不仅运用到文学研究，而且已经渗透到文化、历史、心理学、哲学等学科领域。

近年来，巴赫金的理论已经拓展到计算机网络对话公共空间领域，如电子话语与对话、对话的电子艺术、交互式计算机艺术等。

但是运用这些理论来分析解读具体的文学文本还有待加强。

从总体上看，巴赫金的论证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较强的说服力，但有个别地方论证不力，例证不够翔实，显得缺乏底气。

如文中在论证“史诗死亡”的观点时，巴赫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只能猜想而已，”这个猜想“还极不可靠。

”此外，对于小说特征的论证过于绝对化，贬低了其它文类的存在的基础，他在文中如是说：“文学理论一碰到小说，就表现得束手无策。

”“只要不涉及小说，一切都很顺利。

”这未免夸大其词，否定了文学理论在小说研究方面的指导作用。

然而，瑕不掩瑜，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巴赫金的小说理论观对现当代小说理论的发生、发展和演进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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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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