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法律制度

作者：闲云猫提交日期：2009-8-16 14:20:00一、历史概况西周最后一个国王周幽王是个昏庸的国王，他宠爱褒姒，想杀太子宜臼（东周平王），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

宜臼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申侯勾结犬戎攻周，公元前771年，西北的犬戎族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积累的货物宝器，全部被犬戎掠走，西周灭亡。

平王靠诸侯的援助迁都洛邑，建立东周，王室衰弱，下降为中等国家。

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70 年至公元前476年,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

平王东迁洛邑以后，王室直接管辖的土地、人口所剩无几，兵力大为减少。

各诸侯渐渐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天子反而依附强大的诸侯。

有一次，晋侯准备召开诸侯会议，恐怕诸侯不来参加，就把周襄王请去，以朝天子的名义来开诸侯会，果然达到目的。

诸侯召天子，而且召之即来，说明天子已经威信扫地。

周天子在经济上也很贫困，遇事不得不向诸侯求援。

周平王去世时，丧葬费筹集不出来，即位的周恒王，只得派人到鲁国去，乞求鲁国给些财物好办丧事。

春秋时期，诸侯国有100多个,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不断进行兼并战争。

谁战胜了，就召开诸侯国会议，迫使大家承认他的霸主地位，成为“霸主”。

先后起来争霸的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历史上称为“春秋五霸”。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尚能遵循西周的礼法。

中叶以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王室权力下移。

周天子虽然名义上还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地位，但“宗子维城”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奴隶制礼法制度也相应遭到破坏，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

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到了春秋，“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出自卿大夫，甚至出现“陪臣执国命”，卿大夫的家臣把持国政的局面。

调整奴隶制等级秩序的礼法制度已失去其应有的约束作用，出现了礼的僭越。

本来郊祭是天子祭天之礼，是周天子的权利，而鲁喜公也用郊祭之礼。

旅本来是祭山之礼，是诸侯的权利，鲁国大夫季氏也旅于泰山。

各诸侯国为适应本国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相继开展立法活动,如齐国管仲立法，晋国的“被庐之法”、“夷蒐之法”，楚国的“仆区之法”“茆门之法”等等。

战国时期是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春秋后期，晋国政权为卿大夫控制。

战国初年，卿大夫中的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

稍后，齐国大夫田氏完全控制了齐国政权，继而代之原来的国君,建立田氏齐国。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并立的局面。

春秋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驱使奴隶开垦荒地。

这些田地成了奴隶主的私产。

由于奴隶的不断反抗和逃亡，一些奴隶主改变他们的剥削方式，出租田地给劳动者，让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作为地租，自已留一部分维持生活。

这样，占有大量土地的奴隶主，成为封建地主；为地主耕种田地的奴隶，成为农民。

封建地主与农民两个新兴的阶级就产生了。

地主阶级为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在各国掀起变法运动。

李悝在魏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是其中比较彻底的。

商鞅是卫国的没落贵族，他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来到秦国。

秦孝公听商鞅谈论富国强兵的道理，一连几天不知疲倦，非常赞同他的变法主张。

秦孝公召集群臣,讨论变法。

代表旧贵族势力的大臣坚决反对。

他们认为效法古制，依照旧礼,才不会出偏差。

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商汤、周武，没有依照古制而成就王业，夏桀、商纣，没有改变旧礼也不免亡国。

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必效法古代。

秦孝公坚决支持他变法。

公元前356年,商鞅开始变法。

主要有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建立县制等，商鞅变法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等鼓动太子反对变法。

商鞅处罚公子虔，割了他的鼻子（劓刑），又处罚了公孙贾，处以墨刑。

这样一来，新法得以顺利推行，秦孝公死后，公子虔诬告商鞅谋反，商鞅被“车裂”（五马分尸，将人的四肢和头分别拴在五辆马车上，让马向不同方向飞驰奔跑，撕裂人的肢体。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封建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加强，逐步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各国经过变法或改革，封建制度逐步确立起来。

地主阶级统治代替了奴隶主贵族统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封建社会形成了。

二、行政法律（文官制度发展的雏形）春秋时期，在职官任用方面，西周的世卿制度（无论国君还是卿大夫都是世袭的，代代相承）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春秋时，世卿制度虽然还是占主要地位，但在基层官吏的任用上已进一步实现了任人惟贤的原则。

有知识有才干的知识分子在各诸侯国纷纷得到重用,统治者不但能直接任用地位卑下的人才担任高级职官，而且能跨越国别，招用其他诸侯国的人才到自己的政权下任官。

如齐桓公用管仲为相等等。

战国时期，战国的职官制度大力改进，不但进一步废除了世卿制度，而且全面推行了量能授官的制度。

主要有荐举、军功授官、养士制度（如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等）、客卿制度等。

与封建任官制度相联系的玺印制度（国王任用官吏时发给的印玺,免职时收回，若官吏辞职，也须将印玺交还国王）；兵符制度（兵符分为两半，一半由国王掌握，一半由将帅掌握，只有兵符相合，然后才能调动军队），反映了官僚制度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加强；上计制度（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事先写在木卷上，然后刨而为二，国王执右，官执左，年终上计，根据原券核查数目，决定官职升迁）；俸碌制度（国家酬劳官吏的一种制度），以上制度为秦汉文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成文法的制定与公布1．铸刑书和铸刑鼎现在我们提到法律，就会联想起一册一册的法律典籍、一叠一叠的司法卷宗，很难想象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不使用文字的法律时代。

早期的法律也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而是完全依靠人们的记忆力来保存的,重要的法律规则要靠贵族或祭司等少数人来记忆。

古代帝王发布的法令，都称为“诰”“誓”等也应当是一种口头命令,后来才用文字记录。

君主的“君”字，象形为一只持权杖的右手和一张发号施令的嘴，更为形象的表现了“口头约束号令”，世界其他地区也是同样的。

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说，远古时代贵族和祭司掌握着部落的权力，重要的法律也都是依靠贵族来记忆和掌握，一般的平民对于法律不甚了解，这样一来就形成一个他所谓的“秘密法“时期。

当平民的力量逐渐强大后，随着激烈的斗争，贵族垄断法律的情况才逐渐被打破，法律才开始用文字固定下来，并公之于众，进入成文法的时代。

所以，法律的文字化和公开化几乎是一个相同的概念。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据说“临事制刑，不预为法”，每当发生扰乱正常秩序的刑事案件，是由贵族们商议判决，其刑罚的决定方式是不公开的。

这样一来就缺乏了法律的一个重要因素，无法让人们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

夏、商、西周时期,中国的法律处于习惯法时期。

有些习惯法在西周时经统治者的整理编篡，并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系统化的法律。

用文字记录的习惯法虽以成文的形式出现，但还不是真正成文法。

许多具有法律效力的铸之于礼器之上的规范性文献，如“约剂”“盟誓”等都藏于奴隶主贵族之家。

在奴隶主贵族专政的体制下，不可能出现像雅典梭沦进行变法那样，将法律公布在16块白色的木板上，要求官吏和人民发誓遵行。

真正的成文法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经统治者以立法的方式制定和公布的。

（1）成文法制度需要的条件：一是司法经验的广泛积累和立法技术的基本成熟；二是要有较为发达的文字，法律才有可能以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公元前21世纪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夏朝，却直到公元前536年才公布成文法。

（2）公布成文法的背景介绍:郑、晋两国相继“铸刑书（铸）”，公布了成文法，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古代奴隶制法律形态转变为封建制法律形态。

那么，为什么成文法首先在郑国、晋国出现呢？春秋末期，正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

由于当时各诸侯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他们进入封建制的步伐也不一致。

郑、晋两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向封建制过渡的道路上比其他诸侯国先迈进了一步，因此，成文法最早在这两个诸侯国出现。

如郑国位于河南中部地区，地处晋楚两大霸国间，为两国所必争。

郑国是西周分封最晚的诸侯，也较狭小，它内忧外困，危机四伏，实行社会改革的要求更为迫切，当时商人的势力较大，子产迫切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商人中外来的人较多，对于郑国的旧有法律并不熟悉，要受到贵族控制的而又为自己所不熟悉的法律的处罚，自然心有不甘。

子产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良好效果。

《左传》所记录，子产在政治上不曾遭受过失败，因为他的每一行动都事先经过思考。

他主张治国要猛政，理由是“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水性懦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因而溺死”。

他所谓的猛政，就是把严厉的刑法公布出来，让人不敢犯。

因为郑国社会在东周时期变化最大，法家学派正是代表商人和新兴地主利益的，成为法家学派的中心产地，不是偶然的，而子产则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

晋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特殊，公室的宗族组织早已瓦解，很早就没有公族把持大权的现象，因此，保守势力较弱。

此外，春秋末期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变化，为郑晋两国公布法律创造了文化条件。

西周时“学在官府”，人们的手中已有很多书籍，学术文化开始步入民间，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加上郑、晋之地本来就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沉淀带，具有良好的文化传统，因此，公布成文法最早出现在这里。

（3）公布成文法及引起的论争:郑国是第一个公布成文法的国家。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为巩固改革成果,使全国上下都有法度章程可以遵循,将其所定成文刑书铸于礼器之上,公布于众，史称“郑人铸刑书”。

即“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让人们能够了解刑事处罚的规则。

）在这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原各国也都先后公布了新的法律，中国法律就此进入了公开的成文法时代。

子产铸刑书的举动，曾受到了保守派的批评。

保守派，当然指维护西周礼制统治的保守派，从大道理上说，礼制自然、和谐、美妙、讲起人情味也是浓上加浓，可是，它似乎有个不大不小的毛病：就是不太清楚。

就是说，比起白纸黑字的国家法律来讲,它并不那么分明。

保守派人物叔向给子产写信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

”“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檄幸以成之”。

“民知争端，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往日，贤君圣王做事之时没有订立法令的，你也是那么做的。

而先王和你所以不制定什么法令之类的，是因为大家明白，法令比起礼仪风俗差了一大截。

平民百姓过日子的时候，原来就有了礼义，有了明辨是非的官员、忠诚守信的乡长、和蔼可亲的老师，生活本身过得有章有规、有声有色。

眼下定出了法令，百姓就会盯着法令琢磨歪门邪道，忘掉了礼义、好官、乡长和老师，天天再也不会效仿贤人君子的一言一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