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举的第二个案子是河南赵作海冤案

我举的第二个案子是河南赵作海冤案。

1997年10月30日，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作海和赵振响因琐事打架后，赵振响不见了。后其家人向警方报案，警方曾将赵作海作为嫌疑对象侦查，羁押20余天，后因证据不足，将其放出。

1999年5月8日，赵楼村村民在淘井时发现一具无头、无四肢男尸，被认为是赵振响。警方将赵作海列为重大嫌疑人，于次日对其刑事拘留。此后，赵作海一直羁押在看守所。

2002年11月11日，商丘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同年12月5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作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0年4月30日，赵振响突然回到赵楼村。据他说，当年打架后，他以为用刀把赵作海砍死了，遂在外流浪13年。因去年患偏瘫无钱医治，才回到村里。

2010年5月9日，赵作海被无罪释放。

2010年5月10日晚7时，赵作海终于回到了阔别11年的家乡。

2010年5月17日上午，赵作海领到国家赔偿金和困难补助费65万元。

当河南省高院法官向赵作海宣布无罪释放时，赵作海的第一个表示就是向领导鞠躬，并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监狱对我的教育。”看来，我们的监狱对于服刑人员的改造是成功的，能够将无罪的人改造成认罪服法。

赵作海冤案是怎样造成的？元凶是刑讯逼供，是公检法联合办案。

当赵作海恢复正常心态后，哭诉他在1999年5月8日至6月18日期间的经历。他回忆说：

“从被抓进去的第一天开始就被审讯我的警察打了，他们用擀面杖那么粗，那么长的木棍打我的头。”赵作海比划着，“有三四个人轮番打”。

“不让我睡觉，不给我吃饭，我后来不知道是困了，还是被打迷糊了，耷拉着脑袋，他们就问我要不要喝水，我说要，结果喝了后，人浑身发软，就像病了一样站不住，可能水里有药，我不清楚。”

“他们看我这样，就在我头上放鞭炮，一个接一个地放。”“我不承认杀了赵振响就打，生不如死啊，我那时就想，被这样折磨下去，还不如招供早点死了算了。”

赵作海回忆，后来审讯的民警问他头、四肢等尸体躯干扔在哪里，“我就胡乱编造，一开始说烧了，被打，后来又说扔在河里，又被打，我只好乱说，埋在父母坟里。”赵作海父母以及弟弟的坟因此被挖开，“赵振响的头、手脚等尸块”自然没有找到，“后来，他们就把做好的口供念给我听，叫我背下来复述，我复述得不对就打，直到我背下来为止”。

赵作海的妻子赵小齐、所谓的“情妇”杜金惠也都被公安刑讯逼供，终于把案子办成了。如果赵振响没有回来，赵作海的案子岂不成了铁案！

谁是赵作海冤案的责任人？

商丘市公、检、法三家办案机关有关办案人员是赵作海冤案的直接责任人，商丘市政法委“专题研究会”的有关组织者及参会人员则是赵作海冤案的关键责任人。

5月12日，商丘市检察院对这起错案的查究正式立案，检察机关已经对3名涉嫌刑讯逼供的公安人员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据了解，这3名当时办案的人员是郭守海、周明晗、李德领，前两者已经被刑事拘留，后者目前在逃。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纪检监察室、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纪检监察室和商丘市纪委的工作人员也共同进驻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展开调查，当年审理赵作海案的审判长张运随、审判员胡选民、代理审判员魏新生被停职接受调查。停职前，这3名法官都在商丘市中院刑一庭工作，其中，张运随是刑一庭副庭长。

柘城县公安局当年的主要领导现在都已高升，据了解，时任柘城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朱培军，现任商丘市公安局行财处处长。案件负责人丁中秋，现任柘城县公安局党委副

书记、副局长；案件负责人罗明珠，现在商丘市公安局纪委工作。

我在网络上还看到一则报道：

６月２日，记者从河南省商丘市公安局了解到，经过30天的缜密侦查，当年导致赵作海被判刑的商丘柘城“1999.5.8”杀人碎尸案成功告破，该案的３名犯罪嫌疑人及涉嫌包庇人员全部到案。

经进一步侦查，专案组认定柘城县老王集尹楼村人李海金、商丘睢阳区张庄村人杨明福、张祥良有重大作案嫌疑。三人在媒体报道赵作海无罪释放后，分头潜逃外地。专案组立即展开追捕。５月14日，犯罪嫌疑人杨明福在商丘市区被抓获；５月22日，犯罪嫌疑人李海金在天津被抓获；５月24日，犯罪嫌疑人张祥良在辽宁省沈阳市被抓获。

从2010年4月30日赵振响“死而复生”，5月9日赵作海无罪释放，到5月14日“1999.5.8”杀人碎尸案第一位真凶归案。11年前的命案，只花半个月就破了。

大家也许会认为，抓到真凶、破了陈年老案是件好事，但是我却有不同的看法，速度太快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推测：第一、或许公安机关早就知道有真凶，只是因为赵作海还被当作真凶关在狱中，不允许有两个真凶；第二、上面要求迅速破案，也顾不上会不会出第二个赵作海。

赵作海冤案的知识点

1、口供与刑讯逼供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证据有以下七种：①物证、书证；②证人证言；③被害人陈述；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⑤鉴定结论；⑥勘验、检查笔录；⑦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但是在实践中，“口供”仍是证据之王，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均属于口供。比如说受贿的案子，行贿的人说“某年某月某日送给某人多少钱”，纪检会或反贪局就对某人采取“双规”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审讯人员叫被审查人自己说有什么经济问题，被审查的人往往不会痛快地承认，于是“几天几夜不让睡觉、轮番审讯、用强光灯照射、骗供（某某都交代了，你还不说）”等办法都派上用场。终于被审查的人顶不住了，但是因为不知道底细，说的与掌握的不一样，战果不断被扩大。行贿的人说有，受贿的人也承认有，案子就“钉板钉丁”了，想推翻难上加难。我听一位有这方面经历的当事人总结：“现在难过以后好过，现在好过以后难过”。

2、再审程序、国家赔偿与责任追究

中国实行两审终审制，一审可以上诉，二审是终审判决，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对于错案（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错误或审判人员有枉法裁判行为的）通过再审程序纠正。

对于错关、错杀的，要给予国家赔偿。法定赔偿的金额很低，赵作海的65万元不是按标准计算的，是有关各方都出一点的结果，目的是尽快平息事态。但是对于错杀的人，怎么赔都无济于事，人命不是割韭菜。赵作海、佘祥林（获赔45万元）还算是幸运的，聂树斌就有些惨不忍睹。

责任追究往往是愈底层愈倒霉，特别是侦查审讯人员，而负有决定权的人，只是象征性的惩罚，比如赵作海案最后是由市政法委拍板的，政法委的领导是否要担责呢？一般情况下，作个检讨，至多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就可以了。

3、刑事辩护与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的力量对比

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权、检察权（包含公诉权）、审判权分别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独立行使。这三权属于公权。

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犯罪嫌疑人或

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可以聘请律师辩护。辩护权属于私权。

在中国的法律架构中，公权比私权不知要强大多少倍。在实践中，律师的辩护权往往还要大打折扣，使中国律师处于一种力量和作用式微的地位。侦查机关是既要防犯罪嫌疑人，也要防律师，从律师会见当事人一事上就看的很清楚。比如，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从第一次讯问之后，就可以聘请律师，除了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律师会见无需侦查机关批准，但是实践中却不是这样。在侦查机关认为还没有锁定口供之前，是不会批准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怕律师会教当事人一招，给侦查机关做口供带来困难。即使做过几次口供，仍然不放心，坚持陪同会见，看律师会对你的当事人说什么。只有当案子到法院，至少是检察院提审之后，律师才可以自由会见，大概公权力已经认为，这时候你们律师已经翻不了天了。自从李庄案发生以后，刑辩律师更是如履薄冰，把自保放在第一位，这样肯定会影响辩护的质量。

3月24日我写了一篇博客《岂能将律师锁在“大笼子”里会见当事人》，诉说我在看守所会见被告人的经历。

有人问我：刑事案件请律师有没有用？我实话实说：第一、要看你对律师抱什么样的期待，如果你希望靠律师能够把检察院、法院摆平，那么至少请我这样的律师，没用；第二、要看是哪一类的案子，黑社会的案子由政法委管、法轮功的案子由610办管，你想叫律师作无罪辩护，没用；第三、一般的案子请律师肯定比不请律师好。这个月初，我接了一个松溪县故意伤害的案子，通过阅卷，我发现该案已经超过追诉时效，于是给松溪县法院写了一份法律意见书，请求法院建议检察院撤诉，法院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检察院也接受法院的建议，撤诉了。8月16日松溪县法院裁定：准许检察院撤诉。我的当事人很满意。退一步说，即使辩护目标没有实现，当事人的亲属还可以通过律师会见，及时了解自己失去自由的亲人的情况，表示一下亲情。换言之，外面的人要了解里面的人，里面的人要了解外面的人，只有通过律师才能实现。

4、政法委与公安、检察、法院的关系

在政法委统一领导下办案是中国特色之一。比如黑社会的案子，政法委定了调子的，公安、检察、法院三家哪家还会说“不”。今年1月份，我为武夷山市杨××为首的涉黑案的被告人辩护。关于“涉黑”的罪名，所有的律师都作无罪辩护，但有什么用呢？我们律师认为，杨××犯罪团伙还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正如该集团的“老大”杨××在庭上自我辩护时说：“我算什么黑社会？我把人家打了，事后还要向人家赔礼道歉！”二审终审判决后，我当事人的父亲挂电话对我说：“早知道请律师没有用，我就不请律师了！”我放下电话，赶紧翻一下案卷，看一看“聘请律师提示”当事人是否有签字，因为在该提示中已经白纸黑字写明：律师不做胜诉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