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审判 吴丽娜
中国特色的“媒介审判”
班级：08新闻
学号：2008010054
姓名：吴丽娜
摘要：“媒介审判”作为一个舶来品，近几年频繁地被专家学者和广大公众讨论，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他们大多讨论的是“媒介审判”对司法审判的破坏，但是却忘记了“媒介审判”的理论来源是西方学者的学说，所以本文从“媒介审判”现象的中国化特色角度来探讨其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力求找到在中国的解决冲突之道。
关键词:媒介审判司法中国特色
目录
绪论
第一节研究方法、意义和理论
一、研究的意义
二、研究的方法
三、研究的理论
第一章“媒介审判”现象研究综述
第一节“媒介审判”现象的涵义
一、“媒介审判”的渊源
二、“媒介审判”现象的定义界定
三、我国是否存在真正的“媒介审判”
第二章中国特色化“媒介审判”现象
第一节中国特色化“媒介审判”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矛盾的多发性
二媒介权利的使用
三、法官人格的不独立
四、司法法制的不透明
五、外部权利机关的影响
第二节中国特色化“媒介审判”现象的表现
一、典型案例分析：刘涌案
第三章中国特色的“媒介审判”现象的应对机制
一、司法对策
二、媒体对策
三、公众判断力
结语
参考文献
绪论
第一节研究意义、方法和理论
一、研究的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看，本文提出了新的思路和看法，丰富了新闻界关于“媒介审判”理论的内容，为其他研究该领域的学者提供新的方向，同时理性全面的分析“媒介审判”在我国的状况，研究其生存的现实意义。
从实践意义上看，本文结合媒介、司法和公众的现状，提出建立切实可行的沟通交流平台，试图阻止“媒介审判”现象的再发生。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
二、研究的方法
从整体而言，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文献研究的方法、个案研究的方法。
文献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大量的相关该议题的文献的梳理，并进行归纳总结，该部分体现在本文的文献综述部分。
个案研究的方法：精选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该部分体现在本文的所有章节。
三、研究理论
本文研究的理论支撑点有新闻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模式建构理论和“沉默的螺旋”理论等。
第一章“媒介审判”现象研究综述
近两年，无论是新闻传播界还是司法界的学者或教授都对“媒介审判”现象比较关注，成为这两年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焦点。仲富兰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广播电视评论社会效果》一书中专门提到“媒介审判”，他提出要防止“媒介审判”现象，并总结概括出“媒介审判”的概念，出现的原因，主要特征和其可能引发的后果。笔者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队“媒介审判”关键字惊醒了全年跨库搜索，时间跨度为两年，发现1998年关于“媒介审判”的论文有20篇，而2006年就已经有209篇。可以看出，关于“媒介审判”现象的研究就目前而言，仍然是个热门话题，并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
第一节“媒介审判”现象的涵义
一媒介审判的渊源
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也叫“报纸裁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而对被告和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在我国专家和学者所说的“媒介
审判”均源于西方。
美国的“媒介审判”现象早在“黄色新闻时代”已经出现。当时，美国人对于犯罪报道，尤其是暴力犯罪如痴如醉。犯罪新闻成了当时报纸报道的主题，警事新闻记者是当时新闻部最重要的人物，关于警察、奇闻与逃犯的电视节目构成了黄金时间电视的图景。在50年代初期，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凶杀案，一个怀有身孕的妇女遭到入室不法分子杀害，而其丈夫和儿子安然无恙，这就是美国著名的案件“谢泼德诉马克斯威尔案”，又称“独立日夜谋杀案”。该案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大小新闻媒体云集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此案具备了一起神秘谋杀案的所有要素，成为当时媒体的头版新闻。各种关于山姆·谢泼德的负面新闻铺天盖地。公众舆论也几乎众口一词：是山姆·谢泼德残忍地杀害了自己怀有身孕的妻子。由于媒体的误导，法官的严重误读媒体信息，陪审团一致裁定：被告人山姆·谢泼德，二级谋杀罪名成立，被判终身监禁。山姆·谢泼德就是在这样一种完全不合情理、完全不符法律程序的庭审中被定罪，此案成为美国最经典的“媒介审判”案例之一。
二、媒介审判的定义
媒介审判，又称“新闻审判”、“舆论审判”。媒介审判的原始含义，是指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它沿革的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审判团的公正投票，从而影响审判的公允。现在，媒介审判一般指新闻媒介利用其公开传播的新闻评论或报道，干预、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其表现方式主要是媒体超越司法程序，对正在审判的案件的案情分析、案件定性、涉案人员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做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一种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其公正性。
三、我国是否存在真正的“媒介审判”
在我国，“媒介审判”到底存在与否存在较大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不存在媒介审判，因为媒介审判存在的基础是陪审团制度，而我国的只是媒介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媒介来监督法院的司法行为的表现。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在理论上不存在司法审判，但现实中的确存在司法审判的现象，如“许霆案”和“邓玉娇案”的改判，都是由于媒介报道所产生的压力而造成的。
而笔者认为媒介在这些事件之中只是一个载体，幕后是代表民意的舆论力量和来自于上级法院及其他公权机关共同在起作用，而其舆论力量不会干扰司法机关，往往是上级法院和其他公权机关迫于舆论的力量，对审判该案件的司法部门施加压力或者直接发出命令，并以此来影响或干扰司法的程序。在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产生的“媒介审判”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化的媒介审判。
第二章中国特色化的“媒介审判”
第一节中国特色化的“媒介审判”产生原因
一、社会矛盾的多发性
（一）媒体与司法的矛盾
我国的大法官肖扬指出，由于司法与媒体各自的特性不同、职责不同、规律不同，因此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些矛盾和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在《人民法院报》上撰文指出，媒体监督和独立审判是一种天然的矛盾。
新闻媒体是向公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和表达他们的意愿，他们的目标是报道事实、服务受众，手中的喜好和新闻业自身的规范是其行为的依据。新闻事实的报道追求真实性，但是媒体报道的真实程度相对于司法机构对于事件认定的真相相比是低层次的。媒体代表的是大众的声音，大多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单纯从道德的层面上考虑问题。司法的立足点是现有的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款。立足点不一样，质疑便会产生。
（二）平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
近几年来，“宝马撞人案”、“李刚门”等案件的发生，更加激化了平民与特权阶级的矛盾，无论富商或官员、富二代或官二代犯下刑事或民事案件，总能通过一些“潜规则”的是手段摆平，这种现在司空见惯的手段已经引起平民百姓的不满，但无从宣泄，而“宝马撞人案”、“李刚门”刚好给民众一个很好的宣泄口，于是民众的不满就通过报刊、网络等媒介铺天盖地而来，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舆论浪潮，从而给司法机关造成沉重压力。
二、媒介权利的使用
媒介是大众舆论的引导者，遵循真实、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通过展开调查、深入采访努力发现新的事实。但是在传媒竞争日益激烈、各路媒体纷纷追求新闻轰动效应的今天，为能吸引更多民众的“眼球”，激起舆论的共鸣，提高阅读率、发行量以求得广告商的青睐，敏感的法治新闻报道自然成为各家参与竞争的有利手段。于是，在司法机关没有确定实事实之前，少数媒体没有深入采访获得新的事实，而是披着“新闻监督”的外衣，把玩起“司法审判”的国家权力，对案件进行高调的是非裁判，为嫌疑人定罪量刑起来，给司法机关施加舆论压力，使司法机关无法正常按照法律程序办案。
三、法官人格的不独立
法官作为案件最后的决策者，应该严格依照法律行事。大众舆论的评判，犯罪嫌疑人的潜规则，上级的给予的压力都不能成为影响法官审判的借口，我国是法制国家，一切都要依据法律办事，如果法官因为外部压力，而不根据法律办事，那么法律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了。
四、司法程序的不透明
在“李刚门”事件的审判过程中，网络上有好多网友都对当时的审判机关口诛笔伐，谴责它们不依法办事，审判机关也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他们觉得自己的确是在依法办事。那么造成这种尴尬境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司法程序的不透明。大众对于关心的司法案件的进程一无所知，又没有权威的政府机关通告案件的最新进程，所以大众才会被可以接触到的媒体牵着鼻子走。
五、外部权利机关的影响
在案件审判过程中，领导的批示或电话往往起着关键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当
所审判的案件引起民愤时，领导就会定性为“危害公众安全罪”，法院受到上面领导意愿的影响，可能会给犯罪嫌疑人重罪的判决。在这种“官本位”思想的驱使下，领导的批示就代替了法律，成为判决案件的依据。
第二节中国特色化“媒介审判”现象的表现
我国专家和学者所说的“媒介审判”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通过典型案例“刘涌案”进行具体分析。
典型案例分析：刘涌案
（一）事件回放：2000年7月11日原任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被沈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月10日经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02年4月17日，刘涌被辽宁市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非法经营罪、故意毁坏财产罪、行贿罪、妨碍公务罪等多项罪名一审判处死刑。2003年8月15日，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相同的罪名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3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经再审后做出判决，判处刘涌死刑。
（二）2002年4月17日刘涌被辽宁市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多项罪名判处死刑，2003年8月16日，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相同的罪名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法院改判死缓的判决激起了民愤，有位网友在南方网社区发帖子说：“天啊，死一百遍都不解受害人之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刘涌居然可以不死，天理何在正义何在法律依据何在？……刘涌不死，则正义何在……”；媒体也是“责骂阵阵，杀声一片”。自上海的《外滩画报》首先发表李曙明的文章《对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改判死缓的质疑》后，网络新媒体迅速跟进。新浪、搜狐等网站纷纷建立关于“刘涌案”的网络专题，引发社会民众参与该案的讨论当中。但是，从网络编辑在处理网友帖子时，似乎集中表现一种情绪，即“对刘涌改判事件结局的不满，希望通过民众的声音表现这种情绪”。社会上掀起一股抗议刘涌改判的热潮，甚至已经到了危害社会秩序的地步。2003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刘涌案经再审后做出判决，判处刘涌死刑。该消息经媒体报道后，网上一片欢呼，很多人认为这是法律、正义和舆论监督的胜利。但是也有人对最高法院审判的不公开提出了批评，甚至质疑最高法院的判决。
第三章中国特色的“媒介审判”现象
的应对机制
在我国现阶段，从“媒介审判”现象依存的现实语境出发，可能存在一定得现实意义，但从长远来看，这又与我国正在倡导“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从整个层面来考究的话，其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因此，对待“媒介审判”现象还是要以防范为主。本文结合我国媒体与司法的现状，探索一些可行性的措施，尽量减少和避免“媒介审判”现象的发生。
一、司法对策
“媒介审判”现象只是一个形象化和虚拟化的称谓，媒体不可能在现实中代替法官来判案，真正判案的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法官和司法审判部门。一个合格有理性的法官，能理清楚媒体报道和舆论与司法审判的关系，应该明白自己判案是以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以媒体报道的“事实”
为依据。
应该实行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审判的实质是将审判活动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进行，约束法官和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杜绝“暗箱操作”，保证审判的公正。
二、媒体对策
解决“媒介审判”这道难题，对新闻来说，主要是怎样合理运用舆论监督权。媒体要充分认识到舆论监督对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性，要敢于监督，同时，还要做到善于监督，要真正发挥监督的功能。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
媒体自身只是事实的记录者和转述者，所要做的只是把信息公开，用事实说话，而不能当事实的评论者和审判者。要以中立者的身份行事。
三、公众判断力
在媒体制造的“舆论场”中，公众要有理性的判断力，面对案件的嫌疑人，即使他的罪行再恶劣，公众也不能以民间的道德评判标准来给犯罪嫌疑人定刑，我国是法制国家，应该依据法律办事。民众要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在案件面前，要保持清醒理性的头脑，不要被媒体舆论牵着鼻子走。
结语
“媒介审判”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但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上，“媒介审判”呈现出中国特色化，通过司法体制的改革，媒介的自律、公众判断力的提高，我国“媒介审判”现象会呈现减少的趋势，但从长远来看，“媒介审判”现象将会依然存在，对此的认知仍然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参考文献
[1]付松聚：《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研究》，中国知网，2005
[2]郭赫男：《关于“媒介审判”的几点思考》,新闻界，2004(6)
[3]仲富兰：《广播电视评论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5
[4]王更喜：《小议“媒介审判”》,人民法院报，2003..07.07
[5]张明蕾：薛小庆.《解读“媒介审判”现象的中国特色化》，东南传媒，2010(9)
行政不作为十大案例
行政不作为十大案例 一、张恩琪诉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行政不作为案 （一）基本案情 张恩琪于2013年3月13日、10月16日向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社保局），9月25日向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社保基金中心）邮寄信函，主要内容为要求履行法定职责，对其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偏低和少缴、漏缴问题进行强制征缴。市社保局于2013年10月26日收到信函后，认为其所述问题不属于该局职责，属于市社保基金中心职责，遂将信件转至该中心办理。该中心于2013年11月29日向张恩琪出具《关于张恩琪信访反映问题的答复》，主要内容为其已经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待遇均由其参保所在区的社保局审批确定，且在审批之前已经本人对缴费基数、缴费年限等事项进行了确认，该中心作为社保经办机构，负责依据区县社保局审批结果及有关政策规定按时足额发放退休待遇。张思琪先是针对市社保局、市社保基金中心分别提起诉讼，因各自答辩不具备相应职责而申请撤诉，后将两单位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市社保局向市社保基金中心转交信件行为违法，撤销市社保基金中心上述答复，判令二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对其诉求予以答复。 （二）裁判结果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市社保局具有负责全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的行政职能，其于2011年10月19日向与其存在隶属关系的市社保基金中心下达文件《关于社会保险举报投诉案件受理查处职责分工的通知》，第二项明确规定“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举报、投诉，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受理查处，逾期仍不缴纳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请有管辖权的劳动监察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具体程序由市劳动监察机构与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制定”。故市社保局将信件转至市社保基金中心办理并无不当。市社保基金中心应对原告信函要求事宜作出明确处理，但其未在60天内作出答复，且在此前原告起诉该中心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中，隐瞒了市社保局下达上述文件的情况，在答辩状中否认其具备相应职责，导致原告认为起诉被告主体有误而申请撤诉，系未履行法定职责并进行推诿。其给原告出具的《关于张恩琪信访反映问题的答复》，在未对原告提出的请求作出明确处理的情况下，直接以信访形式答复显系不妥。遂判决：一、市社保基金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原告请求作出处理并将结果书面告知原告，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按日处70元罚款；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以行政裁判方式明确了行政主体在社保管理方面的相关职责。基于行政管理复杂性和法律规定不明确，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四川省法院2015年9月21日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行政庭相关负责人表示，发布典型案例主要是让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行政诉讼制度有深刻的认识、对法院依法开展行政审判工作有深入的了解，从而进一步提高全民的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一、李永奎诉西充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28日，西充县公安局作出西公（晋新）行罚决字（2013）1039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被处罚人李永奎因与西充县实验驾校存在经济纠纷，于2013年9月28日下午15时30分许，邀约吕宗峻等人进入实验驾校。李永奎关闭实验驾校综合楼电源并将驾校学员从楼中赶出。纠纷中，李永奎等人还多次与他人拉扯造成多人受伤，严重影响了实验驾校的正常秩序。西充县公安局对李永奎的违法行为，在听取其陈述及辩解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对李永奎处以治安拘留13日。李永奎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西充县公安局认定李永奎的违法行为造成多人受伤，但其提交的证据，除何德蓉、何春华有相关陈述外，没有其他客观证据佐证。西充县公安局向法院提交的10份询问笔录，被询问人的签名经鉴定均不是本人亲笔；同时，有5份询问笔录的调查人员，在同一时间内又在另行进行询问活动，这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四十条“在调查取证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的要求。西充县公安局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作出治安处罚决定，但对李永奎具体违法行为的定性不明，其情形属适用法律不当。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2013）西充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西充县公安局作出的西公（晋新）行罚决字（2013）10391号行政处罚决定。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要求行政行为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中，西充县公安局对李永奎作出的治安处罚，在认定事实方面明显存在不足，如认定李永奎违法行为造成多人受伤，但没有具体的受伤人员姓名及伤情等事实；对证人进行询问取证，没有按要求由被询问人对笔录内容进行审核并签名确认，也没有按要求由两名公安干警进行。西充县公安局调查取证活动未依法进行，其法律后果就是收集的证据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治安处罚决定证据不足。本案的典型意义就在于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正确行使行政职权时，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调查取证方式和手段收集证据，必须注意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并根据证据认定事实，切实纠正主观随意性。 二、李修文诉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撤销案 【基本案情】 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乐山市人社局）根据燕岗建筑公司职工李修文的工伤确认申请，于2012年5月16日作出乐人社工伤认定字〔2012〕221（峨眉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李修文的受伤情形属于工伤。2012年9月17日，该局又作出乐人社办〔2012〕577号《关于撤销<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乐人社工伤认定字[2012]221号（峨眉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的决定》，撤销了关于李修文受伤情形属于工伤的认定。李修文对此不服，于2013年1月15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乐山市人社局作出的乐人社办〔2012〕577号决定。乐山市人社局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行政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材料后，既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供作出行政决定的证据材料，也未提出延期举证的申请。同时，第三人燕岗建筑公司也没有向法院提供与被诉行政决定相关的证据。 【裁判结果】
媒介审判
传媒与司法的较量-媒介审判 章雯雯叶丹露陈佳雯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人文科学分院广播电视新闻学1201 1202 ） 【摘要】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时代掌握了“话语权”的绝对优势，其舆论监督是“柔性监督”。但是让媒介去凌驾于法官之上，以道德评判取代司法审判，实质上是以新闻自由为由干预司法独立。“媒介审判”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改变了媒体角色的定位，干扰司法，降低司法公信力。而司法的缺位，利益的驱动，媒体的越位，公众的人治情结和制度规范的空白都是造成“媒介审判”的主要原因。从1997年的张金柱案到2010年的药家鑫案再到2013年的陈永洲事件，都是“媒介审判”的典型案例。为了避免出现“媒介审判”，媒体必须要坚持新闻原则，公正客观地报道，而且新闻报道节奏要和正常的诉讼程序同步。而传媒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是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 【关键词】媒介审判司法公正舆论监督 【正文】 2013年的陈永洲事件引起社会不小的反应，央视公开的派出所审问视频更是让我们联想到“媒介审判”这一新闻伦理问题。从1997年张金柱案到陈永洲事件的十几年间，新闻报道扭曲舆论监督功能，干预司法公正的现象日渐增多，如何避免“媒介审判”，值得我们深入分析，从而唤醒传媒和司法的良性互动。 一．媒介审判的定义及表现方式 “媒介审判”又叫“新闻审判”、“舆论审判”，指新闻媒介利用其公开传播的新闻报道或评论，干预、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即犯罪嫌疑人尚未经法院判决是否有罪，传媒已经在报道或评论中对其定罪，或传媒对嫌犯在法庭的辩护作倾向性的评论，作出定罪的判断。 它主要表现在媒体超越司法程序对正在审理的案件的案情分析、案件定性、涉案人员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一种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其公正性。实质是以新闻自由干预司法独立，以道德评判取消司法审判，以媒介的“话语强权”代替舆论监督。1 二．媒介审判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媒介审判”的发展过程进行宏观考察，可以发现一起舆情案件的形成大致要经历这样几个过程：舆论的开端（“自媒体”如微博焦点言论）-舆论发展（主流媒体跟进，进行集
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正当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近年来，我国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说明了什么问题？我国公民为什么有状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 1）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同时也表明中国已选择了依法治国的道路，一切国家机关、一切社会团体和组织以及全体公民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活动。 2）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公民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是理所当然的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5年4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什么是行政诉讼？制定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是什么？ 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依据是宪法和行政诉讼法。 目的：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典型案例：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近日开庭审理“贵州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并当庭作出判决：被告贵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使用磷石膏尾矿废渣场，停止磷石膏尾矿废渣场对环境的侵害，须于今年3月31日前消除对环境的影响。庭审结束后，被告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立即停止新增磷石膏的排放，并立即治理原已存在的磷石膏尾矿库，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治理工作。 2007年12月10日，新成立的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向清镇市法院环境保护法庭提起环境污染损害诉讼，要求位于安顺市平坝县境内的贵州天峰化工公司停止排污侵权。 法庭经审理查明，被告是一家生产化肥(磷胺)的化工企业，其生产厂区位于红枫湖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投入使用以来，每年产生20至30万吨的磷石膏废渣，所堆放的磷石膏废渣总量已有200至300万吨。但该公司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水、防渗及相应的废水处理措施，磷石膏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均通过地表、地下排入红枫湖上游的羊昌河。2007年10月27日，省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监测显示，该企业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对羊昌河水质影响较大。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是负有依法管理红枫湖水资源的社会公共职责的政府职能部门。红枫湖是贵阳市百万市民的主要饮用水源。在不特定的人群遭受环境污染侵害的情况下，为维护民众利益，原告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寻求法律救济。 法院认为，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堆放的磷石膏废渣通过渗滤对红枫湖上游羊昌河造成重大污染，进而直接影响红枫湖的水质。贵州省人民政府曾下发通知，明确要求被告限期整改。被告亦不予否认，并表示将
浅谈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审判”现象
浅谈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审判”现象在网络时代，许多社会事件在网络舆论的发酵下成为全民瞩目的热点。网络信息的隐匿性，消息碎片化，分散等特性使媒介审判在网络时代出现了新的流变。本文运用传播学、伦理学和传播法规的相关理论的文献梳理法和新近案例分析，试图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体审判现象，从国内外的发展情况入手，分析其特征，并且从媒介报道方面、司法和受众的参与等方面找出原因，进而从媒介报道的原则和应承担的责任，司法的及时性和公正以及受众应该理性参与等方面找出应对之策。我们在呼吁舆论监督的同时，更要理性、科学参与监督，媒体报道注重其导向性和责任感，坚决杜绝媒介审判现象的存在。 新媒体，媒体审判，司法公正，网络舆论
Talking about the “media trial” phenomenon of new media environment In the Internet age , there are many social events , driven by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twork becoming a na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 Occult network , the message fragmentation , dispersion and other properties make trial by media in the Internet age there is a new rheology . So this article will "new media environment" included in the study, using the theory of media environmental studies , trying to study in today's new media environment,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a phenomenon of the trial , and binding characteristics to find countermeasures. We appeal to public opinion , but also can not ignore the existe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media trial . new media, the media trial, justice, public networks
由“媒介审判”浅谈“第四权力”
由“媒介审判”浅谈“第四权力” 050114322 马高树 “媒介审判”这一词语发端于美国，通常发生在案件审理过程之中，主要表现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期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形成某种舆论压力，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它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也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严格地说，“媒体审判”并不是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而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因为媒体舆论监督是宪法原则；而“媒体审判”是违法行为，两者在内涵上是不同的。把“媒体审判”看作媒体舆论监督，是在为“媒体审判”寻找合法依据，为媒体干涉司法提供借口。因此，媒体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要冷静、客观，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 前几年，郑州市有个肇事逃逸的警察黄金柱，因为受到舆论的谴责，很快成为全国“知名人物”，法官为此感到压力太大，于是从重从快，判其死刑以平民愤。可事后，法学界又对此产生质疑，认为这人依照法律罪不该死，是因为舆论的力量加重了处罚（当事人临死前还发出感叹“是死在记者的笔下”）。另一种情况是舆论导致轻判，这也有实例。湖北有个叫董晓阳的女子，贩毒 174.7克，按法律应判处死刑。可是，因为她在狱中用千纸鹤“折”出了一篇《千字忏悔文》，受到一些媒体的热捧，这些媒体还公然认为董晓阳“罪不致死”，结果，她被判死缓。 舆论干扰司法，被学术界称为“媒介审判现象”，它和“长官意志”一样容易导致司法不公，而且，这种干扰对破坏法律公平的危害性，更容易被人们忽略。“以权代法”引起的公愤是不必多言的，“媒介审判”却很容易获得一些人的支持。所以，建设法治社会，还应该对“媒介审判现象”提高警惕。据说，在一些发达国家，法官审理案子期间，是禁止接触媒体的（不准看报、看电视等），怕的就是受到舆论力量的干扰。此外，动不动就联名上书，或者通过其他社会力量介入司法，也容易导致法院的判决出现偏颇，这些都是应当注意的。 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介与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平起平坐,被称为“第四权力”或“政府第四部门”，成为一支强大政治力量，给予新闻业如此美誉绝非出自新闻界。人类的认识和社会的实践对媒介有着须臾不可分离的依赖性，它是人类社会的认识系统和调控系统。其主要作用表现为：第一，为政治参与提供通道；第二，加强社会对政府监督制约；第三，维护法制。 其中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媒体有提供资讯成为公意的功能。每天向一般大众提供足够的资讯，让他们了解政府做了些什么；提供并促进公众讨论的机会，以形成公意，藉以监督政府的施政。第二，在现实中，人民并不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尤其是现代政府是一个结构庞大的组织，要监督这样一个组织，必须要有一个结构良好、财务健全、拥有专业评论家、具有获得资讯能力、并且还有将其获得的资讯和评论传递给一般大众的能力的组织，才足以担负监督政府的功能。而具有这一“守望者”功能的组织，也只有新闻媒体事业。
媒介伦理以及案例分析
大纲解析： 第一节：新闻传播伦理 传媒报道中的伦理困境（P4） （一）新闻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 1.伦理困境： 在狭义的角度也被称为“道德悖论”或“道德冲突”，是指陷于几个道德命令之间的明显冲突，如果遵守其中一项，就将违犯另一项的情形。此情况下无论如何作为都可能与自身价值观及道德观有冲突。伦理困境的形式化表示如下： ①A是道德上必须做的。 ②B是道德上必须做的。 ③不过，我不能同时做A和B 2.规范伦理学两种不同的理论 目的论伦理学：结果论伦理学：坚持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受该行为的结果决定。非目的论伦理学：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受其结果以外的东西决定。 如：新闻工作者是否应该为获得一个重要的新闻而采取暗访、欺骗的手段？依据非目的论者的理论，凡是以欺骗方式获取，在道德上通常都是错误的；但如若用功利主义理论来理解，这一切又都合乎情理。因为新闻工作者的欺骗行为是为了公众利益。
3.新闻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 1.首先，新闻工作是具有特殊性的一种职业； ①新闻报道要求真实性，时效性，这就要求记者要抢新闻，抓头条，要求新闻记者无限逼近事实真相，②及时有效地进行报道和传播，但是新闻记者也有自己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不可避免有个人色彩。③在追求真实、快速的过程中，对当事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2.其次，新闻工作者进行伦理选择时具有透明性。 ①没有什么人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伦理抉择。虽然所有的专业人士都会不时地犯一些伦理过失，但是只有新闻工作者有这个勇气或者说不得不将这些过失公之于众，当那些伦理抉择错误时，公众的反应既迅速又苛刻。 3.最后，追逐经济利益使新闻工作者的伦理观念淡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事业开启了“事业管理，企业经营”的发展模式。 （二）新闻伦理困境的解决模式 1.新闻伦理困境的表现 ①新闻工作者的真实报道与他人隐私保护之间存在着冲突。 ②新闻工作者的真实报道与对当事人的关怀之间存在着冲突。 ③新闻工作者的隐性采访与真诚、信守承诺之间存在着冲突。 ④新闻工作者的真实报道与保护司法独立性之间存在着冲突。
“媒介审判” 之危害及解决对策
“媒介审判”的危害 近些年来，“媒体审判”在我国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多案件，法院尚未开庭审理，媒体记者就随意使用“杀人犯”、“贪污犯”等等定性词汇，以带有严重情感色彩的语言描述案件或当事人，从而给审理案件的法官、陪审员施加了种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压力。 在我国,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对审判机关进行舆论监督，促使审判机关依法裁判是社会监督的体现，也是一种特殊的民主监督形式。但是现在媒介审判这种舆论监督的“越位”现象已经被新闻界认为是舆论监督实践中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如何预防和减少“媒介审判”的呢？ 1、政府及司法机关要加强立法，不断完善自身机制。一方面，要加强立法，明晰各方的权利义务，保证法律的权威性，既欢迎媒介监督，又要坚持司法独立；另一方面，在审判中要加强信息透明度，满足公众知情权和媒介的新闻自由权，保证公开审判，取得公众的信任和理解。 2、媒介应做不懈努力。一方面，要明确自身定位，加强媒体自律。媒介在报道新闻时只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者，不是仲裁者。同时，要加强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遵守职业准则。做一个中立者。媒体要注意对新闻工作者进行法律意识的培养教育，而且也要与司法机关彼此沟通。一旦司法机关介入了某个新闻事件并立案以后，传媒就要确立“立案意识”。这时，媒介必须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全面性等基本原则，忠实于新闻事实的本来面目，坚持用中性语言，尽可能做到平衡报道，力求司法机关处理该案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3、公众也应出一份力。解决好受众的问题，“媒介审判”也就更容易消除，公众
自觉学习法律，增强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遇事理性思考,理性判断，不轻易受媒介的煽动，做一个信法、守法的群体，才能更好地保证司法的权威性，阻止”媒介审判”的发生。
环保十大典型案例
环保十大典型案例 一、佛山市三英精细材料有限公司诉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环保行政处罚案（一）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2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区环运局）以佛山市三英精细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英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的臭气浓度超标为由，对该公司作出《限期治理决定书》，要求2012年1月31日前完成排放臭气浓度治理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并经环运局验收合格；逾期未申请验收或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将按规定责令停业、关闭；要求该公司分析臭气浓度超标排放原因，制定限期治理达标计划以及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2012年2月9日，三英公司向区环运局申请治理验收。顺德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受区环运局委托，于同年4月26日、6月28日对该公司进行臭气排放监测，两次监测报告均显示臭气浓度未达标。区环运局遂于2012年8月29日组织验收组现场检查并对法定代表人进行调查询问，告知该公司验收结果：即存在未提交限期治理方案、废气处理技术不能确保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排放废气的臭气浓度超标、使用的燃油不符合环保要求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未通过限期治理验收。 2013年1月11日，顺德区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同年3月18日经听证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三英公司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停业、关闭。该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三英公司对顺德区人民政府作出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及行政程序并无异议。原告认为上述两次臭气排放监测的采样点与频次不符合法定要求，未能排除其他干扰因素，故监测报告的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经查，顺德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具有废气污染物检测的法定资质，该监测站两次臭气采样点即监测位置为三英公司厂界敏感点，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恶臭物无组织排放检测问题的复函》规定。原告认为臭气
关于“媒介审判”的思考
关于“媒介审判”的思考 随着媒介舆论监督权力被广泛认同,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保护,与之相关的“媒介审判”问题又摆在了新闻法学界面前。媒介介入司法过程,对司法独立与公正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损害了司法的神圣。如何加强对媒介的监督与管理,进一步规范媒介的行为,维护司法的公正和独立,保证我国司法体系良性发展与完善,成为新闻法学界面临的一个课题。笔者认为厘定媒介监督权力的范围,保证舆论监督权力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规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目前,国内在“媒介审判”概念上的使用不尽相同,“媒介审判”、“舆论审判”、“媒体(传媒)审判”等均为同义语。“媒介审判”一词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媒介审判”的重要表征是“语言暴力”。中国传媒大学王军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上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我国著名新闻传播法学专家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
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one-dimension)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 关于“媒介审判”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 第一种是:“媒介审判”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原则相悖。我国法律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判决前对任何人都假定无罪。但在实践中,媒体却往往越俎代庖,代替法院给嫌疑人定罪,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并有可能损害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另外一种看法是:“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见2005年第10期《青年记者》所载廖金英、谢太平的文章《“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文章指出没有什么新闻报道会左右法官的判断,不负责任的报道是媒体的过错,但却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到法官的判断。对一个具有足够理性的、合格的法官来说,即使他要把新闻报道作为了解信息的渠道,媒体的报道是否合乎情理和逻辑,是客观报道还是一面之词,是理性的言说还是情绪的宣泄,法官是完全能够做出准确判断的。笔者更认同前一种观点,这里我们把“媒体审判”和“法院审判”区别开来。说“媒体审判”是因为媒体把本该由法院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不是说它有“法律审判”的效力。 (一)“媒介审判”是媒体角色的越位或错位。媒介的社会角色主要
黑龙江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黑龙江省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二〇一七年十二月
目录 1.刘某某诉大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 (2) 2.牡丹江某食品公司诉牡丹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处罚案 (5) 3.管某某诉哈尔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投诉答复及行政复议案 (8) 4.范某某诉鸡西市恒山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10) 5.柴某某诉大庆市房产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12) 6.刘某某诉富裕县房屋征收办公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 (14) 7.张某某诉哈尔滨市双城区房产住宅局房屋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案 (16) 8.于某某诉牡丹江市国土资源局出具测绘报告案 (18) 9.崔某某诉甘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 (20) 10.贺某某诉齐齐哈尔市工商管理局铁锋分局、齐齐哈尔市房屋征收办公室工商登记及行政赔偿案 (23)
刘某某诉大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认定案 【基本案情】 刘某某系大庆某石化公司职工。2016年1月20日早8时10分左右，刘某某下早班后从单位去医院护理病危的岳母，途中被货车撞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刘某某在事故中无责任。2016年3月18日，刘某某的妻子向大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认定刘某某为工伤。大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为，刘某某下班后前往医院不属于从事日常工作生活所需的活动，并且刘某某下班后不是以最终回到居住地为目的，不是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遂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刘某某不服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大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裁判结果】 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对“上下班途中”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
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它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媒介审判”的原初法律涵义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 by news paper）。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目前,国内在“媒介审判”概念上的使用不尽相同,“媒介审判”、“舆论审判”、“媒体(传媒)审判”等均为同义语。“媒介审判”一词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媒介审判”的重要表征是“语言暴力”。中国传媒大学王军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上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我国著名新闻传播法学专家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one-dimension)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 关于“媒介审判”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 第一种是:“媒介审判”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原则相悖。我国法律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判决前对任何人都假定无罪。但在实践中,媒体却往往越俎代庖,代替法院给嫌疑人定罪,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并有可能损害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另外一种看法是:“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见2005年第10期《青年记者》所载廖金英、谢太平的文章《“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文章指出没有什么新闻报道会左右法官的判断,不负责任的报道是媒体的过错,但却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到法官的判断。对一个具有足够理性的、合格的法官来说,即使他要把新闻报道作为了解信息的渠道,媒体的报道是否合乎情理和逻辑,是客观报道还是一面之词,是理性的言说还是情绪的宣泄,法官是完全能够做出准确判断的。笔者更认同前一种观点,这里我们把“媒体审判”和“法院审判”区别开来。说“媒体审判”是因为媒体把本该由法院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不是说它有“法律审判”的效力。 典型的案例是：上个世纪中叶发生在美国的“谢帕德案件”。1954年6月4日美国的一个外科医生谢帕德（SamSheppard）被指控谋杀自己的妻子的凶手。由于当时在事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使得案情无法开展。但是，民众和媒体的合理想象认定谢帕德医生是杀死其妻子的凶手。媒体为了炒作的需要，不断制造新闻，以此来刺激受众情绪，致使法院最终裁定谢帕德医生有罪。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谢帕德医生每年上诉，一直上诉了十二年，屡次被法院驳回。直到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接受谢帕德医生的请求，重新审判，被判无罪。 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
新闻传播法规与职业道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可及于全国的法律规范性文件活动的总称，是我国中央立法的首要组成部分。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可及于全国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活动的总称，与全国人大立法共同构成中国国家立法的整体，是我国中央立法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国务院立法，是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即中央政府依法制定和变动行政法规、参与国家立法活动以及从事其他立法活动的总称。 煽动，是指行为人以语言、文字、图像等方式对他人进行鼓吹煽动，意图使他人接受或相信所煽动的内容或去实行所煽动的分裂国家的行为，而非行为人自己实行，这是煽动分裂国家罪与分裂国家罪的根本区别。 名誉，是社会或他人对公民品德、才干、信誉、功绩、资历和身份等方面评价的总和。 名誉权，就是公民享有应该受到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和要求他人不得非法损害这种公正评价的权利。 媒介审判，是指新闻传播媒体在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造成破坏司法原则的后果。 媒介审判主要有2个负面影响：1、亵渎了法治原则。2、造成了新闻媒介的角色错位。 抗辩事由，是指在侵权案件中，被告针对原告提出的指控和请求，提出一切有关免除或者减轻其民事责任的主张。 新闻传播职业道德，是从事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人们，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曾格案”，是指1733年曾格创办的《纽约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抨击了省政府管理者的政策，随后曾格因此被指控犯有煽动性（反政府）的诽谤罪，最后陪审团宣判他无罪。该案件是北美殖民地时期有关法律和出版自由的著名案例，标志着美洲殖民地新闻自由的第一次重要胜利。 我国新闻传播法制的基本原则：一是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二是“两个服务”方向的原则；三是国家发展与行政管理的原则。 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一是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二是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不可滥用。 早在建国之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有关部门就颁发过一系列法律规范性文件，确立了重大政务新闻由新华通讯社统一发布的原则与制度。1949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规定：一切公告及公告性星闻，均有新华通讯社统一发布。1982年8月23日，新华社是全国集中统一的新闻发
新媒体时代下媒介审判的成因及对策
新媒体时代下媒介审判的成因及对策 一、“媒介审判”及网络“媒介审判” 1.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来源于英文“trial by media”，国内同时也翻译成“新闻审判”或者“媒体审判”，来自于西方“黄色新闻”泛滥时期。对于媒介审判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做了很多的界定，比如美国学者在《美国大众传播法》一书中谈到，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审判预设”，是媒介利用其公开报道或评论对司法公正产生的干预和影响，是媒体新闻竞争日益激烈的产物。①笔者认为新闻传播法学家魏永征教授在其所著的《新闻传播法教程》中对“媒介审判”给出了最为完善的界定，即新闻媒介在报道正在审理中的案件时超越法律规定，侵犯人权，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② 2.新媒体时代“媒介审判” 在新媒体时代下，“媒介审判”又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新媒体“媒介审判”是网民或者网络公关公司等网络发布者通过网络新媒体媒介，对某些会引起大众广泛关注的热点新闻进行利于自身的倾向性分析调查和评论，不正当地引导舆论，从而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影响人们对事件真实性的认识及造成妨碍和影
响司法独立和公正的行为。③由于网络舆论具有自由性、匿名性、非理性及随从性等多种特质，这就使得网民个体的舆论表达更容易失控变化甚至扭曲。一旦涉及重大司法案件时，其舆论监督很容易受到网络上非理性声音的影响，而当这种声音成为主流便会对司法审判造成压力，并最终造成“媒介审判”。 二、新媒体背景下“媒介审判”现象的成因 1.新闻媒体职能“错位” 我国的媒介基本上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性质，加之媒介又作为一种“第四势力”，其肩负着社会监督的权力和责任，但是这种权力在没有监督的时候必定会被滥用。我们常说的“媒体审判”就是媒介对监督权力的滥用，是一种“错位”的监督，它超越了媒介追求新闻自由的初衷，与媒介监督有很大的差异。媒介审判指媒介对司法领域不正当的监督和干预，是不被新闻界和司法界所认可的恶劣行为，同时媒介审判又是一种越权行为，因为媒介本身并无审判权，这和媒介自身定位错误有很大的关系。而媒介监督是社会给媒介赋予的正当权利，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是新闻界承认的媒介的四种功能之一，媒体合理使用监督权对各级权力组织进行监督，是媒介发挥其社会作用的重要手段。最重要的是，媒介监督是对权力机关的合法监督，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和司法公正；而媒介审判时常与司法审判“唱反调”，意图通过舆论改变司法进程甚至审判结果，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
东北三省行政审判案例要旨④
东北三省行政审判案例要旨（一）④ 三、关于裁判16、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未侵犯原告实体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判决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不撤销，保留其效力。案例：（2015）行监字第78号再审申请人刘文霞诉辽宁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告知一案，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沈阳中院于2014年9月18日作出[2014]沈中行初字第198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3日作出（2014）辽行终字第0029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文霞申请再审。案件基本事实：2014年5月5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以辽宁省教育厅未依法履行对沈阳大学科技工程学院的安全事项检查，致使沈阳大学科技工程学院未做到安全教育、安全管理、保护学生安全的义务，使原告之子董权铭在校被害身亡为由，申请被告对辽宁省教育厅不作为进行复议。2014年5月13日，被告向原告作出书面告知，告知其申请的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行政复议范围。原告不服，于2014年6月27日提起诉讼。一审以“《辽宁省学校安全条例》是
对教育行政部门的学校安全工作作了抽象的一般性的规定，原告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被告收到原告复议申请后作出告知并送达原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规定”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以同样理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申请再审理由：辽宁省政府的告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规定，仅告知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未告知不予受理决定内容，应当判决撤销。辽宁省教育厅的行政行为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一项规定，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责令辽宁省政府受理复议申请。驳回再审申请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和第六条第（十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应当注意的是，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是对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或者产生不利影响的行为。如果具体行政行为对辖区内所有管理对象产生了同等的不利影响，没有人有区别于他人的特别权益受到侵害，该具体行政行为实质上属于不可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本案中，刘文霞认为辽宁省教育厅未按《辽宁省学校安全条例》规定，履行对辖区内学校安全事项的检查监督义务，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但是，辽宁省教育厅不履行该项法定职责的行为，对辖区所有学校学生生命健
从陈永洲事件析媒介审判现象
摘要：在媒介无孔不入的多媒体传播时代，媒介审判现象屡见不鲜，“药家鑫案”、“李启铭案”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媒介审判案例。随着央视播放陈永洲道歉视频这一事件的发生，尤其是陈永洲以囚衣、光头、手铐的典型罪犯形象在全国观众面前认罪致歉，媒介审判现象又一次引起了受众的广泛关注。本文以陈永洲事件为切口分析媒介审判现象，未审先判、媒体暴力、媒体越位是此次事件的典型表现。媒介审判影响司法独立、与媒体社会责任相违背、不利于公民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破坏新闻界和司法界的和谐共处，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通过分析媒介审判产生原因，从媒体、新闻从业人员、受众的角度分别提出应对策略，从而有效杜绝媒介审判现象。 关键词：媒介审判媒体司法陈永洲事件 陈永洲事件在媒体之间引起轩然大波是可以预见的——2013年10月26日早上，央视在《朝闻天下》播出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而被刑拘在押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录像，当事人向警方坦承自己收受他人钱财，连续发表多篇攻击中联重科的失实报导。很多观众都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央视采访正在刑拘中的陈永洲的新闻节目。节目一出，顿时成为当天社会舆论议论的热点。媒体先于法庭按照司法正常程序审理直接将陈永洲扣上罪名，并在全国观众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郑重道歉，这是典型的媒介审判，未审先判。 媒介审判是一个老话题，但此次央视对陈永洲的报导方式暴露出当下中国媒体对于媒介审判的含糊态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媒介审判的发生也有其必然性。故此，笔者结合这一事件重提媒介审判，以期引起媒体尤其是官媒对该问题的重视，并为重新审视我国媒体的生存环境提供新的视角。 一、我国媒介审判的现状及特点 （一）什么是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的定义最早起源于美国，西方新闻界对媒介审判的定义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1]媒介审判的界定主要是指媒体超越司法正常程序，贸然对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案情分析、定性、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先于法律条文相关规定自行定罪，作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有失其公正、公平性。 （二）陈永洲事件中“媒介审判”的特点 央视（包括新华社）作为中国最具权威的媒体，在这个事件中传播的信息失当，相信是众多人以及新闻传播研究者始料未及的。而这也需要让我们更冷静思考，找出为何今日的媒体，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犯着同样的错误。在嫌疑人还未完全结束司法流程，在法院进行公正审判的时候，央视已经僭越了自身已有的职能，而对陈永洲作出的“媒介审判”。[2]同在报导的语言方面，央视大量使用了“坦承”、“悔罪”等褒贬意义鲜明的词汇，在画面上出现的形象，亦完全将其当做
媒介舆论与司法审判
论媒介审判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案件一：张金柱案件 摘要：1997年8月24日晚，张金柱酒后驾车逆向行驶，将一个孩子撞飞，不治身亡；孩子的父亲和自行车则被卷在车下拖着狂奔，留下一条1500米的血路，张金柱被判死刑。直到今天，“张金柱”仍然是驾车撞人逃逸者的代名词，该案则成了所谓“舆论杀人”的典型。 正文：张金柱为原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以及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1997年8月24日21时40分，张金柱驾驶一辆牌号为豫A54010的皇冠2.0白色轿车，撞着了各自骑车的苏东海、苏磊父子。11岁的苏磊被当场撞飞，将皇冠车的挡风玻璃撞了一个破碎的大窝；他的父亲苏东海以及两辆自行车则被卡在汽车左侧的前后轮之间，逃跑的汽车拖着苏东海狂驰几百米远。义愤之下，发现此情的行人、出租车等一起对皇冠车围追堵截，终于将其逼停。事后，内脏破碎、颅内严重受创的小苏磊死亡。苏东海被皇冠车拖拉得几乎体无完肤，从头到脚，伤痕深深。头发被鲜血浸透，右臂皮肤被摩擦殆尽。 关键词：张金柱媒体舆论司法判决 一：张金柱事件如何传播 1、1997年8月25日，刚刚创办三年的河南媒体《大河文化报》（即现在的《大 河报》）在倒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条新闻：昨晚郑州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着被撞伤者狂逃，众出租车司机怀着满腔义愤猛追；
2、国内多家媒体对此案件进行转发报道，其中包括《北京青年报》、《新闻人物 报》等多家知名报社，并在社会上掀起一股舆论风潮； 3、《南方周末》于1997年12月12日对张金柱事件进行了报道，名为《郑州 惊天大血案开审》； 4、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于10月13日播出了对此案件的调查，激起全 国人民公愤，社会上要求判处张金柱死刑； 5、张金柱案从中原进向全国，成为全国人民愤怒情绪的发泄点。 二：张金柱事件中舆论是否影响司法审判 在全民声讨的强大舆论中，张金柱案走向法庭。 在案件报道过程中，媒体大肆宣扬“不死不足以平民愤”的观念。其中《大河报》就张金柱案发出全国首篇报道，在标题中就将肇事者肇事行为界定为“狂逃”，并在行文中使用了“令人发指”等多种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词语，这些词语给报道加上了个人的主观情感色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使读者在阅读本篇报道时对张金柱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偏差。 但在当天的报道中，并未点出肇事者的姓名，只写到“此人身份待核实”直至肇事者被刑拘后，身份才被披露，即张金柱，曾任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的公众身份成为了舆论的焦点，而在大众心理作用下，官民的冲突则更为激烈，舆论倒向受害者一方。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王民义表态：张金柱恶性汽车肇事案是近几年我省罕见的民警违法违纪犯罪案件，令人发指，天理国法难容！公众人物的表态对于案件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使舆论与民意更加激烈的指责张金