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批判与总体性辩证法_卢卡奇的_历史与阶级意识_解读

现代性批判与总体性辩证法——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解读

王福生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

［摘要］卢卡奇一生投身于现代性批判的伟大事业，其中《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独特性即在于此时的现代性批判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密切关联。卢卡奇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包括劳动物化和物化意识两个方面，他以总体性辩证法作为自己方法论原则的无产阶级意识构成了其现代性批判事业的新的落脚点。

［关键词］卢卡奇；现代性批判；总体性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Ｂ０１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４６２（２００８）０１－００６５－０５

卢卡奇一生投身于现代性批判的伟大事业，但在不同的时期这种批判是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进行的，采取的也是极其不同的立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独特性在于现代性批判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如下关联：早期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伦理学和美学路向的没有希望是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动力，重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为了给现代性批判谋求他路，以总体性辩证法作为自己思想与行动的方法论原则的无产阶级就此构成了其现代性批判事业的新的落脚点。本文作为对这种关联的一个阐述，目的在于重新明确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现代性批判的特定立场，并恢复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理论本意。

一、劳动物化：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之一

在撰写《小说理论》的时候，卢卡奇对于现代世界的反对和批判还只能得到悲观绝望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酷现实教育了他，促使他探寻一种能够实际地改变世界的哲学。他的目光转向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由此他不仅获得了深化其现代性批判的有力契机，而且还看到了这项事业的新的出路。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现代性批判是从把现代世界规定为现代资本主义开始的。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这篇核心论文的开头，卢卡奇非常肯定地讲到：“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１］１４４遵循马克思的批判轨迹，卢卡奇把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问题归结为商品的结构问题，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商品形式在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的确立。众所周知，商品交换行为和与此相适应的主客观商品关系在社会发展的较原始阶段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一个商品形式占统治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１］１４４因为作为个别现象的商品交换和商品关系至多只能对社会的结构和划分产生一种否定性的影响，比如侵入原始公社内部的商品交换行为对公社的瓦解作用，但也正因如此，商品形式并不能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形式，商品问题只是一个偶然的、个别的问题。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交换及其结构性后果才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内部和外部生活，并因此使商品形式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商品交换的这种结构性后果就是，正如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精彩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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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１］１４３－１４４这也就是说，人自己的劳动及其成果，作为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客观的东西，同人相对立的存在着。这有两个方面：在客观上，由此产生的世界是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组成的世界，统治这个世界的规律虽然可以为人所认识，但终究是与人无关的自律存在；在主观上，人的活动能力和人本身相对立，并最终被客体化和商品化，像变成商品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受制于不依赖于人的客观规律。当然，这里重要的还不在于劳动力成为商品构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重要的是，“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起来。”［１］１４８

卢卡奇在辨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之后，明确讲到：“我们必须明白，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１］１４４这是对物化现象得以发生的真实历史情境的明确限定，在此限定之后而展开的现代性批判显然不同于前此的现代性批判：科学的分析代替了道德的义愤，经过诸多中介的具体批判代替了简单直接的抽象断言。

上面描述的商品形式的普遍性的确立，在主客观两个方面制约着对象化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的抽象。在客观方面，各种不同质（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被理解为在形式上是相同的，这是不同劳动产品的可交换形式。在主观方面，各不相同的个别的具体的人类劳动被理解为抽象的人类劳动，这是不同劳动产品可以同归为商品的那个共同因素，也是支配商品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这里重要的是，卢卡奇还明确指出了支配这一劳动过程的基本原则，即“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１］１４９合理化原则是韦伯分析现代社会的基本概念，指的是现代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祛魅”过程。不过，卢卡奇对这一概念的借用是颠倒过来的使用，是“把韦伯正面论述的东西倒转过来反对资本主义。”［２］５６这里，卢卡奇作了两点发挥：一是“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致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１］１４９，由此工人成了“一个被简化为量的数码，一个机械化了的、合理化了的零件。”［１］２４９二是在这种合理化中并通过这种合理化，过去经验上可把握的劳动时间，被转化为作为客观性而与工人直接对立的“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不仅如此，随着泰罗制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的推行，这种机械化被一直推进到人的灵魂深处，“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１］１４９

在规定了物化劳动的基本原则之后，卢卡奇具体分析了物化劳动的两个方面。第一，合理化的劳动使处于这一过程中的客体被分为许多部分，因为“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要求破坏产品本身的有机的、不合理的、始终由质决定的统一。”［１］１４９只有通过把整体精确地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并用各专门科学分别研究其特殊的局部规律，合理化才可以达到。由此，“根据传统劳动经验对整个产品进行有机生产的方式”［１］１５０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生产的纯粹机械过程。第二，更重要的是，和客体被分割的情况相适应，主体也被分成了许多部分。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因为不符合可计算性，越来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而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他发现这一系统是现成的，完全不依赖于他而运行的，他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服从于它的规律。”［１］１５０－１５１也就是说，工人将完全丧失他作为人的特性而沦为一个单纯的、附属性的工具：机械系统自给自足，完全可以在人之外独自运转，人若要加入进来只有服从它的规律。

随着劳动过程的合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工人所遭受的物化也日益严重，直到工人的活动变为单纯的直观，并直接“把空间和时间看成是共同的东西，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时间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１］１５１然而，流动的时间本是人作为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人之历史全凭时间才得以生长和拓展，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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